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程斌 范学新
有辽一代,佛教发展极为兴盛,皇室笃信佛学,支持寺院建造,请高僧入宫讲学,至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佛教发展至极盛,涌现了许多德高望重的高僧,海山大师郎思孝是其中较为知名者,是辽兴宗颇为敬仰的高僧。辽代前中期,皇室常自上京南下巡幸,儒州缙山县(今北京延庆)是其行经之地,辽代在缙山县建有缙阳寺、应梦寺、夜月寺等寺院,以及大量园池,供其朝拜祈福、驻跸游玩,缙阳寺是缙山县有史可查的重要寺院,辽圣宗、兴宗、道宗皆曾驻跸于此。兴宗重熙年间,郎思孝亲自住持缙阳寺,兴宗曾遣人至缙阳寺为郎思孝送御寒衣物,成为了一段天子与僧人情深谊厚的历史佳话。研究郎思孝在延庆缙阳寺住持的史实及缙阳寺的发展历史,对于补阙北京地区佛教历史有重要意义。
一、司空大师郎思孝的有关记载
《辽史》未有关于郎思孝的记载,幸金人王寂撰写的《辽东行部志》有关于郎思孝生平事迹的具体记载。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任职提点辽东刑狱的王寂在辽东偶得《海山文集》一部,他在《辽东行部志》中记述了此事,并简述了郎思孝的生平。其载,《海山文集》是辽代司空大师在觉华岛海云寺所作,郎思孝早年中进士,曾在多个郡县为官,之后厌弃尘俗,皈依佛教,成为了名满天下的高僧。辽兴宗尊崇佛教,赐郎思孝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上表奏章时,可直用名号,不称臣下,命郎思孝在宫廷讲经说法。兴宗曾欲与郎思孝对诗,郎思孝起初不肯应之,兴宗遂先作诗曰:“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郎思孝对之曰:“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天安节时,郎思孝送《松鹤图》给兴宗,并在画上题诗云:“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妙行大师萧志智是郎思孝的门徒,萧志智是皇族成员,自幼受到兴宗之妹、秦越大长公主的眷顾①,足见郎思孝与辽兴宗渊源之深。郎思孝在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离开觉华岛,住持缙云山,兴宗派人送御书给在缙云山的郎思孝,并赐香与磨丝等物,御书云:“冬寒,司空大师法候安乐。比及来冬,差人请去,幸望不赐违阻。”最后又说:“方属祁寒,顺时善加保摄。”从书中内容可知,兴宗与郎思孝的交往如老友一般,足见兴宗与郎思孝情谊的深厚。王寂在最后也说:“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②郎思孝是有辽一代最受皇室推崇、地位最高的僧人之一。《辽东行部志》是迄今所见有关郎思孝记载最为详尽的著录,这些记述可能来自于《海山文集》,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海山文集》今已佚失,无法比照。王寂是金人,其对郎思孝的记述也可能转述自辽东金人,不排除有细节错误的可能。除《辽东行部志》外,石刻文献中也提到了郎思孝,独乐寺(今天津蓟州)出土的一件石函上刻有“守司空辅国大师沙门思孝葬释迦佛舍利六尊”③。朝鲜松广寺保存的高丽国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玄圆赞科》一卷书衔题:“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科定,寿昌五年……”④撰于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有相似记载⑤。《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亦题名为“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孝思集”⑥。“孝思”应为“思孝”之误。“觉花岛”即“觉华岛”,在今辽宁兴城南海中,郎思孝早年曾在觉华岛修行。撰于辽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行状碑文》载:“遇海山守司空辅国大师赴阙,……”⑦张博泉先生据此认为“海山”是郎思孝的号⑧。觉华岛俗称大海山,这可能是后人将郎思孝称为海山大师的原因所在。另外,《妙行大师碑铭》记郎思孝为“海岛守司空辅国大师”⑨。此处“海岛”应即觉华岛。
