刘　欣

　　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产物。1905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启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20世纪初的中国博物馆，其地位可以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并起到启发民智、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他也是近代中国早期博物馆建设的参与者与践行者。鲁迅作为当时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直接参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他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并对文物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鲁迅认为推广美术教育对社会有益，辅助道德提升，并从精神层面改造国民性，因此他积极主持策划多个展览，希望让博物馆、展览成为对公众进行社会教育、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

　　一、鲁迅参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

　　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其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思想与旧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社会变革，也带来了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社会变革是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逐层深入展开的，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亦是从器物方面到制度方面最后转向文化方面^①。文化处于社会结构最深层与最核心的位置，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旦文化发生变革，社会也会发生全面的变革。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博物馆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一方面受到世界博物馆运动的影响，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关。博物馆的公共性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科学的批判，博物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在当时起到了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作用。

　　国立历史博物馆，是近代中国第一座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公立博物馆，博物馆的筹建离不开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推动，而时任教育司科长的鲁迅曾参与了博物馆筹建的大量实践性工作。1912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同年2月发表《对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其中提出的美育思想为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的建立奠定基础。蔡元培最早提出了博物馆的性质是社会教育机构,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机关,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设备,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部门,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学理论^②。鲁迅对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十分支持，并对该思想进行了实践与发展。1912年8月21日，临时大总统发布任命状：“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此状。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荐字第肆拾玖号。”26日，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按照《教育部分科规程》，鲁迅的业务范围是：主管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1912年6月，民国政府考虑到京师首都尚未有专门的文物典藏部门，便开始计划筹建博物馆，以促进文物的收集和保管，并增进社会教育。由于职责关系，鲁迅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的选址、调查与搜集文物、文物保管、文物研究、筹办展览等诸多事务。在这期间，鲁迅曾亲自到国子监去视察，勘选馆址。1912年6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③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成立，并逐步明确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与定位：“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④

　　1917年，教育部以设在国子监的历史博物馆 “地处偏僻，屋舍狭隘”为由，将馆址改设在端门至午门一带的建筑内，1918年7月迁入午门城楼及两翼朝房内，鲁迅日记中记载他曾经多次前往，由于筹建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繁多，1920年去的次数最多。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故宫前部的端门、午门作为馆址，又经过多年筹备，1926年10月10日博物馆正式开馆。开馆当月，博物馆参观人数即达45020人次。至1926年11月7日止，开幕展览共计接待观众185714人次，占当时北京全城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日平均参观人数为6404人次，可谓盛极一时^⑤。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为中国近代的早期博物馆，将国家、皇室和私人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使鉴赏文物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有的权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了民主的气息，萌发了公共的意识。从开馆初期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自由与平等教育的渴求，对于了解中国古物及历史文化的需求。大众的觉醒意识正在增强，博物馆开始成为一种特定的公共领域，成为了改造社会的一部分。1927年，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规定该馆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而设，又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20世纪的非西方社会的博物馆是教育先行的，启蒙民众、塑造民族国家、传播革命政治话语成为当时博物馆教育的主要内涵^⑥。

　　二、鲁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作为参与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鲁迅对文化遗产非常珍视，他不仅从理论上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还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保护文物，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文物收藏与研究工作，为借鉴中外优秀文化遗产，建设新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规范。

　　1913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了美术的目的和功用：美术可以表现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推行美术必须有利于社会：“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⑦并提出播布美术的措施，建设、保护、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建设事业美术馆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建筑之法,宜广征专家意见,会集图案,择其善者,或即以旧有著名之建筑充之。所列物品,为中国旧时国有之美术品。”^⑧建设美术馆是“建设事业”的首位。当时的中国尚没有或者少有美术馆或博物馆，建立美术馆这样的展示空间，将历史文物或美术品进行公开展示，以启发民智，让文艺为社会而服务，是鲁迅推行美育的目的。

