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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清代和硕庄亲王施地碑文考释

日期:2024年10月15日    来源: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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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晓文

  海淀区蓝靛厂附近所见清代“宗令和硕庄亲王撰”文碑刻一通,碑文为和硕庄亲王所写,主要内容是为兴复坐落于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塞北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将个人名下“昌平州属马房、常乐、上庄三村”地亩、租钱等舍予此庙主的情况。至嘉庆十八年(1813)人们将这篇碑文刻上,以职爵之位“宗令和硕庄亲王”称呼,并额题“香烟长留”。正如碑文所述“以依周制善人是富之义,则予为立言之意也。夫爰勒诸石,以志不朽”。可知碑主是一位热心促进功德事业的朝廷命官,受到社会及民众的敬重和爱戴,于是勒石镌刻功德,立碑为颂,故称之为“和硕庄亲王功德碑”。

  时至今日“悟真观”形式上的建筑实体已不复存在,但仅从这方遗存的碑刻中,方能有幸读取到这座清代道教庙宇的地理方位、与之相关的地名、地方建置、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信息,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边疆民族关系等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一、碑刻形制及录文

  碑为螭首雕龙方座,首身一体(图一)。碑体通高354厘米,宽121厘米,厚43厘米。碑首浮雕蟠龙缠绕,碑额楷书题“香烟长留”;碑身边框浅浮雕双龙戏珠云纹图案;碑文楷书竖刻,共11行。碑底座为长方体,四周侧面采用浮雕技法,前后两侧面雕有双龙戏珠云纹图案,左右两侧面为江崖海水瑞兽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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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和硕庄亲王功德碑碑阳

  碑厚重高大,造型规整,雕琢精美,气势恢宏,是明清时期一直被帝王贵族豪门使用的碑式。碑身下半部因经长期侵蚀磨损而留有大片孔洞痕迹,致使部分字体缺失、字迹漫漶不清而无从辨识。

  附:碑刻录文

  额题:香烟長留

  碑阳录文:

  盖聞神道設敎,保民無疆,而庙宇以興由来尚矣。然鸟革翚飛之殿坒,有未大而傾欹者,两榛莽荒卉之敗院,亦有突然而輪奂者,何以故?唯在司守者之得人否耳。若乃规模猶是,視往昔而日隆,稱謂纇羣。自别有其真蕴,道缘日廣,津梁益著,不誠難其人哉!悟真觀,塞北阿拉善王之庙也。舊有香火地壹佰贰拾畆,坐落在香山附近。年中住持進益,唯此而已。□道也□□。陈智爽带其徒王信平住此以来,十年有馀。予以公退之暇,時至其地,見其内外井井料理有方,養性於常清常净之歲。觀心於非空非色之間,恭立言悟道德,可谓之□一□□□第,以進益有限,養赡不敷,予心常戚戚焉。雖曰餐风臥雲,茹芝鍊玉,不膏梁而饱者亦道家之本也。然非積功满千,多歴年所,亦不可虚言□兹□夫,论□□□□□□□。

  昌平州属馬房、常樂、上庄三村。其地共拾壹段,每年可收租钱贰百馀吊。自今以往,予将此地付此庙主,為□来春临之□□□而其祭□之资,永□□□□□□□□□□□□中由智爽而一興一,以依周制善人是富之義,則予爲立言之意也。夫爰勒诸石,以誌不朽。

  計開

  馬房地畆 頭段顺道地二十三畆 二段枕頭地二十畆 三段道口(西)地二十二畆 四段村北地三十一(二)畆

  常樂地畆 頭段碑碣地二十 二段地二十畆 三段地五畆 四段地六畆 五段地□□畆

  上庄地畆 頭段橋南地一頃 二段岔道地四十畆

  以上三處共地十一段三佰零壹畆

  尾题:宗令和碩莊親王撰

  大清嘉慶十八年歲次癸酉季春之月榖旦立

  二、碑文的解读与考释

  (一)碑文所见塞北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

  我国民间道教所信奉的神祇,有执掌人间重要事的自然神,如风雨雷电山川神,还有带明显人格特征的英雄神或文化神,比较典型的是关帝、文昌神。

  由于塞北阿拉善蒙古几代王爷在历次巩固边疆的战斗中,神武善战,协天护国,涤荡域内的异族势力,为巩固边疆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称为有功于朝廷、社会和民众的名臣英雄,进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俗神“忠武战神”的英雄神。

