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紫昍

　　《京城古迹考》是一部关于北京城内外古迹的实地调研笔记，由清高宗近臣、书法家励宗万于清乾隆十年（1745）撰写。这部书主题鲜明、短小精悍，文献征引与实地考访密切结合，真实反映了乾隆初期北京相关古迹的状况，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北京地方古籍。谢国桢先生曾称赞此书“文字简练，扼要不繁，为了考察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市变迁的沿革，到现在还有参考价值”^①。而对于这部特色鲜明的北京文献，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②，励守谦抄本对原稿的改动、《京城古迹考》与《日下旧闻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更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即从《京城古迹考》存世文本的分析入手，对此书的特点、抄本的价值，及其与《日下旧闻考》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

　　一、《京城古迹考》的特色

　　（一）作者励宗万的身份

　　《京城古迹考》的作者励宗万（1705—1759），字滋大，号衣园，又号竹溪，直隶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人。其祖励杜讷（1628—1703）、父励廷仪（1669—1732）分别为康熙、雍正朝名臣。励宗万本人于康熙六十年（1721）得中进士，此后历任提督山西学政、鸿胪寺少卿、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侍讲学士、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等职，其间屡次因受贿营私而被夺官、降级，终以光禄寺卿的身份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病故^③。所著《衣园遗稿》《青箱堂集》等今皆不传。

　　励宗万是雍正到乾隆朝前期著名的“御用书手”，北京法源寺、十方普觉寺的雍正御制碑，均为励宗万“奉敕敬书”，《秘殿珠林》中收录有励宗万“奉敕敬书”的《金刚经》^④《圆觉了义经》^⑤及真草篆隶四体《高宗纯皇帝御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⑥等书法作品。《石渠宝笈》中还收录了他的《天中献瑞图》《蓬池竞渡图》等绘画作品^⑦，以及他与清高宗鉴赏品题书画珍品的唱和诗作^⑧。此外，他还参与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官修文献的编纂工作^⑨。清高宗曾评价其人云：“励宗万不安静，钻营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驱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满其分量矣。”^⑩由此可见，励宗万是以“御用文人”的身份立足于朝的。他独自编撰并进呈给清高宗的《京城古迹考》以及与之性质相近的《盛京景物辑要》^⑪，也都含有“献赋”逢迎之意。如《京城古迹考》文中处处称“臣”，明言“恭呈御览，以备圣明采择焉”^⑫，显然是进献之作。

　　（二）《京城古迹考》的优缺点

　　作者励宗万的身份，决定了《京城古迹考》的特色。历代地理类著作，都会标榜兼顾“考古”与“核实”，既要借助现存史料考证相关景物的历史变迁，又要根据实物遗存展现当下面貌，但真正能够实现二美兼善的著述，则寥若晨星。以明清北京地方文献为例，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自称“兹编人征其始末，事核其有无”^⑬，但清人徐元文仍讥其“漫无考据，徒掠取前讹，足成己谬”^⑭，长于景物描写，而疏于考证；清初高士奇谓朱彝尊编《日下旧闻》“昼则历郊野、摩碑碣、问父老，断字巵言，悉经掌录，夕则篝灯散帙，驰骋古今，务使闻见两无所憾，而后愉快”^⑮，但清高宗仍认为该书“详于考古，而略于核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⑯，长于考证史实，而疏于实地考访。《京城古迹考》同样标榜“考古”与“核实”并重，全书约两万字，列述东、南、西、北城古迹四十六处，每条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臣按”开头，征引前人记载；第二部分以“今查”开头，描述这一古迹的位置及当时的存毁情况。但励宗万并不以史学考证见长，其长处在于以清新平实的文字，真实、细腻地描述景物细节，以便让皇帝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古迹的现状。

