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烈飞

　　北京中轴线自元大都形成，到明清北京城的完整体现，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侯仁之先生提到北京城市的“三个里程碑”，即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民国时期对天安门地区及正阳门的改造所形成的成果，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中如何在近现代阐述这种传承关系，值得重视。

　　近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在对城市的建设与改造过程中，一大批有识之士，既顺应历史潮流，又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改造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值得肯定。近现代北京中轴线的传承关系是清晰的、递进的，在文化传统的继承上是一致的。

　　一、民国时期对中轴线相关建筑改造的成就

　　民国时期，北京中轴线的改造,包括：天安门前的道路被打通，从封闭状态到开放的格局建立；对前门地区的改造；对前门箭楼的改造；开辟社稷坛、天坛、先农坛为市民公园等。这些成就的取得，现在看来多是具体工程的实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1.打破了原有的城市格局——从壁垒到开放

　　1912年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门槛相继被拆除，中华门内的东西千步廊，东、西三座门以及两侧的宫墙，东、西公生门及其两侧的皇城墙，都被一一拆除，不仅开辟了天安门前的东西通道，使长安街成为贯通东西的干道，而且天安门前呈现“T”形广场。在皇城内也开辟了一条东西道路，紫禁城神武门外的北上门及东西角门，北海前面的东、西三座门都被拆除，沟通了皇城阻隔的东西交通，打通了朝阳门与阜成门之间的东西向道路，即今天的朝阜路。

　　1915年，正阳门瓮城以及瓮城上的闸楼被拆除，在瓮城和南城垣相交的地方，也就是正阳门城楼的两侧，开辟为道路，改造后使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拥堵状况不仅得到了缓解，而且，新铺设的街道从城楼两侧新辟的通道穿过，从而将内城和外城直接沟通起来，封建帝都核心地带对商业的限制、人流的限制所产生的封闭状态，也随之彻底改观，极大便利了交通运输，这里便成为北京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便利的交通枢纽带来了附近地区的市场兴旺、人流物流的发达，这一带成为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核心地带。

　　2.民本思想在城市改造中得到重要体现

　　主要体现在对社稷坛的改造。社稷坛是封建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重要表现地，朱启钤在改造社稷坛中提到：“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今于坛址,务为保存,俾考古者有所征信焉。环坛古柏,井然森列,大都明初筑坛时所树……枯菀之间,实自治精神强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爱护扶持,勿俾后人有生意婆娑之叹,斯尤启钤所不能已于言者。”^①朱启钤就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开辟为市民公园，因处于城市的核心位置故名曰“中央公园”。

　　在对园内的改造上，除了保存核心的祭坛等社稷坛传统建筑外，增加了大量市民需要和体现时代特点的公园设施。利用拆除天安门两侧千步廊的木料修建了东西长廊和敞亭，新建有投壶亭、松柏交翠亭等，增加了新的园林景观和实用功能；将圆明园遗存的“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等珍贵太湖石移入公园，从河北运来北宋时期的石狮，点缀各处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建造了中西合璧建筑唐花坞，在唐花坞前面开挖湖泊，修建水榭，布置假山；将圆明园遗址的兰亭碑及“兰亭八柱”整体搬迁至中央公园内，兰亭碑正面刻《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图》及《题记》，背面刻乾隆皇帝赋写“兰亭”的诗作，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着历代书法家和乾隆临摹的《兰亭集序》帖。新建有来今雨轩、春明馆、绘影楼、长美轩、四宜轩等多处各具特色的新式茶座、中西餐馆，成为当年文人墨客休闲娱乐、请客会友的雅集之处。此外，靠中轴线偏西南之处，整体移建了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原位于正阳门内兵部街鸿胪寺衙门内的习礼亭，单檐攒尖，黄色琉璃瓦屋面，它是明清两朝初入京的文武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朝觐皇帝前的习礼之地。与此同时，公园内创设了行健会，设置棋、球、投壶室，以及室外网球场、射圃。行健会是北京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在社稷坛西南角神库内创建了卫生陈列所，展陈衣服卫生、饮食卫生、居住卫生、儿童卫生、卫生常识、花柳病、肺痨、传染病、医药等十组实物和医学标本，成为北京最早的群众防病知识宣传阵地。还开辟公共图书阅览室，建造了北京第一处保龄球房，儿童体育场、滑冰场、高尔夫球场等健身场所也相继开设，中央公园成为那个年代最具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的公共文化、休闲、健身场所，发挥了城市公园的特点，很好地诠释了旧有的文化遗产为时代服务的方法和作用，也可以说是“古为今用”服务市民生活的示范。