  道教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最早称“治”,后来称“馆”和“观”,其规模大的也称宫,随着历史的演变,最后被人们称为“道教宫观”,它是道教文化的物化实体。不过在民间,一些祭祀俗神的宫观也称庙,其中极少数的宫观还有称作庵的①。

  由此,人们把祭祀英雄俗神阿拉善王的宫观也就自然称为了“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

  清代朝廷重视对神权的控制和利用。清雍正年间,朝廷认可对民间俗神的祭祀,哪些神能享受官方祭祀,享受什么等级的待遇,皆著为国家祀典。祀典是朝廷的正式礼仪制度,也是神道设教的政治导向。道教对地方神、民间俗神的吸引,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依据于朝廷祀典。此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各种盛行于民间的俗神信仰,也陆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和支持,如此一来,民间俗神的祭祀活动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②。正如碑文首题“盖闻神道设敎,保民无疆,而庙宇以兴由来尚矣”。

  阿拉善王之庙,据北京市档案馆《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记载:“悟真观……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可知其与香山健锐营同年建造,笔者推测清廷通过建庙并定期举行祭祀英雄神灵阿拉善王的活动,其用意是一方面能深远影响着西郊京旗外三营官兵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为激励健锐营将士英勇善战、誓死保卫边疆安定的精神,激发将士的战斗热情。

  古代寺观也是朝廷治国安民的工具之一。乾隆皇帝曾经说过:“修一座庙,胜抵十万兵。”雍和宫里的“喇嘛碑”里,乾隆毫不忌讳地讲述了清朝政府推崇藏传佛教的原因。“他们知道宗教信仰对一个社会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更知道作为统治阶级的他们,主动地认可并接受汉民族的宗教信仰,会带来整个社会对他们统治的拥护,甚至感激”③。“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的建立,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围绕“悟真观”所见相关历史资料的解读

  据统计,民国年间北京市政当局曾经在1928年、1936年、1947年对北京传统庙宇进行过3次登记。目前针对“悟真观”的相关历史资料,除了上述碑刻文字,仅见于《北京寺庙历史资料》④的如下记载:

  657 悟真观 坐落西郊第三分署横街一号,建于乾隆十四年,属私建。本庙面积五亩零一厘二毫,正房五间,厢房五间,均坍塌;附属土地十七亩零一厘八毫。管理及使用情况为佃户交租,此庙由白云观管理使用。庙内法物有神像两尊,倾圮无形,大铜钟一口,另有石碑一座。

  经85 悟真观(道庙)坐落西郊南坞村横街村一号,建于乾隆十四年,属私建。不动产房基地五亩零一厘一毫,耕地十七亩零一厘八毫,房屋八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作香资膳费用,庙内有旧石碑一座,楸树三棵。

  依据北京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统计,1947年北京尚有一千多座传统宗教的寺庙。

  1.“悟真观”寺庙性质考析

  依据上述资料,该庙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属私建庙。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悟真观是清廷用来祭祀塞北蒙古阿拉善王之庙,说明应是由皇室批准建造或者皇家出资兴建,为何资料中却认为是私庙呢?根据刘小萌先生的研究,小型寺观多具有比较单一的私有性质。清代京城,佛道流行,寺观众多,形态迥异,大小悬殊,关系复杂。即有“敕建”“私建”“官修”“官庙”“私庙”等区别。问题还在于“敕建(皇室)”庙未必都是官庙,而官庙的领属关系和生存方式又大相径庭。所谓“私庙”,则是相对“官庙”而言的,实际说明的只是其民间性质,产权关系则相当复杂。私庙内部包含了个人所有、家庭或家族所有、单一村落(街道)或多个村落(街道)所有、特定人群(如京西八旗各驻防营、京南行业或同乡会馆)所有等不同情况⑤。