　　因此，“案古证今，循名核实”，是《京城古迹考》的一大优点。励宗万有意识地对古迹逐一“按籍访核”，并对每处古迹的现状进行白描式的叙述，既特别关注御制诗文和御题榜额、对联等皇室作品，也注重收集和记录碑刻、塑像、口头传闻等民间史料，因此《京城古迹考》真实记录了这些古迹在乾隆十年的面貌，可补其他文献记载之遗缺。以“圣感寺”为例，该寺历史悠久，元代名“平坡寺”，明代更名“圆通寺”，康熙十七年（1678）左右更名为“圣感寺”，至乾隆十三年（1748）又更名为“香界寺”。成书于明代或清初的北京古籍如《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康熙）畿辅通志》《日下旧闻》等，对该寺的记载均止于明代“圆通寺”；而编纂于乾隆中后期的《日下旧闻考》，又仅关注当时作为“香界寺”的状况，对此前“圣感寺”的面貌付之阙如，虽然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诗注中提及“圣感寺内圣祖赐扁最多”^⑰，但也语焉不详。要想了解从康熙十七年到乾隆十三年这七十年间圣感寺的榜额、藏品等情况，只能借助于《京城古迹考》的记载：“御题三圣殿榜曰‘圣感’，大殿曰‘敬佛’，后阁曰‘制毒龙’，阁下藏圣谕一道……”《京城古迹考》成书于乾隆十年，晚于《日下旧闻》（刊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十余年，而早于《日下旧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进呈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十余年，正好能为后人追溯相关古迹的变迁提供可靠的线索和证据。此外，励宗万对景物的描写真切而详尽，能道出前人所未道。如“文丞相祠”条对文天祥像之白描：“破屋三间，塑像兀坐，冠进贤冠，朱衣色黯。神座之右石刻半像，执笏，冠如明世国公，笏刻‘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数语。”《日下旧闻考》中收录历代记述文天祥祠、歌咏文天祥事迹的史料多达三十六条，却只有引自《京城古迹考》的这一条精致描绘了祠内塑像、刻像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细节信息^⑱。由此可见，《京城古迹考》尽管篇幅不长，但史料价值却很高。

　　从文学价值上看，《京城古迹考》笔触生动细腻，写景状物如在目前，可视为一部精巧的小品文集。例如“戒坛寺”条记叙探索“极乐洞”之经历云：“洞门仅容身，入洞暗黑如夜，列炬以行。行里许，有天然石佛十余龛，参差向背，法相天成。又里许，有蝙蝠百余，大者盈五六尺，极小者亦如箕，群伏洞顶石乳之上，以炬烛之亦不惊，诚灵物也。至极深处，则闻水声琤琤，路愈窄而湿滑，不敢复入矣。”不仅将石佛、蝙蝠等洞内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且把自己的探险历程也记述得生动活泼，使读者如临其境。《京城古迹考》在描写上颇具灵气，文笔清新练要，与《帝京景物略》的晚明竟陵派文风大相径庭。同为以北京古迹为主题的游记类小品文，《京城古迹考》与《帝京景物略》的迥异文风，也非常值得对比品鉴。

　　优点鲜明，但《京城古迹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其关键缺憾主要有两点：一是规模太小。名曰“京城古迹考”，却仅仅考察了四十六处古迹，数量仅为《帝京景物略》条目的三分之一，尽管其中不乏潭柘寺、白塔寺、卢沟桥等妇孺皆知的名胜古迹，但“京师八景”（燕京八景）仅提及“卢沟晓月”和“蓟门烟树”两处，其余“琼岛春阴”“居庸叠翠”等均未涉及，未免令人遗憾。励宗万自称“极知挂一漏万”，实非虚词。二是文献考据功夫薄弱。励宗万重于“核实”而疏于“考古”，例如德胜门、安定门外之土城，清初顾炎武、朱彝尊等人早已考证出是元大都城故址，但《京城古迹考》“古蓟门”条仍云：“安定门外亦有土城故址如此者，是否旧燕城，或辽金故城，抑古蓟门，均莫可考。”涉及史实考证之处，此书往往付之阙如，或存模棱推测之语。然而瑕不掩瑜，整体上讲，《京城古迹考》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二、《京城古迹考》的版本情况

　　《京城古迹考》成书之后，既罕见于官方记载，更未经“钦定”刊行，故知者寥寥，清人著述绝少提及。《中国古籍总目》亦未收此书。但此书幸未失传，且存有稿本、抄本两个版本。

　　励宗万手抄的稿本为谢国桢发现并收藏，谢国桢《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中称之为“稿本”，且谓“是书为宗万手书，书法老练工整，就其本身来说，也是研究北京史迹、文物的一种”^⑲，应为励宗万自抄之稿本（以下简称“稿本”）。1964年北京出版社“依据谢国桢同志收藏的励宗万手写稿本”加标点整理排印，与《日下尊闻录》合册出版；198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仍与《日下尊闻录》合册，为今天最常见的《京城古迹考》版本（以下简称“排印本”）^⑳。