　　鲁迅的美育观点贯穿了他文物工作以及教育工作的始终。在历史博物馆筹备期间，鲁迅负责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征集、购买、捐赠及保管文物、整理档案，为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最初，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只限于原来存放在国子监的一些旧有文物，鲁迅等人认为这些文物虽然珍贵，但是对于建立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来说还远不足，必须多方搜集历史文物。筹备处成立之后，除对原有国子监的物品进行清理、准备陈列外，开始积极到各地区搜集古物及发掘考古现场^⑨。1913年6月2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同夏司长、戴芦舲、胡梓方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⑩记录了当时征集文物的情况。鲁迅也为历史博物馆购买过文物，日记载1921年3月23日，“为历史博物馆买瓦当二个，三元”^⑪。鲁迅还为历史博物馆处理社会人士的文物捐赠事宜，1924年6月24日，“裘子元赠永元十一年断砖拓片一枚，花砖拓片十枚，河南信阳州出，历史博物馆藏。”^⑫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还负责调查“奉天清宫古物”和整理大内档案等工作。

　　鲁迅对文物极为珍视，曾彻夜未眠亲自进行守护。为筹办1914年莱比锡“万国书业雕刻及其他种专艺赛会”，德国派米和伯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借取展品。展品以墨迹、书籍为主，由于中国的纸墨印刷方面在世界上历史最久，被列为展出首位。米和伯与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取得联系，要求一方面通过教育部向历史博物馆借展品，另一方面向社会征集。由此历史博物馆的展品被送往教育部存放，鲁迅在1913年11月20日日记上写道：“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不眠至晓。”^⑬鲁迅整夜对藏品进行守护，直到第二天米和伯将展品取走。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筹备以来首次将藏品公开展览。

　　鲁迅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文物，他自己就搜集了大量珍贵文物并进行研究，他购买过古代钱币、陶俑、汉代画像拓片与善本古籍。1923年7月23日鲁迅捐赠了一件自己购买的文物：“上午以大镜一枚赠历史博物馆。”^⑭目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就展示着鲁迅捐赠的这枚铜镜。该铜镜背面有篆书“福禄寿喜”四字，因而称“福禄寿喜”铜镜。镜中间部位有一钮，上有“薛晋侯造”四字，“薛晋侯”是“湖州镜”著名商号。“湖州镜”不具备汉唐时期铜镜的精美图案和纹饰，多是素地无纹或仅有简单铭文。鲁迅捐赠的这枚铜镜仅有铭文，正是明代“湖州镜”。与这件铜镜并排陈列的还有一件瓷碗，该瓷碗为白底蓝色“寿”字花，名为“青花寿字瓷碗”，碗底有一方形符号，是窑厂的戳记。据专家鉴定，此碗为明末或清初民间窑厂制作的产品（图一）。鲁迅日记中记载了1915年4月11日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瓷碗。据史树青先生介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旧账中，所记“青花寿字瓷碗”名下确有注明“周豫才先生赠”的字样，又据当年历史博物馆的老先生回忆是与捐赠铜镜的时间相近^⑮。1956年鲁迅博物馆建馆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将上述镜调拨给鲁迅博物馆，其后一直在鲁讯博物馆陈列厅展出。鲁迅对古代铜镜也颇有研究，收藏四十多种古镜拓片，但现仅存此一件实物铜镜。1925年，曾作《看镜有感》一文，后收入杂文集《坟》。