　　3.冲破了“龙脉”“民意”的限制——近代城市的理念得到实施

　　在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束缚无处不在。作为北京而言，封建帝都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以及所形成的理念似乎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的血液之中。当铁路、电话线要进入城市之时，阻止最大的口实是“有伤龙脉”，改造正阳门的消息一经传出，京城哗然，各种反对声音不绝于耳。据朱启钤回忆，“所事皆属新政，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昕昕擘画，思虑焦苦”^②。“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③。改造方案的实施也同时受到一些商人们的反对，正阳门内千步廊一带的小摊主，因为他们的商摊要为建筑新路让出空地而必须拆除，所以反对声音非常强烈，甚至以请愿的方式要求内务部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

　　当时袁世凯表现出力挺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专门为朱启钤制作了银镐，以大总统名义颁发给朱启钤，以表明他对建设新的、现代化城市的支持，在50厘米长的红木手柄上嵌有银箍，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 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字样，成为从封建城市到现代化城市改造的象征。以朱启钤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以创新的精神、发展的视野冲破各种束缚，改造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正阳门地区，这种举措也对新中国城市的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保住了城市中轴线的格局——城市的文化风貌得以体现

　　北京城市中轴线主要体现在中轴突出、左右对称上，近代城市的改造，没有打破这种格局，而且对称格局的特点也在改造中体现出来。

　　对正阳门一系列改造中，是以正阳门城楼为中心点，在城楼的两侧城墙上，完全对称地各开辟门洞两座，也就是说开通了4座新的城门，成为北京内城与外城交通的道路，这一改造充分考虑到了两侧所开通门洞的对称特点：其与正阳门的距离基本相等，两侧的门洞均各宽9米、高8 米，形状也是完全一样的；两侧的道路，也考虑了对称的特点，均宽20米，并在道路两侧设有一样的人行道。这样的改造既很好地解决了交通问题，又使中轴线的格局得到很好的体现，得到了相应的延续。

　　5.使中西文化在交融中得到展示——中西文化交相辉映

　　朱启钤深谙中华文化发展的精髓，强调“吾中华民族者，具博大襟怀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早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④，显现出理念和认知水平的先进，并坚定地实施自己的主张。1915年6月16日，朱启钤冒雨主持了开工仪式，并用袁世凯制作的银镐刨下了城墙上的第一块砖。工程具体设计与施工则是由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负责，其中最具中西文化交融的是对箭楼的改造。箭楼是正阳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阳门是北京城的正门，其实还可以理解为正阳门绝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座北京的城门，它其实可以认为是国家的标志。朱启钤不仅要改造它，还请来了一个外国人来改造，其意义和作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建筑改造的本身，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如今我们看到的改造成果是箭楼的整体依然如故，但是，原本箭楼所承担的功能被彻底打破了：箭楼的箭窗原本是用来防御的，可以放射箭弩、架设火炮，被安上了玻璃；在箭窗上面还增加了西洋样式的窗洞券，在月墙断面增添巨大的水泥浮雕，在中国古典风韵中，融入了西洋意趣；箭楼上增建了可以观赏的平台，并围以近似于白色汉白玉的护栏；箭楼的东西两端增筑悬空月台，下砌石台阶。这种将西洋建筑元素加入古老的箭楼的改造方式，必然招来不少批评。瑞典学者喜仁龙就认为，箭楼“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建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简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⑤。朱启钤则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凡建筑本身及其附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幻以构成之也”^⑥。

　　除了在箭楼可以看到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外，民国时期这些特点还在一些小的建筑中得以体现，比如在社稷坛改造中，在园中修建了格言亭，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完全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筑，用八根石柱筑成，呈八角形，而在亭柱上镌刻的内容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名言，有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的“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等语录，这也许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体现。

　　6.在浩劫中留住与保存文化的载体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司令部设在了天坛斋宫，在皇帝祭天的圜丘上架上了炮，不仅祭器等重要文物被席卷而去，建筑、树木都惨遭破坏。进入民国以后，天坛如何利用，进入无序状态，1912年7月，天坛被改为了农艺试验所，准备在这里种庄稼。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在动乱中制定了宪法，祈年殿成为起草宪法的场所，1913年元旦，北洋政府决定将天坛免费开放10天，京城立即掀起了一股“天坛游玩热”，还允许外国人持外交部所发“门照”进入天坛参观。1913年12月23日冬至，刚刚登上民国正式大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1914年5月，“中华民国”内务总长朱启钤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开放京城皇家园囿，把天坛列为开放之首。由于袁世凯正打算率百官到天坛祭天，开放天坛一事终被搁置，直到1918年1月1日，天坛才由皇家祭坛变为市民公园，但坛内用地被侵占严重，建筑倾圮破败，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恢宏。