  寺庙为赡养僧道及组织宗教活动,需拥有数量不等的资产。其中,作为不动产的寺庙土地即“香火地”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官方史书中,关于民间土地的记载相当零散,反之在寺观的地产碑、施地碑、功德碑中却保存着这方面的丰富资料,成为难得的基本史料。碑文载“悟真观……旧有香火地一百二十亩”,它虽带有宗教色彩,但对土地的经营,与世俗地主并无区别,大多数仍采用招佃(招募佃农租种土地)收租的形式;又据碑文“年中住持进益、陈智爽带其徒王信平住此以来十年有余”。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是:首先,悟真观于后来走向衰微之际,住持发生了变更,产权被转让给私人;其次,碑刻中又提到“昌平州属马房、常乐、上庄三村,其地共拾壹段。每年可收租钱贰百余吊,自今以往,予将此地付此庙主”。和硕庄亲王作为清皇室代表,将私人名下的昌平州三处田地及其租钱(地租租银)赐给了悟真观庙主,就表明依附于这些田地的佃户也应为一同转授,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佃户就是靠租种土地谋生的农民,与土地具有固定的依附关系。这与后来寺庙档案所记录的“管理及使用情况为佃户交租”相一致。因此,在最终的官方记录中变成了私庙。同样的例子还有海淀区的延庆寺、法华寺都是建于明代的寺庙,且为“敕赐(建)”,但在《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也标注为私庙。

  2.“悟真观”所处地理位置及相关海淀地名考析

  清代中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和军事需要,京旗外三营圆明园护卫营、香山健锐营和蓝靛厂外火器营均设在京城外西北郊今海淀区内,西望西山诸峰,南临京西重镇蓝靛厂(图二)。

图二 京旗外三营与香山位置关系图(局部)

  《帝京景物略》记载,安陆何宇度在《游摩诃庵》和《中峰庵》中分别写道:“西山今且望,庵隐当山游……”“西山山尽寺,此地更深深……”⑥表明北京西郊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建寺庙众多,与碑文所述“悟真观……坐落在香山附近”相合(图三)。

图三 清代京郊外火器营南坞村(横街)位置图

  首先,它与京旗外三营之健锐营的位置距离相近,健锐营驻地即在西郊海淀香山脚下,健锐营因平定收复偏居川西一隅的金川地区,稳定了整个国家的西南边陲,得胜归来的健锐营,就被继续安置在西郊香山,一直保留至今。

  其次,综合《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的三次登记信息:“悟真观(道庙)坐落西郊第三分署(南坞村)横街(村)一号。”《海淀区地名志·政区聚落地名篇》记录了“横街”位于老营房西北,昆明湖南路东,主街南北走向……⑦。再据《2014年海淀自然村名单》信息登记表的记录:“蓝靛厂横街,……2001年整体拆迁,原址建成世纪城小区。”而庙内这通石碑被世纪城小区居民及我单位工作人员发现时,也恰好立于今海淀南坞曙光街道世纪城小区西部的花园空场内。另据北京市规自委海淀分局2019年5月对新修“横街路”命名预案的公示:道路位于海淀区曙光街道汇佳幼儿园南侧,呈东西走向,东起蓝靛厂西路,西至汇佳幼儿园西南角……因道路位于原横街村附近,为保留历史地名,传承文脉,拟将道路命名为“横街路”(图四)。

图四 “横街路”位置示意图

  综上所述,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与京西蓝靛厂广仁宫(西顶娘娘庙)、立马关帝庙等庙宇共处于京西蓝靛厂火器营区域。它坐落于海淀南坞原横街村(今曙光街道世纪城小区),与碑文中所记述的“坐落于香山附近”相吻合。火器营营区纵然已踪迹全无,但是现有部分建筑遗存,并有许多与火器营相关的地名传世,比如著名的横街、永山宅院、老营房路、火器营桥等(图五)。

图五 北京西郊海淀“悟真观”位置图

  3.为兴复“悟真观”,和硕庄亲王捐献地亩所涉及的地方建置与相关地名考析

  碑文载“昌平州属马房、常乐、上庄三村。其地共拾壹段……予将此地付此庙主”。

  历史上(1949年7月以前)海淀区没有设置单独的行政建制,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