辽代高僧多学识渊博,郎思孝亦是一位学僧。据仅有的一些史料记载,郎思孝曾为《华严经》《涅槃经》《法华经》《宝积经》《般若理趣经》《观无量寿经》《报恩奉盆经》《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诸经注疏科文,但多佚失。现流传于世、署名郎思孝的著作,只有发现于北京房山云居寺、撰于重熙二十二年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往生净土偈》《人生未悟歌》《未悟歌》。
二、郎思孝住持缙阳寺
(一)缙云山之方位
《辽东行部志》记郎思孝“自重熙十七年离去海岛,住持缙云山”⑩。据此可知,郎思孝在重熙十七年去“缙云山”当住持。此缙云山《辽史》无载,查阅史料,今浙江、重庆分别有缙云山,张博泉先生认为:“缙云山,在今浙江省缙云,又名仙都山。传云黄帝时夏官缙云氏所封。按辽兴宗特遣 门张世英赍御书并赐香与麻丝(笔者注:原文为‘磨丝’)等物,山不当在浙江。”⑪张博泉先生认为郎思孝任住持的缙云山不在浙江。辽朝辖地未至今浙江、重庆,郎思孝任住持之缙云山肯定不在上述二地。贾敬颜先生根据《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及《隆庆志》的记述认为:“缙阳山即缙云山,缙阳寺者,以在缙阳山而得名焉。”⑫认为缙云山在今北京延庆(下简称延庆)。
根据延庆地方志的记述可知缙云山在今延庆。延庆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隆庆志》载《永宁县重修庙学记》云:“我朝永乐甲午,建永宁县于缙云山之阳,……”⑬此处永宁县是明代建置,隶属隆(延)庆州⑭(今北京延庆),县治在今延庆区永宁镇(下简称永宁镇)。据此可知,今延庆境内有缙云山。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宁县志》记“八景”之“缙阳晴岚”:“在城北十里缙云山下。”⑮据此可知,缙云山在今永宁镇城区北十里。根据其他方志资料的记述可知,缙云山又名缙阳山。《大清一统志》载:“缙阳山,在延庆州东,下有缙阳泉,一名缙云山。又名龙安山。”⑯《畿辅通志》亦载:“缙阳山,一名缙云山,延庆州永宁城北十二里,下有缙阳泉,又名龙安山。”⑰成书于清末的《延庆州乡土志要略》亦载:“缙阳山在永宁北十里,一名缙云山。又名龙安山,下有缙阳泉在焉。”⑱据以上记述可知,缙云山又名缙阳山、龙安山,在今永宁镇城区北十里左右。
图一 缙阳寺功德碑实物及拓片(碑刻现存放于延庆灵照寺,照片由延庆区文物管理所于海宽提供)
在今永宁镇北香营乡小堡村北一名为佛爷顶的山下曾出土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缙阳寺功德碑》(图一)一通,走访调查得知,今延庆老百姓还有将佛爷顶称为缙阳山的,根据《缙阳寺功德碑》碑文可知,缙阳(云)山建有“缙阳寺”。此佛爷顶极有可能就是《辽东行部志》所云郎思孝住持的缙云(阳)山。
查阅史料,缙云山之名出现时间早于缙阳山。《隆庆志》记:“辽以缙云氏故都,立缙山县。”⑲《天成观碑》记缙山县:“推之于古,实缙云之故都也。”⑳《隆庆志》载苏乾《永宁县重修庙学记》:“我朝永乐甲午,建永宁县于缙云山之阳,……”据此可知,缙云是延庆历史上一个非常久远的名称。辽金元时期已经出现了缙云山这一山名,前述郎思孝曾“住持缙云山”,元人周伯琦行至缙云山有诗云:“缙云山独秀,沃壤岁常丰。”㉑据此可知,最晚到辽代已有“缙云山”这一山名。而查阅现存史料,最早记载“缙阳山”的是明代的《隆庆志》,其载:“缙阳山,在永宁城西北十三里。又名龙安山。”㉒据此可知,根据史料所记,缙云山之名早于缙阳山。而《缙阳寺功德碑》记有“缙阳寺”,遂缙阳寺之名早于缙阳山,缙阳山一名有可能得于缙阳寺。前述贾敬颜先生认为缙阳寺一名得于缙阳山,有误。根据以上论述可知,今佛爷顶初名缙云山,后更名缙阳山。缙阳山名称演变序列为:缙云山—缙阳山—龙安山—佛爷顶。佛爷顶山下原有建筑遗址,即为缙阳寺的遗存。至此可知,郎思孝“住持缙云山”即为住持缙阳寺。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郎思孝在辽东觉华岛海云寺和缙山县缙阳寺担任过住持,缙阳寺是郎思孝一生中担任过住持的两个寺院之一,足见缙阳寺的重要性。
(二)辽兴宗赐物缙阳寺
辽兴宗十分崇敬郎思孝,郎思孝在缙阳寺任住持期间,辽兴宗担心缙阳寺冬日严寒,特派人自上京送郎思孝御寒衣物,附有亲笔御书。《辽东行部志》记兴宗“遣 门张世英赍御书并赐香与磨丝等物,书云:‘冬寒,司空大师法候安乐。比及来冬,差人请去,幸望不赐违阻’。末云:‘方属祁寒,顺时善加保摄。’”㉓这是目前所见记述郎思孝住持缙阳寺期间的唯一一条史料,此处记述极有可能是王寂摘自《海山文集》的。根据此处记述可知,因缙阳山中冬日寒冷,辽兴宗十分挂念老师郎思孝的身体,命人自上京送物品给郎思孝,叮嘱其按时添加衣物,推测辽兴宗所送物品中有御寒衣物。从此段记述可知,郎思孝在当时的辽廷拥有很高的地位,缙阳寺在辽兴宗时期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寺院。