　　1935年1月北平成立了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是专门从事古建筑修缮保护及调查研究的政府机构。此时的市长袁良也有志于解决古迹保护与利用的问题，整理和修复文物建筑成为北平市政建设的一项工作，经过招标，对天坛进行了修缮，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古建专家为工程的技术顾问，修缮工程项目包括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及祈谷坛台面、祈年门、祈年殿东西庑及其围墙、南砖门及成贞门、皇乾殿和外坛西墙，耗资达77万元（法币）。天坛的主要建筑圜丘，重做地基，换掉残损的石料，整理了排水设施，使整个圜丘坛的3034块石面平整密缝。祈年殿修缮，将屋面全部卸下，修整三层外檐。宝顶用铜皮焊成，磨光镏金，套在雷公柱外，把歪斜的雷公柱修正，使宝顶端正地落在由大块琉璃砖拼成的须弥座上。对皇穹宇进行修缮，对梁柱、墙面等原有装饰进行了彩绘，将柱子沥粉贴金，墙面花边纹样照原样补齐。同时，皇穹宇前的三阙门和圆形围墙、琉璃砖瓦等也一一精确磨制对缝^⑦。

　　这些工程功德无量，为后来的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现在的天坛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而且还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民国时期文化先驱所作出的努力。

　　二、民国时期中轴线建筑保护改造传承的成因

　　进入民国以后，北京城市中轴线的保护与利用与北京近代城市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时代的变革密不可分，当然也有来自于各方人士的作用。

　　一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紧密相连。清朝末年，随着外国势力的进入，封建帝都的禁锢开始动摇。《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使节开始在北京选择馆址，设立公使馆。《辛丑条约》签订后，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就连清代皇帝祭神的堂子也被迫迁至东长安街以北（今贵宾楼饭店所在地）。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甚至，作为国门的正阳门一段时间竟然由外国大兵所把守。

　　二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得不被动接受历史的变革。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诸多新政，体现在法律、教育、外交以及自治、实业等方面，改革学校、科举，裁冗官，设银行、路局，设工商总局，开放言论，公开预算，设报馆，办农会商会，奖励新发明，练新兵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果。西方的文化、科学逐渐进入中国，启迪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促进封建专制政体走向变革。尽管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影响，守旧意识广泛存在，新政很难到位，但毕竟带来了对旧体制的强烈冲击。

　　三是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些标志性的产业、行业冲破了封建整体的束缚，成为市民生活的需要。清末，在位置重要的正阳门，清政府“被迫”修建了火车站。先是1900年，原京山铁路（北京至山海关，也称京榆铁路）的终点站从城外的马家堡一直延伸到天坛西墙根下，后在清政府的干预下，认为天坛是奉祀昊天上帝之所，将这段引入城内的铁路予以拆除，接着另辟入城铁路途径，在永定门和左安门之间的城墙开豁口，经由东便门北侧从内城东南角楼下西折一直通到前门箭楼东侧，即前门东车站，而随后这条铁路的修建最终延伸到了东北的奉天（今沈阳）。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终点站也设在北京，站房设置在了正阳门的西侧，这便是和东车站并立的西车站。正阳门外也成为清末最大的交通枢纽。1901年，丹麦商人璞尔生将天津电话线路引入北京,开始了外商在京的电话经营。1904年,北京电报承办的北京第一个电话局,年内架线40里延伸至京西万寿山, 并建成京津间长途电话线,初装磁石交换机100门,1905年,北京市话发展为5个磁石交换局,交换机总容量达1400门，用户583户。1911年,北京专门成立了无线电报局,直接接收欧美国际来报，直接抄收外电新闻。1913年，北京第一个私营出租汽车行——法国人经营的飞燕汽马车行诞生，北京街头出现了汽车。1921年以后开始建设有轨电车，城市近代化的步伐迅猛发展。

　　四是一大批接受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开始有了自己施展作为的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启钤，他在晚清至民国政府中均身居要职，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创立了近代规划建设思想，他吸收近代西方关于城市的认识，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必需的，“启钤于民国十年，历游欧美，凡所目睹，足以证东西文化交互往来之故者”，“吾国太古之文明，实与西方之交通息息相关，……凡一种文化决非突然崛起，而为一民族所私有，其左右前后，有相依倚者，有相因袭者，有相假贷者，有相缘饰者，纵横重叠，莫可穷诘”^⑧，因而，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在北京城市的建设与改造中就大胆地实施起来，并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城市的建设也有一些新的理解，并努力打造他所认知的城市功能。他认为《周礼》建国，前朝后市，意味一为政治中心，一为经济中心。二者为构成都邑之要素^⑨。

　　三、民国时期中轴线建筑改造对后世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都有相互的继承关系，都不是凭空而来，尽管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民族、国家的文化可能因为政权的更替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精髓的东西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吸纳新的东西生存与发展的。