　　稿本之外，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京城古迹考》之抄本（以下简称“抄本”），是励宗万之子励守谦誊抄的进呈本。该本为册页装，共三册，锦缎封面，有签无字。内文楷书，半页六行，行十八字，泥金花边栏，钤有“韫山藏书”“臣汝琨印”及“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藏”印。在《京城古迹考》内容之前，有励守谦之识语三页，称为配合《日下旧闻考》的编纂，故将乃父两部“削稿尚存”的旧作《京城古迹考》和《〈南城咏古诗〉考》重新缮写进呈。《〈南城咏古诗〉考》今不知所终，国图所藏仅为《京城古迹考》三册。对校文字可知，抄本与排印本存在一定的文字差异，且为《日下旧闻考》所征引之《京城古迹考》底本（详后）。

　　抄本的抄录时间，推测应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至四十年九月之间。因为清高宗诏令编纂《日下旧闻考》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㉑，而励守谦识语中明确提到“敕令考订朱彝尊《日下旧闻》”，可知抄本进呈当在《日下旧闻考》开始编纂之后。至于下限，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初十日有“革职编修励守谦，准其自备资斧，在《四库全书》处纂修上效力行走”之谕旨^㉒，而识语自署“编修臣励守谦”，故此次进呈当在乾隆四十年九月即革职之前。虽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励守谦因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又“着加恩授为编修”；但识语中提及“未敢列入遗书，送馆勘订”，且言及“校辑《四库全书》”“考订《日下旧闻》”等项目时语气兴奋，故推测这次进呈不会在乾隆四十三年之后，而应在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库全书》征书最高潮之际^㉓。而且从现存档案来看，励守谦此后主要承担的是《四库全书》的分校工作，最终成书的《日下旧闻考》中也无励守谦之名，识语中所谓“幸叨预编纂之列”很可能是《日下旧闻考》编纂初期的情况。综合以上因素判断，抄本《京城古迹考》抄录的时间，应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之后，四十年九月之前，即晚于稿本约三十年。

　　励守谦抄本的存世，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京城古迹考》成书后的流传情况，同时也为《日下旧闻考》的编纂研究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材料。

　　三、励守谦抄本的特色与价值

　　（一）励守谦抄本与稿本的异同

　　励守谦为励宗万之子，生卒年不详，乾隆十年进士，为励家“四世翰林”的最后一代，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仍在世^㉔，似以翰林院编修之职终老。励守谦所抄《京城古迹考》，相比于以稿本为底本的排印本，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改动。

　　第一，改变稿本中主动进呈的说法，改为奉命编撰。《京城古迹考》排印本中并无“奉命”的说法，卷前按语云：“今更从志乘所载及近代人文集杂著中遗迹之可考者，详择采辑，按籍访核……敬录成卷，以备观览焉。”卷末按语云：“……谨就载籍所传，耳目闻见所及，择其迹关郑重者，采辑如右。……敬备悉缀录，恭呈御览，以备圣明采择焉。”均谓主动进呈，而非奉命编撰。励守谦抄本则将卷前按语中的“详择采辑”改为“谨遵俞旨，再加采辑”，卷末落款则改为“工部侍郎臣励宗万奉敕敬编”，将《京城古迹考》变为“奉敕”之作。励守谦在抄本的卷前识语中更是明言“伏念先臣宗万，曾于乾隆十年奉命考核京城古迹”，还称自己“时已蒙恩选置词垣，敬随臣父效采辑之役”，也是参与者。可见抄本的这些修改，是有意改变《京城古迹考》的编撰缘由，以期抬高该书的地位。