根据现有史料可知,郎思孝在重熙十七年开始任缙阳寺住持,但不知其何时离开的缙阳寺。暂未发现有关郎思孝住持缙阳寺期间的其他历史资料。
三、辽兴宗与缙阳寺的重建
辽兴宗未即位之前曾南巡至缙阳寺,“缙阳寺”一名即为兴宗御赐,他在位期间大规模扩建缙阳寺,建成以后,即派他的老师郎思孝到缙阳寺任住持,足见其对郎思孝的信任,辽兴宗与缙阳寺有着深厚的渊源。
今延庆地区在辽代为西京道儒州缙山县,缙山县是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途经地,又是自南京析津府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必经之地,扼守居庸关、八达岭,地理位置尤其重要。辽代中前期,皇帝常南巡驻跸缙山,辽帝多崇佛,遂促进了缙山县的寺院建造。今延庆地区有史可查的辽代寺院就有应梦寺㉔、夜月寺㉕、缙阳寺㉖三处,应梦寺、夜月寺的修建可能与萧太后(萧燕燕)巡幸缙山有关㉗,缙阳寺的重建与辽兴宗的巡幸有关。
《缙阳寺功德碑》是延庆现存最早的功德碑。碑阳刻有《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其记:“缙阳寺者,古之禅房院也。光启二年为创置之始。虽年代浸远,而壮丽(以下残缺)我大辽国先朝圣宗皇帝,初以銮舆南幸,驻跸于此。亲临观眺,深思物(以下残缺)寺残僧少,山院细路高,乃命笔题于壁面,于今一百三十余载。龙凤之(以下残缺)兴宗皇帝偶因巡幸事,亦稽先太平间,赐号曰缙阳。盖其形胜崇丽(以下残缺)名与实相副矣。次至今上睿孝皇帝于清宁年,追思往事,驾幸于(以下残缺)……”㉘(图一)睿孝皇帝即辽道宗。据此可知,缙阳寺创建于唐光启二年(886),辽圣宗、兴宗、道宗皆曾驾幸于此,兴宗赐名“缙阳寺”,缙阳寺应为辽代一座比较重要的寺院。目前并未看到关于辽代以后任何朝代的皇帝巡幸缙阳寺的记载。有辽一代,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应是缙阳寺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缙阳寺功德碑》碑阴《缙阳寺庄帐记》记:“我朝兴宗皇帝,乃赐缙阳之名。其后,丙戌,建□僧房……三百□□余架,……人百二十,……庄客五百……成大寺,……”㉙据此可知,缙阳寺是当时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丙戌”即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缙阳寺重建于此时。
辽兴宗是辽代最为支持佛教、信奉佛学的皇帝,史载其“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㉚。他十分崇敬僧人,拜海山郎思孝为师,在兴宗时期,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辽兴宗十分重视缙阳寺,未即帝位前就巡游于此,并在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赐寺院名为“缙阳”,又在重熙十五年重建寺院。根据《辽东行部志》所记,郎思孝是在重熙十七年到缙阳寺任住持的,也就是在缙阳寺重修两年后。郎思孝是辽兴宗的亲密老师和朋友,缙阳寺修建于辽兴宗在位期间,极有可能就是在辽兴宗的支持下重建的,毕竟寺院名都是辽兴宗御赐的,据此推测,很可能就是辽兴宗将郎思孝派到缙阳寺任住持的。出土于延庆的《唐故高道南阳白公夫人高氏盖祔墓志铭》记男墓主人白贵是“妫州缙阳人”,卒于唐光启三年(887)㉛,证明唐代晚期延庆已称缙阳。《辽史·地理志》记:“儒州,缙阳军,中,刺史。……统县一:缙山县,……”㉜证明辽时今延庆设有缙阳军。《隆庆志》记今延庆“辽为儒州缙阳军,治缙阳县,……”㉝证明自唐末到辽代缙阳一名一直使用,延庆在辽代有缙阳县的名称,与缙阳寺同名,由此可见,缙阳寺是当时延庆地区极为重要的寺院。
四、缙阳寺的发展与衰败
缙阳寺在辽代以后仍得到了发展。现暂未在金代史料中发现有关缙阳寺的记述。元代,缙阳寺所在的缙阳山顶修建了龙安寺。《明一统志》记:“缙阳山,在永宁县北一十三里,又名龙安山。”㉞又记:“龙安寺,在永宁县北一十五里,元建,有幽岩禅师碑。”㉟据此可知,缙阳(云)山又名龙安山,元代建有龙安寺,寺有幽岩禅师碑。《隆庆志》亦记:“缙阳山,在永宁城西北十三里。又名龙安山。”㊱又记:“龙安寺,在永宁城北十五里,今废。”㊲据此可知,缙阳寺与龙安寺同样建在缙阳山(龙安山),此龙安寺极有可能是在缙阳寺所属的寺院基础上重建的。