　　民国时期对中轴线上建筑的一系列改造和建设对以后的影响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原有文化的精髓得到认知与保护。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厚重的历史文化通过存世的古典建筑体现出来，北京中轴线的建筑是北京古典建筑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故宫，北洋政府时期曾经有过改造故宫的计划，要把故宫的三大殿改造为国会会场，曹锟政府曾委托上海通义洋行的瑞典籍建筑师阿尔宾·施达克对三大殿进行测量，提交改造方案，对太和殿两侧建两层5.2米的建筑，两侧还要开门洞^⑩。1923年5月22日《顺天时报》有载吴佩孚的电报：“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拆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吴佩孚表示：“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吴佩孚等人的行动为故宫的保护做出了贡献。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尽管以后也有影响故宫的波澜，但毕竟为后世完整将600多年的紫禁城保护了下来。

　　二是留下一直影响至今的对文物修缮与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土木建筑为主体，经历自然损毁和各种外来因素的破坏，都需要对古建筑不断进行修复，在如何修缮与保护上，有识之士创造了影响久远的理念和实践。朱启钤在主持北京旧城改造时,提出了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能够实现这一原则，做了服务“修旧如旧”的基础工作，筹措资金对紫禁城等进行实测,对北京中轴线上的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进行了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精密图纸,为北京中轴线保护留下了首批珍贵的古建筑实测资料，为真正能够实施“修旧如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修旧如旧”仍然是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

　　三是会聚古建保护的人才，开拓文化传承的视野，为文物的保护利用做出了贡献。朱启钤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先后加入学社，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整理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更为可贵的是，这个学社不仅专注于古建筑，而且与古建相关的文化都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朱启钤所说的：“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⑪

　　学社和学社的成员都是北京古建筑保护与修复的专家，参加了大量的北京古建的修复工作，受委托参与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楼、南薰殿、故宫角楼的维修，在北平市政府主持下，学社与各文化机关共同组成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创制了一系列的文物保管章程和计划。

　　特别值得说的是，营造学社汇集的一批人才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和建设的骨干，在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及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的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四是文化继承中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发扬。民国开启了天安门广场的建设与改造：拆除了千步廊，在正阳门北面位于门楼与中华门之间的广场，亦铺以石板，经过一番改建，原来在广场北端的哨所，移近城墙，新辟一眼装饰性喷泉，从正阳门一直到中华门一带栽种树木，形成新的具有活力的市民广场。正阳门的改造不是简简单单地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从地理的位置来看，所产生的影响使天安门地区与外城连接起来，提高和强化了天安门地区的城市影响力。这也无疑成为以后新中国天安门广场规划建设的前奏，为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故宫是北京古城六百年的核心，也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对故宫的保护和有计划的修缮，以及怎样对待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借鉴。社稷坛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祭坛，在如何保护和利用上做了探索性的尝试，时至今日如何完成从神圣的祭坛到服务于普通市民的公园的转化过程，在古建筑改造中存什么、建什么，都值得我们学习。

　　五是用发展的视野规划和建设城市。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对城市的认识与改造有质的不同，我国古代社会的城市主要是为政治秩序服务，具体的体现就是为封建皇权服务，而近代城市则体现的是平民化，为市民服务的道路交通、公园、商业服务业在城市空间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与影响。长安街、朝阜路的打通，正阳门打通内外城的道路都体现了近代城市所具备的功能。从世界的视野来看，凡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一味地一成不变地保留古建筑的形态，而是使古建筑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提升它的文化价值和服务功能。民国时期，所进行的文物保护的一系列尝试，吸纳和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特点，为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发挥近代城市的作用做了大胆的创新，这种文化的传承是建立在与历史发展同步的有序继承上的。我们在“申遗”过程中，需要强调中轴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历史的变迁中，真实与完整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的，需要体现时代特点。其实，体现城市的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不仅仅是应对“申遗”所需要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申遗”的过程，系统梳理一下我们如何面对北京这样一个古老的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在既要兼顾城市的发展、又要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方面，以朱启钤为代表的那一代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我们可以借鉴，当然也可以批判，我们更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做得更好才是。

　　①朱启钤：《中央公园记》。

　　②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③朱启钤：《一息斋记》，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④⑥⑧⑪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民国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⑤喜仁龙1920至1921年考察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将其所得成果，撰成《北京的城墙与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一书，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翻译出版。

　　⑦参见崔勇：《1935年天坛修缮纪闻》，《建筑创作》 2006年第4期 。

　　⑨白敦庸：《市政举要》，朱启钤民国十九年作序。上海大东书局， 1936年。

　　⑩司汗：《施达克——改建紫禁城的瑞典建筑师》，《建筑史论文集（第1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