  首先是关于“昌平州”的建置。明清时期,昌平县包括今北京市昌平区和海淀区北部,宛平县领地则包含今西城、门头沟、石景山三区的全部,另外包括丰台、海淀两区大部以及大兴区的部分,一直延续到1928年。可以确定今海淀区南半部分一直属于宛平县,而北半部属于昌平县。

  其次是关于“常乐、马房、上庄三村”的归属演变。据资料记载考证如下:常乐,最初为元代村名,明《永乐大典》中顺天府在“申明亭”“乡社”“军屯”目中称“常乐社”“常乐里”。清康熙年间仍称“常乐社”“常乐里”。光绪年间称“常乐村”⑧。

  京师西北郊的上庄地区,清初称榆河乡,亦称玉河乡,隶属昌平州,今称上庄乡。《光绪昌平州志》卷四《土地记第三下》记载:“上庄村采访册:距城二十五里。东至皂角屯一里,南至大牛房六里,西至常乐村四里,北至东小营二里。南至小榆河六里,西南至大马房四里,东北至永太庄三里,西北至八家村四里。”⑨

  “常乐村采访册:距城三十里。东至上庄三里,南至马房二里,西至前沙涧五里,……西南至苏家坨三里,东北至东小营三里,西北至后沙涧村五里。”

  “常乐大马房采访册:距城三十里。东至小榆河五里……西至苏家坨四里,北至常乐村二里,……东北至上庄三里,西北至前沙涧村五里。”“常乐小马房采访册:距城三十里。东至大马房二里,……西至苏家坨二里,北至常乐村二里,……东北至上庄四里,西北至前沙涧五里。”⑩

  根据以上资料的描述,明清时期常乐村即今上庄乡常乐村,《光绪昌平州志》一书中所标出的“马房村”曾被称为“常乐大马房、常乐小马房”。常乐村又于1958年3月并入海淀区⑪。

  无论是从历史资料记载,还是地理位置上来看,都可以推断清代昌平州属的常乐、马房、上庄三村所处位置,隶属于今北京海淀区。

  (三)碑文所示历史人物考

  1.满清皇室宗族“和硕庄亲王”

  (1)显赫的政治地位

  和硕庄亲王是清代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为清朝皇族中袭封最高等级的爵位。首任庄亲王为皇太极第五子硕塞,因其为清朝统一中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于顺治八年(1651)被封为“承泽亲王”。

  第二代庄亲王博果铎于顺治十二年(1655)承袭亲王爵位,改封“承泽亲王”为“庄亲王”。史料有明确记载:“宗人府题奏,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子博果铎,请袭封和硕承泽亲王,得上曰:博果铎著封和硕庄亲王。”⑫

  和硕庄亲王在宗室王公中享有最高级别,并能参与朝廷政治活动,源于“世袭罔替”的支系变更。因硕塞子博果铎无子嗣,第三代庄亲王就由康熙十六子允禄承袭。雍正登基后,雍正元年(1723)任命允禄为内务府总管,“内务府是清朝特设的管理皇室事务的特殊机构”⑬,对内掌管宫内祭祀、皇家宫廷事务、内务府及附属机构的人事日常等,同时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包括外藩进贡),体现了皇权对庄亲王世系的不断加强。庄亲王允禄得到了雍正帝重用,还辅政乾隆帝,成为雍乾时期第一皇族高官,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地位。

  清代被追封的庄亲王共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胞弟,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之父舒尔哈齐,因跟随努尔哈赤征战,顺治时被追封为“和硕亲王,谥曰庄”⑭,但是此“庄亲王”封号与硕塞的承泽亲王封号没有任何联系。二是允禄第二子弘普,卒于乾隆八年(1743)。由于允禄高寿,世子弘普先逝而未做过亲王,但其子永瑺袭爵后,就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

  据上述资料“悟真观……建于乾隆十四年”,但弘普先逝于乾隆八年,此时的悟真观还没有建庙,可以推断碑文所指的“和硕庄亲王撰”文应该不是弘普,可能是后世亲王所为。

  第五代庄亲王永瑺为弘普的第二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承袭庄亲王爵位,深得乾隆帝的信任和赏识,后被授予都统职务,“以庄亲王永瑺管镶红旗蒙古都统”,重掌管理宗人府和觉罗学。

