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紫昍

　　北京城的“前门”，也就是南城墙上的正门，在明朝初期尚沿袭元大都正南门的名称“丽正门”，后改称“正阳门”。更名的时间，一般认为在正统初，例如《明史·地理志》便记载京城“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①。但在《日下旧闻考·城市》中，有一条引自《北平古今记》的史料值得关注，其文云：

　　正阳门，洪武、永乐时尚沿元故名“丽正”。洪熙元年，“正阳门”名始见于《实录》。至正统二年十月，行在户部奏：“丽正等门已改作正阳等门，其各门宣课司宜改从今名。”从之。^②

　　《北平古今记》是顾炎武的史学著作，《清史稿·艺文志》等书均记载为十卷^③，唯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记载为“八卷，二本”^④。此书未经刊行，今世似已无传本，成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顺天府志·艺文志》言及此书，即曰“未见”^⑤，今《中国古籍总目》及《顾炎武全集》中亦未收录。

　　这条《北平古今记》佚文指出，早在洪熙元年（1425），“丽正门”就已改称“正阳门”，而非正统年间才予改名，正统二年（1437）行在（北京）户部的奏言也印证了这一点。可惜的是，《日下旧闻考》的纂修官们在这条史料之下，加了一条按语：“洪熙《实录》无‘正阳门’之名，此条所引误。”^⑥由于《日下旧闻考》问世后影响较大，《北平古今记》的说法也就被后人视为讹误，疏忽过去了。然而，顾炎武真的错了吗？洪熙《实录》中真的没有“正阳门”这个名字吗？

　　一、明初的正阳门与丽正门

　　在洪熙之前，洪武、永乐年间的《实录》中，就已出现不少关于“正阳门”的记载。只不过这些“正阳门”均指南京皇城以南的城门。早在吴元年（1367）的《明太祖实录》中，就有“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的记载^⑦。《明太宗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也是从正阳门进入的南京城和皇城：“遂于（六月）十七日具宝玺法驾，由正阳门入，即皇帝位，诏告天下。”^⑧永乐七年（1409）二月“置在京二十五门城门郎”，历数了南京内外城门的名称，“内门”之首便是“正阳”^⑨。

　　南京正阳门的名字一直被保留下来。《万历邸钞》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南京正阳门河水流赤三日”的记载^⑩。清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七云：“江宁府城，明初都城也……南面之东曰正阳门（本洪武门）”^⑪，可知南京“正阳门”之名，晚清犹存。直到1928年北伐胜利后，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才将正阳门改名“光华门”。

　　顾炎武指出：“正阳门，洪武、永乐时尚沿元故名‘丽正’。”在洪武、永乐《实录》中，谈及北平或北京城门时，确实均用“丽正”之名。例如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北平布政使司请以北平府顺承、安定二门，与丽正等门一体，各设兵马一人，从之”^⑫。建文元年（1399）十月，建文帝的心腹大将李景隆围攻北平城，《明太宗实录》记载：“景隆攻丽正门急，时城中妇女，皆乘城掷瓦石击之，其势益沮。”^⑬永乐七年三月，明成祖“赐北京官吏军民钞”，其中“守丽正门者各加赏彩币一表里、绵布二匹、钞五锭”^⑭。

　　在洪武、永乐时期，南京城皇城外南门名曰“正阳门”，北京（北平）城正南门名曰“丽正门”，并无重名的顾虑。例如《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置南、北二京城门郎”，就明确指出：“北京丽正、文明、顺承、齐化、平则、东直、西直、安定、德胜九门，南京正阳、通济、聚宝、三山、石城、清江、定淮、仪凤、钟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阳十三门，每门六员，秩正六品。”^⑮此时北京九门的名称中，南城墙上的丽正、文明、顺承三门，以及东西城墙靠南侧的齐化、平则二门，均沿袭了元大都相近位置的城门名称；而新建北城墙上的安定、德胜二门，以及靠北侧的东西城门东直门、西直门，则是明初重新命名的。