　　第二，对个别条目的史实进行订补。其中部分修订是正确的，例如“万柳堂”条，抄本将“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别业”中的“冯铨”订改为“冯溥”^㉕。但大部分订补则功过参半，例如“宋仁宗篆书针灸经石刻”条末，抄本增补一句：“或云：燕无宋迹，此是元元贞间自忭^㉖移此。”“自汴移燕”之说确实见于前史记载，但“元贞（1295—1297）间”的说法则不知所据^㉗。又如“延佑二年进士题名记”条末，抄本增补一句：“《水东日记》云：内官阮安督工太常，悉将元碑磨去。”但却误将原文中的“太学”抄为“太常”^㉘。再如“元灵福寺”条中关于韩家山延寿寺之名，励宗万猜测与“汉循吏韩延寿家此山”有关，但此说并无其他史文佐证，故励守谦抄本删去“或以延寿所居，而遂名其寺耶”一句；不过他所增补的“寺左侧为延庆寺，殿宇颓败，庙额犹存，《通志》或误以延庆为延寿耳”，却同样不见于其他记载。目前可考之北京城区及近郊的“延庆寺”有二，一在广渠门内原火神庙街（今龙潭湖附近）^㉙，一在万寿寺东（今紫竹桥附近）^㉚，均与韩家山（今八宝山）相隔甚远。而且明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中即有韩家山（罕山）“山阳二寺：曰灵福，曰延寿”的记载^㉛，《日下旧闻考》在考察该山的按语中，也没有提及有“延庆寺”，只说“今并无灵福、延寿二寺名”^㉜。由此可见，励守谦的描述和推测都是需要推敲的。

　　第三，对字词进行修改。其中个别修改合理有据，如“崇真宫”条，抄本将“崇贞保运之殿”订改为“崇真保运之殿”^㉝；“潭柘寺”条“攀云寻净地”之下半句，抄本将“问树出祇园”订改为“间树出祇园”^㉞；个别删改则减少或改变了原文的信息，例如“鱼藻池”条删去“相近精忠庙”五字，“丰台”条将“种粟米高粱及麦”改为“种植禾黍豆麦”，“白塔寺”条删去“从墙外竚望，见（塔制如幢）”六字，“万寿寺”条删去“铜质甚古”四字，卷末按语删去“岁在乙丑”四字等。而数量最多的，是义可两通的异文，例如卷首按语将“仅循正南一面故基”的“循”字改为“修”字，“鱼藻池”条将“四围民居散处”改为“四围居民错处”，“毗卢阁”（排印本作“毗罗阁”）条将“今查阁上下共十四间”改为“今查阁上下七楹”，“三忠祠”条“守祠人住”改为“为守祠者居”，“天宁寺塔”条“音无断时”改为“音无寂时”，等等，恕难一一罗列。

　　综上所述，尽管励守谦自称抄本“多出臣所纂录”，可实际上，除了对编撰缘由的刻意修改外，抄本对稿本的改动基本上都是小修小补，既没有增补条目，也没有重新考访相关古迹，或对三十年后的存毁情况进行大规模修订。例如白塔寺（妙应寺）于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万寿寺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六年（1761）两次重修等重要信息^㉟均未见增补，只是无关变迁的内容如“铜质甚古”等被删节。