图一 鲁迅捐赠给历史博物馆的明代铜镜与青花寿字瓷碗

　　鲁迅对古物的收藏兴趣从他在日本求学时就开始了，当时他喜欢逛神田的旧书店。到北京任职后，鲁迅看不惯衙门习气，加之自身工作的特点，他开始了对古籍的考证、纂辑、核勘工作^⑯。他收集了大量的古书，并且十分珍惜，经常委托琉璃厂本应堂修缮古书，还自己购置修书工具亲自修缮。鲁迅对石刻艺术也非常有研究，他认为要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制度文化，除了看古书，还要看些画像石、碑文之类表现形象的东西。他在琉璃厂搜集了大量画像拓片，其中重点是汉画像，唐以前的碑帖拓片，六朝造像及少量的秦汉砖、瓦当拓片。鲁迅购买这些古物的目的，一方面是收藏保护文物，一方面是进行深入研究。鲁迅多从美术考古的角度去搜集整理汉画像拓片，对汉画像的收藏与研究是他一生的爱好，曾多次计划将收集的汉画像石拓片整理出版。为此，鲁迅做过大量的工作，1926年前，就着手集成《汉画像考》，并计划编印出版，但未能完成。鲁迅曾想编一部《越中专录》，已收集的古砖实物有20余件，后未成书。1924年编就的《俟堂专文杂集》，即是在这十余年收藏积累的基础上选编完成的。此外，鲁迅还搜集了大量古钱币，新出版的金石学著作都及时购买，进而深入研究。在鲁迅的收藏中，艺术价值最高的是原拓版画，他收藏版画的目的更是为了让艺术有利于社会，推动中国革命。

　　三、举办展览：为教育与启迪

　　近代中国第一批的博物馆建设是为了实现一定使命而自觉创建的，如苏东海先生所说，中国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使命型的博物馆，政府和有识之士认为博物馆的科学价值和教育价值是社会改造所需要的，作为这种价值载体的博物馆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而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⑰。博物馆是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产物，救亡图存，开启民智，教育大众，是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建立宗旨。从全球范围的思想史与社会史角度看，收藏是博物馆出现初期的唯一职能；17—19世纪伴随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研究职能兴起；19世纪以后，社会教育职能发展，与收藏、研究职能构成了现代博物馆三职能融合体。因此，博物馆对物的收藏是本质，对物进行研究与阐释，进而施行社会教育是目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收藏、科研和教育职能明确的背景下建立的。鲁迅作为社会教育司负责博物馆筹建的公职人员，参与了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同时依据自己的爱好收藏了大量古物，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收藏与研究需要与教育相结合才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因此，最基本的实现教育目的的实践方式就是举办展览，鲁迅在教育部期间曾经参与筹办两个展览，并带学生参观过博物馆，他离开教育部之后，还以“艺术为大众”的教育目的举办过多次展览。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看,博物馆教育是根据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藏品以及相关材料,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向广大观众传播科学、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理想、道德和审美教育^⑱。在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后，举办展览是进行审美及文化教育的首要方式。1912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在次年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展览具体工作由分管博物馆、展览会的第一科主要负责，鲁迅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1913年3月31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⑲最终选定了教育部礼堂作为展览会场，随后着手布置，11月6日：“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⑳后因为爆发“二次革命”，展览会延期至1914年4月21日在教育部礼堂开幕，展出了字画、玩具、刺绣等，展出时间两个月。鲁迅经常到会场值班，甚至周末都不休息。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搞这样的展览会在教育部还是第一次，许多参加工作的人不知如何着手进行，如果不是由鲁迅等几个人指挥布置，那就不知弄成什么样子了^㉑。鲁迅日记中多次记录鲁迅到展览会办事，下午五六点才下班回家，展览开幕后，日记记载到会场现场的次数有五次，其中5月份就去了四次。展览会结束后评选出甲等奖151人，乙等奖423人，出版《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后选出125件展品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鲁迅还参加了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学习成绩展览会”的相关工作，展览会于1915年8月开始筹备，鲁迅被派为干事，在展出期间，具体事务繁多，依然是星期天都不能休息，参加展出的共有全国68个学校，展出的时间为1916年3月15日至4月14日，为期一个月。