　　二、洪熙元年的北京正阳门

　　正如顾炎武《北平古今记》中所言，北京“正阳门”之名第一次出现在《明实录》中，是在永乐之后的洪熙元年。《日下旧闻考》按语“洪熙《实录》无‘正阳门’之名”的说法是错误的。《明仁宗实录》记载了洪熙元年正月对南京、北京卫所官军进行调动分配的情况，并列举了南京和北京的多座城门：

　　丁酉，分南京留守左卫所辖聚宝、通济、正阳、朝阳、太平五门五千户所官军，设留守左卫，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守北京正阳、顺承二门；南京留守右卫所辖三山、石城、清凉、定淮南四门四千户所官军，设留守右卫，左、右、前、后四千户所，守北京平则、西直二门；南京留守中卫所辖金川、神策、钟阜、仪凤四门四千户所官军，设留守中卫，左、右、前、后四千户所，守北京东直门；南京留守前卫所辖江东、驯象、安德、凤台、双桥、夹江、上方、高桥八门四千户所官军，留守前卫，前、后、中左、中右四千户所，守北京文明门；南京溜（留）守后卫所辖沧波、麒麟、仙鹤、姚坊、观音、佛宁、上元、金川八门四千户所官军，设留守后卫，右、前、后、中左四千户所，守北京德胜、安定二门。盖京留守五卫官军，皆先调其半，于北京分守城门，至是始改设卫所云。^⑯

　　此处明确提到了“北京正阳”门，而且从对应的布局情况看，所指就是曾经的丽正门。同年闰七月，《实录》中又有“雨坏齐化、正阳、顺承等门城垣，命行在工部修治”的记载^⑰，“行在”二字指明其中的“正阳门”也在北京。这两条实录可以证明，洪熙年间已将北京丽正门改称正阳门。即使退一步说，《明仁宗实录》在编纂过程中有过修改，其成书的宣德五年（1430），也早于正统时期。

　　另一条旁证，则是顾炎武在《北平古今记》中提到的正统二年十月行在户部的奏文。此文见于《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五：“行在户部奏：丽正等门已改作正阳等门，其各门宣课司等衙门，仍冒旧名，宜改从今名，仍移行在礼部更铸印信，行在吏部改书官制。从之。”^⑱由此可知，丽正门改称正阳门，早于正统二年十月。但洪熙元年至正统二年相隔十二年，此条只云“已改”，并未明言改于何时。

　　《明实录》正统二年十月的这条记载，还有一个令人疑惑之处：“丽正等门”“正阳等门”均有“等”字，似乎此前并非仅有丽正（正阳）门更名，文明、顺承、齐化、平则等门，此前也已改名。但在此前的《实录》中，并未见崇文、宣武、朝阳、阜城（成）之名；反而在宣德三年（1428）七月有“修文明、顺承二门外桥梁”^⑲，宣德十年（1435）五月有“减文明门至通州六闸夫”^⑳，正统二年正月有“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右侍郎邵旻祭告平则、西直等门及城壕之神，以城楼城壕圮坏、欲改作修治也”^㉑，同年八月尚有“行在工部奏：齐化门外积楠杉等木三十八万”等语^㉒。似乎在正统二年十月之前，除正阳门外，文明、顺承、齐化、平则等门在官方记载中仍均沿用旧名。

　　三、正统二年的正式更名

　　正统二年十月丁卯（十一日）行在户部的奏文，要求各门宣课司改用新名，从礼部监制的印信到吏部记录的制度，都要一体更改。之后《明英宗实录》再提到北京城门时，元代旧称便难觅踪影，一律改称明代采用的新名。例如正统三年（1438）正月，“遣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祭朝阳门之神，侍郎李庸祭东直门之神，以将营建城楼故也”^㉓；同年五月，监察御史郑颙提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云云^㉔。尤其是正统二年正月和三年正月分别遣官祭祀西城墙和东城墙的门神，前者仍用“平则门”旧称，后者则用“朝阳门”新名，对比鲜明。