　　（二）抄本的研究价值

　　《京城古迹考》励守谦抄本虽然异文价值不高，但却是在《四库全书》征书的大背景下誊抄进献的，与《日下旧闻考》的编纂关系密切，对于研究励氏父子也有不小的价值。

　　首先，《京城古迹考》抄本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征书的扩散效应。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继下令辑校《永乐大典》和征采外省遗书之后，清高宗又采纳刘统勋的建议，号召在京官员贡献藏书^㊱。励守谦倚仗祖上家藏，共进献图书六次，合计150种^㊲，是在京官员中为数不多的“所进之书数在一百部以上者”，并因此于同年十一月得到了清高宗的题诗^㊳，次年五月又得到“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作为奖励^㊴。但《京城古迹考》并不在这六次进献之列，因为励守谦认为“篇帙无几，又多出臣所纂录，故未敢列入遗书，送馆勘订”，而是重新缮写、装裱进呈。因此这部文献尽管不见于《四库采进书目》，但却与《四库全书》工程关系密切：一方面励守谦单独进呈乃父旧作，显然是受到了开馆征书政策的鼓舞，希望借机突显自己父子的著述之功；另一方面此次进献是为配合《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而《日下旧闻考》也是《四库全书》工程中的“子项目”，清高宗明确指出要趁“方今汇辑《四库全书》，典籍大备”之机“编为《日下旧闻考》”，且“成书并即录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㊵。由此可见，《四库全书》的征书工程不仅包括直接的征采和禁毁，还应考虑到波及的间接影响，如在朝廷大力搜讨遗书的氛围中，一批人出于邀功请赏的目的，将家藏稿本通过各种渠道贡献出来，并间接体现在《四库全书》工程的成果中。尽管很多文献出于各种原因并未收录进《四库全书总目》，但这一文化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其次，抄本卷前的励守谦识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京城古迹考》的编撰理念，及其与《日下旧闻考》的相通之处。如前所述，《京城古迹考》的长处在于核实而非考古，但正文前的励宗万按语，却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幽燕城垣、古迹之变迁，而对本书的独特价值，却只用“按籍访核”四字一笔带过。励守谦则在抄本卷前的识语中谈道：“善言今者，必有考于古；善言古者，亦必有考于今。盖考于古，而后因革损益可得而明；考于今，而后典籍之所传是非真伪，一一可校，而不同于空言之无据。”不仅指出“考古”与“考今”具有互动性，而且强调了“考今”的意义在于核实纠谬，即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这种“眼见为实”的态度，与《日下旧闻考》的编纂理念是一致的。清高宗之所以下令考证《日下旧闻》，就是认为该书“详于考古，而略于核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非所以示传信也”，而“考证”的方法，则是派官吏“将朱彝尊原书所载各条，逐一确核，凡方隅不符、记载失实及承袭讹舛、遗漏未登者，悉行分类胪载”^㊶，与《京城古迹考》卷前按语中所云“今更从志乘所载及近代人文集杂著中遗迹之可考者，详择采辑，按籍访核”，在思路上如出一辙。而这样的编纂理念，在清代的北京地方文献中并不常见，例如清高宗在《〈日下旧闻考〉题词》中盛赞的清初《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两部巨著^㊷，都更注重“因革损益”的“考古”之学，朱彝尊甚至标榜《日下旧闻》“他人著书唯恐不出于己，予此编唯恐不出于人”^㊸，成书于《日下旧闻考》之后的《宸垣识略》《光绪顺天府志》等书，也以辗转传抄为主。励守谦在《京城古迹考》抄本识语中所主张的古今并重、以实迹核校典籍的观点，正与《日下旧闻考》为代表的乾隆朝官修地理类文献相契合，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学术风向。

　　最后，励守谦抄本是《日下旧闻考》采录《京城古迹考》的底本，为深入研究《日下旧闻考》的编纂提供了宝贵资料。尽管《日下旧闻》原文及其《补遗》征引了大量文集、笔记等私人著述，但《日下旧闻考》新增的条目却绝大多数出于《大清一统志》《国朝宫史》《大清会典》等官修文献，像《京城古迹考》这样的个人著述甚为罕见。通过抄本及励守谦识语中“兹恭逢敕考古迹，谨以《京城古迹考》缮为三册，《〈南城咏古诗〉考》缮为一册，拜手稽首，上尘乙览”等语可以得知，《日下旧闻考》之所以能收录此书，并非是纂修官特意去翻检三十年前励宗万进呈的原本，而是因为清高宗将励守谦重新进献的抄本转交给纂修官，以备采择。此外，将所采条目进行文本对读，也可管窥《日下旧闻考》对原始史料的取舍与删改处理。

　　四、《京城古迹考》与《日下旧闻考》的关系

　　（一）《日下旧闻考》采录《京城古迹考》的基本情况

　　《日下旧闻考》全书中出处为“京城古迹考”（或误作“帝京古迹考”“京城古迹序”）的条目共计五条^㊹。其中四条见于《京城古迹考》，即：《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小字“考文天祥所著”条，出自《京城古迹考》“文丞相祠”条，出处误作“帝京古迹考”；卷五十六“万柳堂在广渠门内”条，出自《京城古迹考》“万柳堂”条；卷六十一“晋阳庵在宣武门外”条，出自《京城古迹考》“晋阳庵”条；卷九十“丰台在宛平县西”条，出自《京城古迹考》“丰台”条，出处误作“京城古迹序”（排印本已订正）^㊺。

