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敏

　　围棋是中国古代先民发明的一种智力游戏。相传为尧创造以教其子丹朱，或说舜发明以教其子商均，但均无确凿的证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围棋运动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时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如由契丹族建立的辽代政权，辽和北宋长期对峙，但是关于辽代围棋运动的研究成果与同时期的北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笔者搜检到的关于辽代围棋的文章只有寥寥数篇，而且大部分文章写的是辽代体育运动，围棋运动只为其中一部分。目前，还没有关于辽代围棋运动的全面论述。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全面梳理围棋运动在辽代的发展轨迹。

　　一、辽代围棋棋具出土及存世情况

　　关于辽代的围棋运动，我们在史料中能够找到的例证不多。究其原因：首先，辽朝统治时期，实行严格的书禁政策。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书籍传入中原，擅自向中原传递文字书籍将被问斩。《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原者法皆死。”其次，金灭辽时，女真人实行了毁灭性报复。笔者通过有关辽史史料的检索，关于辽朝围棋运动的史料记载有二：一为《契丹国志》载：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藉草围棋”就是说契丹人或是坐在草垫上下围棋，或是在草原上随处将野草划拉倒后，席地而弈。由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朝时期人们对围棋的喜爱程度。一为《大金国志》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史料中的南征中原，指的是公元1122年12月金兵由居庸关南下，不战而得燕京（辽南京）。辽臣韩昉以及“中国儒士”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用。这条史料说明，围棋运动直至辽朝末年仍流行于辽朝境内。而且，对金朝的围棋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史料的缺乏，辽朝围棋运动的开始时间，已无从可考。

　　虽然关于辽代围棋运动的史料记载很少，但是让人欣喜的是，辽代墓葬及遗址出土了很多围棋实物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通过检索考古发掘报告可知，已有16座辽代墓葬出土了与围棋运动相关的实物例证。另外，辽代窑址及田野也发现了一些围棋棋具。根据这些出土文物可梳理出辽代围棋运动的发展脉络。

　　1.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西孤山辽墓^①

　　1954年，西孤山辽墓出土了黑白围棋子76枚。黑白子皆为陶质，圆饼形，上有模印花纹。现存于锦州市博物馆。该墓墓主为萧孝忠，生活于辽圣宗、道宗时期，贵为国舅，身份显赫，曾任东京留守，葬于辽大安五年（1089）。

　　2.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布沟辽墓^②

　　1965年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布沟辽墓出土围棋的棋子总数95枚，由黑、白两色棋子和两个铁丝编棋篮组成。棋子呈圆饼形，边缘微鼓，两面均沿边缘向内凹至面心微鼓，其中黑子为煤晶石所制，白子为白石所制。它们的直径均在1.9厘米左右，厚约0.5厘米。棋盒为铁丝编制而成。

　　3.辽宁省朝阳市纺织厂院内辽墓^③

　　1966年，朝阳市纺织厂院内施工时发现一座辽代墓葬。该墓出土黑白围棋子各186枚。白子为玛瑙质，黑子为石质，黑白子皆直径1.6厘米、厚0.8厘米，两面微凸。棋子具有光泽，应是在磨制后又进行了抛光。围棋现存于朝阳市博物馆。该墓主人为常遵化，生活在辽世宗、景宗、圣宗时期。身为汉人的常遵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了辽朝的地方官。曾任霸州文学参军、霸州归化县令、观察判官。

　　4.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M7）^④

　　1974年5月，叶茂台辽墓群7号墓出土了一幅以围棋为题材的绢画，该画被命名为《山弈候约图》（也称《深山会棋图》）。画为长方形，长106.5厘米、宽54厘米。画面整体以青绿山水为主色调，画中主峰和左边直峰相对，形似一阙门，从“阙门”露出一片楼阁长廊，院中二人相对坐而弈，旁有一书童持物而来。画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墓主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专家推测应是辽朝皇室耶律氏的一位公主。该墓为辽景宗（969—982）时期。

　　5.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10号墓（M10）^⑤

　　1975年6月，叶茂台10号墓出土黑白围棋子20余枚。黑白子皆为石质，规格较小，双面微凸，加工粗糙。由于该墓早期被盗，故围棋子残缺不全。

　　6.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村辽墓^⑥

　　1977年4月，白塔子村辽墓出土围棋棋盘和围棋子155枚。围棋棋盘在墓内供桌下的一方桌上，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涂白漆，木质已朽。在桌心长、宽30厘米处布有围棋子，在纵横各十三行的棋盘上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另外还有8枚黑子、3枚白子未在棋盘上。出土黑子79枚，白子76枚，共计155枚。出土时的这种情形，显示的应该是黑白子正在对弈中。这组围棋现存于赤峰市博物馆。