光绪《延庆州志》记:“元建龙安山石塔铭,在永宁城北。正议大夫、太常寺礼仪、同知大宁路总管邢训俗撰,进士王善书。延祐四年八月中秋日功德主赵信、众施主李孝元等助缘僧海义。”㊳据此可知,龙安山建有“石塔铭”。“邢训俗”,查无此人的其他记载。《隆庆志》又记龙安寺是“元太常礼仪院置。太祝傅亨所撰《幽岩禅师碑铭》尚存”㊴。《畿辅通志》记为“幽岩禅师塔”㊵。据此可知,元代龙安山除《石塔铭》外,还有《幽岩禅师碑铭》。傅亨为元顺帝(1333—1370)时人,《隆庆志》记其为“太祝”,《元史》记其曾任“同考官太常博士”㊶,太常博士是“太常礼仪院博士省称,初为太常寺博士”㊷。《元史·百官志》记:“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属官:博士二员,正七品;……太祝十员,从八品;……”㊸据此可知,《幽岩禅师碑铭》的撰写者傅亨曾任太祝(从八品)、太常博士(正七品)。暂未查到史料中关于元代“幽岩禅师”的记载。明代对龙安山佛塔进行了修缮,《延庆州志》记:“明修龙安山佛塔暨诸神像碑,在永宁城北,……正德五年九月立石。”㊹清代曾在此立有“重修石佛塔碑”㊺。“石佛塔”很可能就是“幽岩禅师塔”。根据以上记述可知,龙安寺在元明清时期分别有石塔铭、幽岩禅师塔、石佛塔碑。今佛爷顶山顶在20世纪50年代前仍有寺庙建筑,后因建雷达站,房舍尽毁。现在佛爷顶雷达站资料室仍保存着一张寺庙拆毁前的照片(图二),根据图片中的人物衣着判断,可能摄于民国时期。照片左侧有一个小塔,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石塔”。据此可知,龙安寺在今佛爷顶的山顶。
图二 佛爷顶山顶未拆毁前的寺庙(照片由高文瑞提供)
光绪《延庆州志》又记:“龙安寺在永宁北缙云山上,内供石佛高丈余,一名石佛庙。”㊻据此可知,龙安寺在元代以后又俗称石佛庙,至少在清末,缙阳山上的寺庙仍在使用。成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延庆县志》内有一幅缙阳寺的插图(图三),证明在民国时期,缙阳寺仍在使用。至此,可大致推断出缙阳寺的发展脉络,其创建于唐光启二年,重建于辽兴宗重熙十五年,添修于辽道宗寿昌元年,在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是缙阳寺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金代有可能短暂废弃,元代再次兴盛起来,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民国时期仍有僧人住寺,但规模已远不如以前,20世纪50年代彻底损毁。辽代,缙阳山顶、山脚之寺院皆称缙阳寺。《缙阳寺功德碑》发现时立于佛爷顶山下,民国《延庆县志》中的缙阳寺照片亦摄于山下,据此推测,自辽至民国时期,佛爷顶山下之寺院一直名曰“缙阳寺”。元代,佛爷顶山顶之寺庙不再称缙阳寺。前文已述,佛爷顶山顶的寺庙在元代称“龙安寺”,清代称“石佛庙”,名称有变化,佛爷顶山顶寺庙的名称演变序列为:缙阳寺(辽)—龙安寺(元)—石佛庙(清)。
图三 民国时期的缙阳寺(摘自民国《延庆县志》)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叙述了辽代高僧郎思孝的生平,研究了郎思孝任缙阳寺住持的相关史实,缙阳寺与辽兴宗的渊源,以及缙阳寺在后期的发展、衰败,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郎思孝是辽代地位较高的学僧,受到了辽兴宗的敬仰和礼遇,成为帝师;其次,辽兴宗曾巡幸缙阳寺,“缙阳寺”寺名为兴宗御赐,并于重熙十五年重建缙阳寺,郎思孝于重熙十七年任缙阳寺住持;再次,缙阳寺具体方位在今北京延庆佛爷顶,寺院彻底毁于20世纪50年代,遗址今已不存;最后,缙云(阳)山在元代称龙安山,今称佛爷顶,元代在今佛爷顶山顶建有“龙安寺”,太常礼仪院置,有《幽岩禅师碑铭》,元代以后称“石佛庙”,山下之寺院未更名,自辽至民国一直称缙阳寺。
①⑦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84页。
②以上关于郎思孝生平事迹的记述皆参考金代王寂撰写的《辽东行部志》,见[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64-267页。
③陈明达:《蓟县独乐寺》,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④转引自中国佛教协会编辑:《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96页。