　　另一条关于“永光寺”的内容虽然不见于《京城古迹考》，但这条文字很可能出于励宗万的《〈南城咏古诗〉考》，由于励守谦将二书同时抄录进呈，故被《日下旧闻考》的纂修官混为一书，将其出处也误作“京城古迹考”。励宗万之《〈南城咏古诗〉考》虽已佚失，但据排印本《京城古迹考》卷前按语中“迺贤《南城咏古诗》，多在今城西南之境，业经访核，辑录成卷，以备考古之征”等语，可知是对元人迺贤（清代改译纳新，或作纳延）《南城咏古十六首》所涉古迹的实地考访，该书作于《京城古迹考》之前，而体例与之近似。《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一误作出自《京城古迹考》的“永光寺”一条，谈及永光寺内的“万寿寺开山传法历代宗师实迹二石碣”，又云“许道宁画屏已久湮矣”^㊻，正与迺贤《南城咏古十六首·万寿寺》末句“扶藜读旧碑”，及题注“寺有许道宁画屏”等语^㊼相呼应。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此条实为励宗万《〈南城咏古诗〉考》之佚文。

　　表一《京城古迹考》《日下旧闻考》重要异文对比

　　通过比较异文可以发现（参见表一），《日下旧闻考》所用《京城古迹考》的底本为励守谦抄本，而非稿本（排印本的底本）。例如抄本、排印本存在异文之处，《日下旧闻考》均从抄本，或偶径改原文，与二本皆有出入，但无一处与排印本《京城古迹考》相合，可知其采录底本为抄本。由此亦可见，励守谦的进呈，也确实为《日下旧闻考》做出了贡献，丰富了引书的类型，使这部官修文献更加丰满。

　　（二）《日下旧闻考》采录《京城古迹考》的特点

　　《日下旧闻考》与《京城古迹考》对比，无论规模、地位还是价值、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日下旧闻考》涵盖了顺天府辖区内从皇城内苑到远郊州县的全部古迹，规模上也是《京城古迹考》的百倍。不过，通过对《京城古迹考》的采录可以看出，《日下旧闻考》亦非一味地贪多求全、照搬原文，而是对原始文献进行了精心采择和细致改动，从中也能反映出《日下旧闻考》的一些修纂理念。

　　从条目的选择来看，《日下旧闻考》看重的是《京城古迹考》中的细节描写，如上文所引“文天祥祠”条，而简述现状的条目则未予采录。这主要是因为励宗万所做的“循名核实”的工作，尤其是他所记录的清帝御题匾额、对联等信息，已为《日下旧闻考》所覆盖并更新，后者重新考察了相关古迹的现状，并以“臣等谨按”的形式对所有古迹在乾隆四十年左右的存毁状况进行了说明，因此对于《京城古迹考》中所记录的三十年前的情形，便不甚重视。而且《京城古迹考》是笔记体，《日下旧闻考》则属于资料汇编，体例不同，呈现方式也难免有所差异。例如对于东岳庙内的康熙御书碑，前者侧重于记事物本身：“圣祖御书碑二座，环以小亭，一国书，一汉文，穹然双峙”（见“东岳庙”条），后者则侧重于载录其文，直接将《圣祖御制东岳庙碑文》全文收录，并没有记载碑亭的情况，也没有征引《京城古迹考》的文字^㊽。

　　从内容的取舍来看，《日下旧闻考》对原文的三类内容进行了删节。

　　第一，删节了《京城古迹考》中侧重于“考古”的文字，有的是因为《京城古迹考》所引的《春明梦余录》等内容，《日下旧闻》原已征引，无须重复，如“文丞相祠”“丰台”等条，另一些则是因为《京城古迹考》所考有误，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删去“万柳堂”条所引《天府广记》“堂即万柳园，元右丞廉希宪别墅”等语，是因为根据纂修官的考证，“元廉希宪万柳堂在今右安门外草桥相近，详见《郊坰》门；此则临朐冯溥别业，盖慕其名而效之者也”^㊾，并非同一“万柳堂”，故予以删节，以免以讹传讹。平心而论，《日下旧闻考》的史实考证也确实更为精严，结论多可信从。

　　第二，删节了抒情的文字，只保留对现状的平实描写。如《京城古迹考》“万柳堂”条末尾的“老柳数株，平芜弥望，因思叶向高所云‘李园不酸，米园不俗’二语，更在荒烟蔓草间，无迹可寻矣”等句，即被《日下旧闻考》删除。这些文字虽然有感叹成分，但也包含了如“老柳数株”“李园不酸，米园不俗”等历史信息，可惜这些信息并没有被《日下旧闻考》所重视和保留。