  第六代庄亲王绵课,从十二岁过继给庄亲王永瑺为嗣,乾隆五十三年(1788)袭和硕庄亲王爵位,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乾隆年间,主管祭祀等家族事务,嘉庆年间,政治活动增多,其间担任过正红旗蒙古、镶蓝旗满洲都统八旗、正白旗侍卫内大臣等内部职务,后又总理健锐营事务。特别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绵课因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进宫控制了“癸酉之变”而受到嘉庆帝赏识,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依据以上所述任职期限及职务范围等信息分析,绵课袭爵庄亲王,发生在悟真观建庙后;他主要执掌蒙古满洲都统八旗,服务于蓝靛厂;总理健锐营(与悟真观建于同年)事务。此碑刊刻于嘉庆十八年,功德碑又主要是褒扬当时仍在世的人,种种迹象表明为悟真观捐地并撰写碑文的和硕庄亲王绵课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2)无与伦比的经济特权

  庄亲王在北京的府邸规模宏大,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大街的太平仓,王府占地75600平方米,居于北京各王府的前列,由于受到雍正、乾隆重用,雍正还把北京城外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家园林熙春园,转赠给了内务府庄亲王允禄,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除皇宫外最大的就是庄亲王府⑮。

  庄亲王的收入分为俸禄、赏赐和王庄三个方面,俸禄按照爵位的级别发放,亲王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两千斛,还享有不定期的封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等,如乾隆八年,允禄子弘普病逝,乾隆帝“命赏庄亲王允禄银一万两,料理公弘普丧事”⑯。

  除此之外,王庄也是庄亲王的收入来源之一,清统治者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地,主要包括粮庄、银庄、瓜菜果园等,庄亲王作为第一等级的亲王,分到田亩数量达几十万亩,特别是庄亲王允禄袭爵后,庄地星罗棋布。

  由碑文可知,和硕庄亲王一次就捐地三百多亩,他实际拥有的地亩应该更为可观。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皇室王族所享受的待遇和特权可见一斑。

  2.和硕特部蒙古亲王“阿拉善王”

  碑文中提到“悟真观,塞北阿拉善王之庙也”。“阿拉善”意即为“贺兰山”的音转。魏源《圣武记》卷三:“贺兰山厄鲁特者,俗所谓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贺兰山,亦名阿拉善山,皆语音之转,地在河套以西。”⑰清初,厄鲁特蒙古的一支阿拉善和硕特部就居住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右旗。

  阿拉善旗王世袭,历代旗王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姓博尔济吉特氏。几代阿拉善王积极效忠于清廷,屡次参与反对边疆分裂势力的斗争,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首任旗王和罗里,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上书请求牧地,获得了正式受封的牧地并住牧阿拉善。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康熙帝亲征讨伐噶尔丹的昭莫多战役中,以和罗里为首的阿拉善兵参加反对噶尔丹的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康熙三十六年(1697),和罗里被授予贝勒爵位和札萨克印章,并设立阿拉善和硕特旗,直辖于理藩院。和罗里曾亲赴北京朝见,康熙接见了他,“赐宴毕照大台吉例,颁赏仍以上服貂裘赐之”⑱,双方建立密切关系。

  他在位10年(1697—1707),具有政治远见,为人刚毅,创立旗部,提倡汉学,反对分裂,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故而清廷特意在北京为“塞北阿拉善王”建庙祭祀。

  三、余论

  这通碑还承载着满蒙关系发展的重要信息。碑文载:“年中住持进益,唯此而已……以进益有限,养赡不敷,予心常戚戚焉。”面对阿拉善王之庙走向衰落之际,为兴复这座道教庙宇“悟真观”,以清廷皇室宗族为代表的和硕庄亲王,不惜将自己名下庄园的地亩和租钱捐于此庙,反映出清代满蒙贵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蒙关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清朝实行盟旗制度

  清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各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清初在维护满族贵族利益的同时,也必然会照顾到汉族和少数民族上层利益。