　　由于当时国立历史博物馆还处于筹备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参与筹备的展览并不是博物馆的常规展览，但这些工作为他后来举办版画展览打下了基础。1926年8月，鲁迅离京南下，不再担负教育部的职务，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社会文化变革与教育青年上面。鲁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奠基者和倡导者，他通过各种方式在推行着美术教育理念，其中举办展览就是教育方式之一。鲁迅独立举办了以下三个展览：1930年10月4日至5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狄思威路日侨“购买组合”第一店二楼，举办中国最早的新兴版画展览“世界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千爱里40号，举办“德俄木刻展览会”；1933年12月2日至3日在上海老靶子路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鲁迅自己举办的展览，多是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外国原拓版画作为展品公开展出，目的是将各国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国内的木刻青年，给青年以借鉴和启迪。此外，鲁迅参与策划了1931年“十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在鲁迅的帮助下，1934年3月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为题的中国绘画展览在法国毕埃利画廊展出；1934年底，鲁迅指导“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展出、寄送展品。鲁迅认为“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㉒。鲁讯认为，看原作的展览可以锻炼鉴赏能力，提高审美能力，甚至可以激发创作热情与增强民族国家意识。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曾在八所大、中学校兼课，其间他曾带学生参观国立历史博物馆。1925年4月20日，“午后往女师校讲，并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㉓当时去参观的许广平在《青年人与鲁迅》这篇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这件事：“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气的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有各种铜器，有一个还是鲁迅先生用周豫才名捐出的。其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真不少，胜过我们读多少书，因为有先生随处给我们很简明的指示。”^㉔从此段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展览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博物馆也发挥出了学校以外教育机构应有作用。

　　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鲁迅明确提出了推行美育的社会意义。他对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会、剧场等传播美术与实施美术教育的公共场所的解读，是建立在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审美情趣的时代发展需求上的，这也与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相契合^㉕。展览的公共性，让更多的公众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真正实现了“艺术为大众”服务。在鲁迅所生活的年代，博物馆、各种展览会成为了对公众进行社会教育的工具，希冀起到唤起民族自我觉醒、改造国民性的作用。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建设都具有社会教育先行、塑造国民公共意识、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倾向，蔡元培提出博物馆在校外教育和美育方面的重大功用，鲁迅则投身于早期博物馆的建设，并且自觉从理论高度对博物馆及其展览进行思考和认识，阐扬博物馆在美育方面发挥的作用，提出推行美育的举措。尽管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国立博物馆还没有正式开馆，但是他的工作职责已经包括了文物征集、文物保管、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等方面，可以说鲁迅是近代中国博物馆建设的践行者。虽然鲁迅后来没有继续从事博物馆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始终秉承着教育青年的理念，把美术教育置于改造国民性的目标之内，通过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举办展览会等方式，将革命性的美术作品进行公开展示，展览始终保持教育与社会公益的目的。鲁迅要求艺术家的作品“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㉖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强调文艺为人生、为农工、为社会服务的思想。由此可见，鲁迅等中国近代的文化精英已经将博物馆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将展览作为实现社会教育的手段。而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较之过去，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博物馆的类型以及博物馆的业务活动都在不断拓展，但是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与基本职责没有变，近代中国早期博物馆建设的理念与精神依然值得思考与借鉴。

　　①陈为：《博物馆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年硕士毕业论文，第11页。

　　②秦素银：《蔡元培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4期。

　　③鲁迅：《壬子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页。

　　④《中央纪事：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原文载于《教育周报》（杭州）第48期，1914年8月15日。

　　⑤李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开馆后展览制度的累积》，《文物天地》2015年第12期。

　　⑥尹凯：《博物馆教育的反思——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2期。

　　⑦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⑧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⑨李万万：《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初期的展览研究》，《文物天地》2015年第11期。

　　⑩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页。

　　⑪鲁迅：《日记第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

　　⑫鲁迅：《日记十三》，《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2页。

　　⑬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

　　⑭鲁迅：《日记十二》，《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60页。

　　⑮叶淑穗、杨燕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3页。

　　⑯陈国民：《鲁迅和北京琉璃厂》，《文史精华》2001年第2期。

　　⑰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⑱安来顺：《当代博物馆教育理念辨析》，《北京博物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⑲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页。

　　⑳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㉑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㉒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5页。

　　㉓鲁迅：《日记十四》，《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2页。

　　㉔许广平：《青年人与鲁迅》，《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20页。

　　㉕刘欣：《展览会：鲁迅的美术教育实践》，《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期。

　　㉖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