　　第三，删节了一些希望规避的内容。例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引《京城古迹考》“丰台”条时，将“有水田”下的“俱旗地”三字删去，“桥东为三公主园”改为“桥东有园”，“樊家村之西北”下的“有官庄并各村”删去，等等。这些删改显然是为了回避一些信息，尤其是涉及皇室、八旗占地的信息，而像“至蒋家街，为故大学士王熙别业”“刘村西南为礼部官地”等文字仍予保留^㊿。

　　最后，从文字的处理来看，《日下旧闻考》对原文的所有改动都是不出校记的径改，其中既有订误和增补之功，又有轻改、错改之过。举例来说，根据史实对原文进行完善，如《京城古迹考》“万柳堂”条“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尚雅集于此”，似乎将万柳堂作为冯溥别业和待诏者在此雅集视为先后二事；但事实上，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时，冯溥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阅卷官，并在此前即曾宴请来京的“待诏者”们在万柳堂雅集，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毛奇龄、陈维崧、朱彝尊等名士都有相关诗文传世⁵¹。《日下旧闻考》对此事考证得很明白，征引此二句时特意改为：“为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⁵²，改动不大，却将两事合为一事，避免造成歧异。又如《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文丞相祠”条时，在“唐李邕所书云麾将军断碑二础”的“将军”二字下增添“李秀”二字，乃因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曾为两位“云麾将军”书碑，其中“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在陕西蒲城，是李邕最得意的书法作品，而文天祥祠所藏为另一位云麾将军李秀之碑⁵³。《京城古迹考》原文未加说明或区分，故《日下旧闻考》特意加“李秀”二字以示区别。这两处改动，虽然改变了引文原貌，却是相对合理的。

　　不过，《日下旧闻考》也有随意轻改之处。如将原书“晋阳庵”条“的是旧物”改为“洵是旧物”，“丰台”条“京师花贾悉于此培养花木”改为“京师花贾比比于此培养花木”之类，原本意皆两通，却径行改动原文。另如《京城古迹考》“丰台”条末句原为“诚北地难得之佳壤也”，文渊阁本《日下旧闻考》误抄作“诚此地难得之佳壤也”⁵⁴。如依原文“北地”来看，励宗万之意，无非是说华北地区难得有像丰台这样“水清土肥，故种植滋茂”的“佳壤”。但由于文渊阁本误将“北地”改为“此地”，武英殿本刊刻之前，可能认为“此地”的范围可大可小，容易引发争议，故谨慎起见，将此九字全部删除，排印本亦承之全删⁵⁵，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文本流失。

　　综上所述，《日下旧闻考》对《京城古迹考》的采录，一方面体现了后者的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前者的编纂过程，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后者的优点，不仅原文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改动，而且不少更能体现《京城古迹考》长处的条目，并没有被《日下旧闻考》所采录。《京城古迹考》在史学、文学及文献学领域的价值，实应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①⑲谢国桢：《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见谢国桢编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9页。

　　②已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前揭谢国桢书；王灿炽《燕都古籍考》中对《京城古迹考》的概述和引录，见王灿炽著《燕都古籍考》，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298—301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励杜讷传》及附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946—9948页。

　　④《秘殿珠林》卷二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3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3页。

　　⑤《秘殿珠林续编·乾清宫藏七》，据《续修四库全书》第1069册影印清内府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

　　⑥《秘殿珠林三编·静怡轩藏》，据《续修四库全书》第10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嘉庆内府抄本，第99—100页。

　　⑦《石渠宝笈》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5页。

　　⑧如《石渠宝笈》卷二《御笔风候写生书画合璧》之和诗、卷十七《宋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御题之和诗等，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⑨参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凡例之落款，及《西清古鉴》职名，分别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3册第445页、第824册第4页、第841册第2页，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⑩见《清高宗实录》第一一四卷，乾隆五年四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

　　⑪《盛京景物辑要》现存进呈稿本十二卷（孤本），藏于辽宁大学图书馆，见图宣：《〈盛京景物辑要〉一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董莲枝：《〈盛京景物辑要〉与励宗万》，《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

　　⑫［清］励宗万、阙名：《京城古迹考·日下尊闻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文所引《京城古迹考》，如各版本存在异文，则会随文说明，余不另注。