  清廷为处理日益繁多的民族事务,将原崇德元年(1636)所设专门管理蒙古民族政务的机关“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管理蒙古、藏、回王公的封袭、赏赐、朝贡、联姻、会盟等事务⑲。中央政府按49旗之例设阿拉善和硕特旗,阿拉善在内蒙诸旗中具有独特地位,直属理藩院管辖,属于清朝的中央直属旗,它是清政府稳定蒙古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清朝实行盟旗制度,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阿拉善蒙古完全臣服于清政府。

  2.蒙古贵族主动示好

  蒙古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元朝时期曾经是占领中原的统治民族。明代被迫开始迁往漠北、漠西,由于历代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长期形成了一种内聚力,蒙古族认为与明代有夺位之仇,而极力亲近清政府。阿拉善蒙古自形成之日起,鉴于西北复杂的局势主动示好,便与清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清控制西北边疆的重要据点⑳。清政府依靠蒙古势力以治攻乱,消除了边疆地区战争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满蒙政治联姻

  清朝采取政治联姻的和亲政策,表现为制度性联姻、主动遣嫁、备指额驸几种形式。阿拉善蒙古是清代西部蒙古诸部中唯一与皇家有联姻关系的部落,而且世代通婚(见表一)。

表一 清皇家与阿拉善蒙古联姻总表(局部)㉑

婚姻当事人及其身份

皇家出嫁女之生母及出嫁女相关情况

定婚或成婚时间

皇家女所嫁蒙古额驸或皇家男所娶蒙古女

史料出处

庄亲王博果铎第三女 郡主

庶福晋石氏(石贵之女)所出,抚养宫中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

嫁额鲁特郡王阿宝

《玉牒》28号49页

康熙帝之子 贝勒

允祎

康熙末年

娶额鲁特郡王阿宝之女

《爱谱》甲册1078页

庄亲王允禄第八女 县主

侧福晋王氏(王存仁之女)所出

乾隆三年十一月定婚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成婚

嫁(阿拉善)罗卜藏多尔济

《玉牒》290号满文本

  依据表格,几代阿拉善王的联姻对象均为和硕庄亲王皇室宗族,通过相互嫁娶,形成了联姻结好的稳固姻亲关系,在清廷平定西北过程中屡立战功的阿宝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亲王,皆为清皇室的额驸。满蒙联姻推动了具有特殊君臣身份形式的政治联盟,显示了阿拉善蒙古在清皇室的崇高地位㉒。世代联姻让清政府也彰显了亲和力,阿拉善蒙古屡次主动出征西北战事,客观上对我国西北统一、边疆稳定做出了贡献。

  嘉庆以后至清末,阿拉善蒙古王公与清皇家的通婚,依然维持着双方的姻戚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和硕庄亲王为兴复阿拉善王之庙悟真观而捐献大量地亩及租钱的功德之举了。


  ①佟洵:《试论北京道教宫观文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②徐立明:《权力制度下的狂欢:明清以来上海地区的俗神信仰》,《消费导刊》2008年第2期。

  ③吴效群:《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庙会》,《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

  ④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96、594、689页。

  ⑤刘小萌:《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关于什刹海观音庵契书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⑥[明]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帝京景物略》卷六《西山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8页。

  ⑦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⑧王松:《大觉寺<大明敕谕>碑考述》,《北京文博》2010年第3期。

  ⑨⑩[清]缪荃孙、刘万源:《光绪昌平州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8、143页。

  ⑪王彬、徐秀珊主编:《北京地名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⑫《清世祖实录》卷54,中华书局,1985年,顺治十二年乙未六月己卯。

  ⑬关嘉禄:《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⑭《清世祖实录》卷75,中华书局,1985年,顺治十年癸巳五月乙酉。

  ⑮程丽君:《清代庄亲王世系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⑯《清高宗实录》卷187,中华书局,1985年,乾隆八年癸亥三月丁丑。

  ⑰ 转引自额尔敦巴特尔:《西套阿拉善蒙古族的由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⑱徐晓萍:《论清初阿拉善和硕特部与清政府的关系》,《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⑲齐心主编:《图说北京史·清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⑳㉒梁丽霞:《清前期出兵西北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5期。

  ㉑杜家骥:《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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