　　7.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⑦

　　1985年7月，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修建大苹果基地水库时，发现一处辽代墓地。1986年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暴露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编号为3号的墓葬，出土了80余枚围棋子。棋子为木质，中间厚、边缘薄，两面涂白，直径1.6厘米、最厚处0.5厘米，有的已残。根据出土墓志载：该墓墓主人是辽景宗的孙女——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及驸马萧绍矩。公主死于开泰七年（1018），时年十八岁。驸马先于公主而逝，死时约30岁。

　　8.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⑧

　　1991年12月5日，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勿苏牧民家挖菜窖时发现文物，经文物工作者确认为一座辽墓，该墓出土了27枚围棋子。棋子为小圆饼状，系采用较细的黑白两种黏土捏制而成，质地坚硬。白子24枚、黑子3枚（其中形状相似的河卵石两枚）。直径1.3—1.6厘米。这座墓葬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形态来看，属于辽代中晚期。另外，从墓内葬具柏木小帐及随葬品中的铜带饰来看，该墓的主人应为一般契丹贵族。

　　9.河北省张家口宣化辽墓^⑨

　　1993年3月，河北省宣化7号辽墓出土围棋壁画——《三老者对弈图》。壁画在甬道木门门额上的半圆形堵头上。画的内容是中间一人戴硬脚幞头，穿袍服；左侧为一束髻老者；右为一僧人模样，中间是采用写意手法所画的棋盘。三老者右侧三个侍童，天空有飞鹤。此墓主人为大辽归化州清河郡张文藻夫妻。据墓志可知，墓主人张文藻死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道宗大安九年（1093）与其妻贾氏合葬。

　　10.内蒙古奈曼旗白音昌营子辽墓^⑩

　　1993年9月，内蒙古奈曼旗白音昌营子辽墓出土黑白围棋子30余枚。黑白子皆为石质，双面微凸。围棋现存于奈曼旗王府博物馆。

　　11.内蒙古赤峰宝山1号墓^⑪

　　1993年冬，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的一座辽墓被盗。1996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旗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围棋子。棋子为蚌质，一面平、一面圆凸。直径1.3厘米、厚0.45厘米。根据墓内出土题记载，墓主人为勤德，年仅14岁，系“大少君”次子，从墓葬随葬品的奢华程度及银丝网衣的使用，可知墓主人应为高等级契丹贵族。题记还记载了墓主人下葬时间是天赞二年（923），可见该墓属于辽代早期。

　　12.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墓^⑫

　　1993年9月，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知足山乡罗匠沟村因山洪冲出一座辽墓，出土一副完整的围棋子，黑白各180枚，共计360枚。但是由于大部分被盗墓者卖掉或失落，现仅存5枚。白棋子为天然玛瑙加工而成，黑棋子为黑色玉石即墨玉磨制而成。黑白棋子均为双面微凸。因该墓内没有墓志铭或其他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实物出土，故墓主人的身份无从考证，但是从墓葬形制、墓葬规模、陪葬品的数量及等级等几个方面来看，墓主人应该是辽朝中下层官吏。另外，考古人员对出土围棋子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对墓葬周边一带进行了考古勘探，认为该墓属于辽代中晚期。

　　13.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关山辽墓^⑬

　　2001年4月至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化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体局等单位，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关山辽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1号墓出土了围棋壁画——《对弈图》。壁画位于墓门右侧甬道上，壁画高约3.5米、宽3米。画面为山间松下二人对坐下围棋，一人居中观棋。左侧弈者短须、长袍，盘腿坐于一方席上，右手夹棋子欲落。右侧弈者黑帽、长袍，跪坐于一方席上，上身前倾，凝视棋局。中间观战者为一僧人。棋盘置于一方形矮几上，纵横交错的界格线清晰可见。根据出土壁画、墓葬形制及墓葬所在的位置，结合之前有关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可以断定该墓主人是萧德温（1030—1075），萧德温是辽代丞相陈王萧知足(阿剌)之子，辽道宗宣懿皇后之侄，辽道宗的“左金吾卫上将军”，是辽国祚兴之功臣。辽太康元年（1075）三月十九日，逝于辽水西之行帐。由于当时没有掌握壁画切割保护技术，所以只由考古人员按照原尺寸对壁画进行了临摹，摹本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14.辽宁省法库叶茂台23号墓^⑭