　　⑬［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略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前第5页。

　　⑭［清］徐元文《日下旧闻序》，见［清］朱彝尊辑、［清］朱昆田补遗：《日下旧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17年。

　　⑮［清］高士奇《日下旧闻序》，［清］朱彝尊辑、［清］朱昆田补遗：《日下旧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17年。

　　⑯㉑㊵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9—130页。

　　⑰［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乾隆十二年御制六月朔日自香山游圣感诸胜即景成诗得五十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09—1710页。

　　⑱［ 清 ］ 于 敏 中 等 编 纂 《 日 下 旧 闻 考 》 卷四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7页。

　　⑳［清］励宗万、阙名：《京城古迹考·日下尊闻录》“出版说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㉒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八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5页。

　　㉓关于《四库全书》征书的时间，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35页。

　　㉔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励守谦尚随同纪昀至热河（今河北承德）覆校文津阁《四库全书》，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61—2062页。

　　㉕按：冯铨（1596—1672）为顺天涿州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五年至七年（1625—1627）以谄事魏忠贤升任大学士，降清后亦曾任大学士，乾隆间被编入《贰臣传》乙编；冯溥（1609—1691），山东益都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康熙十年（1671）晋文华殿大学士。二人虽均大致符合“国初大学士”的身份，但只有冯溥是益都人，而万柳堂也确为冯溥别业，与冯铨无关，抄本所改是正确的。

　　㉖原文如此。

　　㉗按：《燕都游览志》谓此石刻乃“至元（1264—1294）间自汴移至此者”，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9页。又《元史》载：“元中统（1260—1264）中……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安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见［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百三《阿尼哥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546页。王檝于元太宗四年（壬辰，1232）“从攻汴京”，次年“奉命持国书使宋”，则宋仁宗针灸经石刻自汴移燕，当在元太宗四年，亦非“使宋时”所得，见《元史》卷一百五十三《王檝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613页。

　　㉘按：《水东日记》原文作：“尝闻阮安督工建太学时，悉取前元进士碑，磨去刻字，置之隙地。”见［明］叶盛撰、魏中平校点：《水东日记》卷二十八“旧碑石”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279页。又《池北偶谈》引作：“按《水东日记》云：内官阮安督工建太学时，悉取前元进士碑磨去刻字。”见［清］王士禛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三“太学题名碑”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51页。励守谦所据似为后者。

　　㉙［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8页。

　　㉚［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9页。

　　㉛［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279页。

　　㉜［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25页。

　　㉝［清］于敏中等统纂：《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宏仁万寿宫”条（引《行国录》），及“玉皇庙”条下之“臣等谨按”，均作“崇真保运”，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94—995页。

　　㉞参见《（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二十《游潭柘岫云寺即事杂咏得诗六首》，作“间树出祇园”，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2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9页。

　　㉟ 按：二寺重修之事，分别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卷七十七“臣等谨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27、1291页。

　　㊱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2—93页。

　　㊲见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编修励第一次至六次交出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3—175页。另，黄爱平统计为174种，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㊳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0—181页。

　　㊴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0—211页。

　　㊷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前《御制题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㊸见［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序》，见［清］朱彝尊辑、［清］朱昆田补遗：《日下旧闻》卷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17年。

　　㊹按：由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下旧闻考》成书在先，武英殿本即内府刻本刊行在后，而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日下旧闻考》乃据武英殿本整理，故本文在与《京城古迹考》对校时，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下旧闻考》（第497—499册，以下简称“文渊阁本”）为底本，分析其征引、删改的情况，并对武英殿本、排印本《日下旧闻考》之异文随文加以说明。

　　㊺以上四条分别见于［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文渊阁本第497册，第637页、第788页、第861页、第498册第431—432页，排印本第717页、第811页、第998页、第1536页。

　　㊻［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文渊阁本第497册第866页，排印本第1005页。

　　㊼［元］纳延撰《金台集》卷二《南城咏古十六首·万寿寺》，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2页。

　　㊽［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87页。

　　㊾［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臣等谨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1—912页。

　　㊿5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36页。

　　51张宗友著：《朱彝尊年谱》卷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页。

　　5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1页。

　　5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臣等谨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8页。

　　54 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8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1—432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