　　正统四年（1439）四月丙午（二十九日），整修北京城池门楼的工程完工，《实录》在记录工程“政绩”时，首次将更名后的九门逐一列出：“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㉕这些名称也一直延用至清朝，在今天北京的地名中仍有所体现。

　　由此可见，正统初大规模重修北京城池，与城门改名、特别是正阳门改名之间，并没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据《明英宗实录》所载，重修京城的工程启动于正统元年（1436）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并特别交代：“初，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㉖解释为什么要在此时大兴土木、重修城池。这项工程至正统四年四月正式完工。在此期间的正统二年十月，文明、顺承、齐化、平则四门分别改名崇文、宣武、朝阳、阜城（成）后，与正阳门一并重铸印信、正式更名。而丽正门改称正阳门，更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的洪熙元年，与正统修城毫无关系。只不过修城竣工后，《实录》中又把九门名称正式罗列一遍而已。

　　然而在后世的记载中，不仅正阳门更名与其他四门更名的时间被混为一谈，而且城门更名与正统修城也被联系到一起。例如，成书于万历十三年（1585）的《大明会典》即指出：“正统初，更名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成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㉗这种说法影响深远，清朝官修的《明史·地理志》《日下旧闻考》都承袭了这种观点，后世对此深信不疑，顾炎武的考证也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以讹传讹，如嘉庆《大清一统志》叙及京师城池，就提到“正统二年修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曰正阳、文明曰崇文、顺承曰宣武、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㉘，将正统修城与城门更名强行联系起来。到了光绪年间的《顺天府志》，干脆不提修城，只说“正统四年，改丽正曰正阳，文明曰崇文，顺承曰宣武，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㉙，忽略了正统二年便已正式改名的史实，导致错上加错。

　　综上所述，顾炎武在《北平古今记》中的表述是严谨而正确的。根据《明实录》中的记载进行推断，洪熙元年正月或之前，北京丽正门就已受南京正阳门的影响，改称正阳门了，正统二年官方正式改名。《日下旧闻考》按语的轻率反驳是错误的。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884页。

　　②⑥［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71页，标点略作调整。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4300页。

　　④［清］徐乾学：《传世楼书目》“（史部）帝字三格别志”，清道光味经书屋抄本。

　　⑤［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69-6370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吴元年八月癸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以下所引明历朝《实录》皆同此），第354-355页。

　　⑧《明太宗实录》卷十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条，第149页。

　　⑨《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八，“永乐七年二月丙子”条，第1167页。

　　⑩《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年，第823页。

　　⑪［清］蒋启勋等：《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⑫《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五，“洪武十二年六月庚辰”条，第2001页。

　　⑬《明太宗实录》卷四下，“建文元年十月丁未”条，第40页。

　　⑭《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九，“永乐七年三月癸亥”条，第1179-1180页。

　　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永乐十三年二月癸未”条，第1824页。

　　⑯《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丁酉”条，第225-226页。

　　⑰《明宣宗实录》卷六，“洪熙元年闰七月戊午”条，第169页。

　　⑱《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五，“正统二年十月丁卯”条，第681页。

　　⑲《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五，“宣德三年七月乙卯”条，第1099页。

　　⑳《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己亥”条，第113页。

　　㉑《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六，“正统二年正月丙午”条，第522页。

　　㉒《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三，“正统二年八月乙亥”条，第646页。

　　㉓《明英宗实录》卷三十八，“正统三年正月丙午”条，第741页。

　　㉔《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二，“正统三年五月乙酉”条，第813页。

　　㉕《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四，“正统四年四月丙午”条，第1047页。

　　㉖《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正统元年十月辛卯”条，第471页。

　　㉗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七《工部七·营造五》，“城垣·京城”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第2549页。

　　㉘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城池·京城”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3册，第46页。

　　㉙［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