　　2004年8月，位于叶茂台辽墓墓群中部区域的老虎窝山坡上一座辽墓又遭盗掘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年10月26日至11月30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为23号墓。23号墓虽然遭多次盗掘破坏，但仍出土了较丰富的遗物，其中有围棋子21枚，石质，为黑曜石磨制而成，石质较细。两面扁圆凸，断面略呈椭圆形。长径1.8厘米、短径0.8厘米。根据墓内壁画内容、人骨的颅骨、骨盆特征及随葬的骨簪、玛瑙珠、青白瓷三联盒分析，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中年女性。

　　15.辽宁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⑮

　　2014年冬，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洪家街西北有一座古墓葬被盗。2015年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处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抢救性发掘被盗墓葬（M1）过程中，对墓葬周围进行了勘探，又发现墓葬4座。2015年9月，考古队对第二座墓葬（编号M2）进行发掘，该墓出土了围棋子97枚。棋子为陶质，黑子90枚、白子7枚，扁圆形，两面皆平，分黑白两色，形制相同，大小相等，正反面均模印四瓣莲花纹，边缘有一周凸弦纹，直径1.5厘米、厚0.3厘米。根据出土墓志可知，该墓主人为辽代宗室耶律弘礼。耶律弘礼是辽景宗的曾孙，后来过继给大丞相韩德让为嗣，据此可以推定该墓地是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陪葬墓地，下葬时间为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

　　16.辽宁省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墓群Ⅰ区2号墓^⑯

　　2017年4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白山墓群进行了重点发掘，9座墓葬先后出土器物400余件。其中2号墓出土了围棋子6枚。棋子为玛瑙质地，黑、白各三枚，白色围棋透光度较好，黑色不透光。棋子表面打磨光滑，做工精细，用料考究。2号墓出土了大量金银首饰、镜子等女性用品，且其他随葬品组合也与男性墓有所区别，据此可以推定墓主人应为女性。

　　现存的辽代围棋棋具除了上述出土于辽墓外，有的来源于窑址和博物馆藏品。其中辽宁冮官屯窑址中有陶瓷围棋子，该围棋子以素胎为主，个别印有纹饰或半釉或点釉。北京龙泉务窑址中也出土了辽代围棋子，棋子大部分为素面，少量单面印或刻有梅花、海棠等图案。另外，内蒙古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还存有一些萤石砗磲和玛瑙围棋子。

　　综上所述，目前所能见的与辽代围棋相关的实物有三类，一为围棋子，一为棋盘，一为围棋类绘画，其中围棋子数量最多。从上述材料来看，辽代围棋子所使用的材质有陶瓷、木、石、蚌、黏土、玛瑙、萤石砗磲七种材质。陶瓷质地的围棋子又可分为素烧和印花两类。直径在1.3至1.8厘米，与现代围棋子大小相近。形制上有两类，一为圆饼形，一为两面微凸。而且从朝阳市纺织厂院内辽墓（墓主人为常遵化）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知足山乡罗匠沟辽墓出土的围棋子数量来看（常遵化墓黑白子各186枚，罗匠沟墓黑白子各180枚），辽朝境内跟宋朝一样使用的是19路棋盘。辽墓出土及契丹博物馆藏的玛瑙围棋子表面都打磨抛光，做工非常精细，在用料方面也很讲究，可见辽代围棋棋具非常精美。

　　二、辽代围棋运动的特点

　　辽朝的历史与中原地区五代、北宋的历史相始终。辽朝历代统治者不仅广泛接受中原文化、兴儒学，甚至主动学习中原文化。作为中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围棋运动，以其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欢迎。在辽政权统治的范围内，围棋运动成为随处可见的事物。与此同时，围棋在北宋发展得非常兴盛，在围棋理论方面出了中国古代棋论中的重要文献《棋经十三篇》，还出现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当时由于南北地区文化的交流，辽宋两个政权经常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围棋高手之间的对弈。围棋运动传入辽地后，很快普及并发展起来，且辽朝统治区域内的围棋运动有着鲜明的特点。

　　1.围棋运动文化氛围浓厚

　　围棋运动在辽朝统治区域内能够快速传播且兴盛起来，形成了浓厚的围棋文化氛围，当归功于围棋运动千变万化的独特魅力对统治阶级的吸引。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到在十九道的棋盘上“十九路，得一十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足见围棋的变化之多。而围棋产生之初体现得更多的是其竞技性，即一种尚武精神。《史记集解》引桓谭《新论》载：“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伐之成多，得到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⑰。由此可以看出，每一位围棋手在下棋时都像是军队统帅。正是由于围棋运动包含着为政治兵之道，所以对统治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围棋运动的竞技性吸引了少数精英对围棋的喜爱。而围棋运动不仅具有竞技性，它还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因此也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考古发现最能说明辽朝统治区域内围棋运动的浓厚氛围。1974年，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以围棋为题材的绢画《山弈候约图》。1993年，河北省张家口宣化辽墓出土围棋壁画《三老者对弈图》。2001年，辽宁省阜新关山辽墓出土围棋壁画《对弈图》。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围棋运动，反映了辽地官民对围棋运动的喜爱，也说明了辽朝境内围棋运动氛围的浓厚。