⑤中国佛教协会编辑:《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95页。
⑥张畅耕:《辽金史论集(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⑧[金]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⑨ 易克中:《妙行大师碑铭注释》,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石景山文史(第10集)天泰山专辑》,2004年,第327页。
⑩[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65-266页。
⑪[金]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⑫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67页。
⑬[明]谢庭桂编、苏乾续编:(嘉靖)《隆庆志》卷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62年。
⑭北京延庆明代前中期称隆庆州,明代中后期称延庆州。
⑮[明]李体严等纂修:(万历)《永宁县志》卷一,影印明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
⑯[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613册,第556页。
⑰[清]唐执玉、李卫等修:(雍正)《畿辅通志》卷二十,影印本。
⑱㉕[清] 佚名:《延庆州乡土志要略·地理·东区·本区古迹》,手抄本。
⑲⑳㉒㉝㊱[明]谢庭桂编、苏乾续编:(嘉靖)《隆庆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62年。
㉑[元]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357页。
㉓[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67页。
㉔㊲㊴[明]谢庭桂编、苏乾续编:(嘉靖)《隆庆志》卷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62年。
㉖佟洵:《北京佛教石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㉗《辽史》记载,辽圣宗曾多次巡幸延庆。因圣宗时年较小,萧太后很可能随行护佑,推测萧太后也曾巡幸过延庆。应梦寺或为萧后应梦建。
㉘ 佟洵:《北京佛教石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㉙此材料为延庆文物管理所于海宽提供。
㉚[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㉛杨程斌、戢征:《新出土唐代白贵夫妇墓志考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3期。
㉜《辽史》卷四十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㉞[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459页。
㉟[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461-462页。
㊳㊹[清]张惇德等:(光绪)《延庆州志》卷十,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21页。
㊵[清]唐执玉、李卫等修:(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二,影印本。
㊶《元史》卷四十五,岳麓书社,1998年,第529页。
㊷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㊸《元史》卷八十八,岳麓书社,1998年,第1264-1265页。
㊺[清]张惇德等:(光绪)《延庆州志》卷十,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25页。
㊻[清]张惇德等:(光绪)《延庆州志》卷十一,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34页。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