　　2.围棋运动群体多样化

　　辽朝统治者在政治上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政策。政治上“一国两制”的实行，对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辽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抵制中原文化，而且积极吸取中原文化。围棋这种发源于中原文明的益智游戏成为辽朝境内各阶层的宠儿。从出土围棋子的辽墓主人可以看出，辽朝境内参与围棋运动人群的身份有：一为贵族，既有高等级契丹贵族也有一般贵族。辽宁省北镇市耶律弘礼墓墓主人耶律弘礼为辽景宗的曾孙，为宗室贵族。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及驸马萧绍矩，是目前所发现的出土围棋棋具所属主人中身份等级最高的。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墓主人，虽没有文字资料可证明其身份，但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点可以推断墓主人应为一般贵族。二为官员，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墓墓主人，考古工作者断定为辽代中下层官吏。辽宁省朝阳市纺织厂院内辽墓墓主人常遵化，历任霸州文学参军、霸州归化县令、观察判官，为辽代地方官员。三为平民，在辽代，围棋也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内蒙古奈曼旗白音昌营子辽墓、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10号墓出土了普通石子打磨的围棋子，规格较小且加工粗糙，可以推断为经济方面并不宽裕的人所用，由此可以说明围棋在辽代普通百姓生活中已经相当普及。在辽代弈棋的群体中无论是贵族、官员还是平民，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不仅如此，在辽代，不仅男性喜爱围棋运动，女子中也有不少围棋爱好者。如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墓主人，据专家推测应是辽国皇室耶律氏的一位公主。辽宁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墓群I区2号墓墓主人，根据随葬品的组合特点，可以断定是一位女性。辽宁法库叶茂台23号墓墓主人，根据颅骨、盆骨等特征分析，可能是一位中年女性。如果将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张文藻夫妻合葬墓计算在内，在已发现围棋棋具的15座辽墓中，有5座墓主人为女性，因此可以说在辽代喜爱围棋运动的女性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从参与围棋运动的群体来看，在辽代围棋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

　　3.时间长、地域广

　　围棋运动传入辽境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但是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辽代政权建立之初，围棋运动就已经存在了。内蒙古赤峰宝山1号墓出土蚌质围棋子一枚，根据墓葬中出土题记，该墓葬下葬时间为天赞二年（923），那么围棋传入辽境的时间应在923年前，为辽代早期。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该墓时间为辽景宗（969—982）时期，应属于辽代中期。河北省张家口宣化辽墓，墓主人张文藻死于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道宗大安九年（1093）与其妻贾氏合葬，应属于辽代晚期。从这些出土围棋棋具的辽墓的年代来看，辽代围棋运动的发展贯穿了辽政权的始终。从这些辽墓及遗址所在地域来看，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宣化辽墓），经内蒙古的敖汉旗（白塔子村辽墓）、奈曼旗（陈国公主墓），东至辽宁省朝阳市（纺织厂院内辽墓）、阜新（关山辽墓），南至北京（龙泉务窑址）地区，在这样广大范围内不断有围棋文物的出土，说明辽代围棋已经普及到了辽政权统治的绝大部分地区。

　　三、结语

　　综上所述，辽代政权统治中国北方二百多年的时间，从出土的以围棋为题材的绘画来看，辽代社会具有浓厚的围棋运动的氛围。从弈棋群体来看，具有较高的围棋普及程度和广大的普及范围。玛瑙围棋子的出土，反映了辽代围棋爱好者相当重视围棋运动，具有较高的围棋品位，因此可以说辽代围棋运动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且在全社会高度普及。辽代围棋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①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②李悦：《浅析赤峰地区出土的辽代围棋及当时围棋活动的兴盛》，《知识文库》第18期。

　　③刘桂馨：《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文物》1997年第11期。

　　④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⑤⑩⑫《围棋：大辽大宋高手对决 究竟鹿死谁手》，《辽宁日报》2018年7月26日。

　　⑥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村辽墓》，《考古》1978年第2期。

　　⑦孙建华、张都：《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⑧苗润华：《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

　　⑨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⑪齐晓光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

　　⑭李龙彬、沈彤林：《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⑮司伟伟等：《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

　　⑯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著：《金颜永昼——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专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8月。

　　⑰《史记》卷九一，中华书局，1983年。

　　（作者单位：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