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1日，笔者和门学文、陈康因接待于成龙后裔，到田义墓查看于成龙墓志铭。随后，顺便到田义墓显德祠遗址看看是否有新发现。显德祠西南方向墙下，原有一堆石料堆放在那里，已有多年。此次已被清理一空，唯有一块石料未被清理，正是遗失多年的显德祠石额。自从田义墓对外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寻找显德祠石额的下落，如今终于如愿以偿。

　　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调查慈祥庵时，就有“（慈祥庵）西为显德祠”的记录。当时，产权属于“丰台区石景山人民公社”，由“石景山人民公社保管，模式口小学使用”。

　　“敕赐显德祠”石额（双塔人摄）

　　照片显示，当时显德祠虽已破败不堪，但“敕赐显德祠”石额尚屹立祠堂正中。

　　行文至此，读者已知显德祠是慈祥庵阴宅的祠堂名。此祠堂虽位于现在的“田义墓”，却不是田义的，而是温祥的。有何为证？田义墓以东里许，有座承恩寺，寺内原有正德八年敕谕碑，原碑已毁，首都博物馆藏有敕谕原件，兹将与显德祠有关内容录如下：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朕惟人君，于侍从之旧及佐理之贤，眷遇倚毗，必有异于常格，盖不徒举一时报功之典，亦以为群臣功忠之地也。

　　司礼监太监温祥，……在宛平县香山等乡地方，新建承恩寺，傍预置茔域祠宇，为身后之计，事闻，已赐额曰显德。其田村所买锦衣卫右所百户赵弘远等地三顷有馀，备祠中香火之费。原立契券各段四至分明，粮草随地起科，但免其一应杂泛差徭，亦以遂其体国恤民之意。……

　　正德八年九月初十日。

　　据此可知，显德祠建于正德八年（1513），田义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两者相差92年，怎么会属于田义的呢？

　　无独有偶。永公碑亦有类似的记载。永公碑全称《明故僧录司左觉义兼承恩堂上开山第一代住持寿堂永公大和尚塔院碑记》，该碑在记述太监温祥时，有“公祠曰显德”的句子。永公碑还透露了一个秘密：温祥在建承恩寺的同时，“复造下院二区：一在寺西曰慈祥庵；一在高井村曰翠云庵”。

　　温祥是司礼监太监，他在建造承恩寺的同时，也为自己预建了生圹、生祠。太监建生圹者不在少数，能够建生祠的就屈指可数了。

　　除显德祠是温祥所建以外，田义墓现存的石人也不是田义的。田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官职不过四品。《明史》记载：“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三品四品无石人。”温祥同样官不过四品，因何有石人呢？这是因为温祥不是按“功臣”身份下葬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温祥曾参与捉拿江彬的重大事件，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立下大功。时值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驾崩，膝下又无子嗣，皇位继承问题便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武宗亲信江彬，此时一旦假传圣旨，号令天下，则真伪难辨，纷争四起，大明帝国形势危矣。

　　武宗生母张太后立即密召首辅大臣杨廷和，密议在孝宗近支血脉中物色嗣君入选。最后，按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选定已故兴献王朱祐世子、时年十四岁的朱厚熜嗣承大位。新皇帝远在湖北安陆州，短时间内难以入京即位，以江彬为首的奸佞势力控制着京城的禁卫部队，试图趁朝中无主之际发动政变。一时形成了“武宗存，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宗崩，则矫遗命以擅大宝”的危险局势。

　　张太后、杨廷和心急如焚，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一旦乱了方寸，朝廷内外必然刀兵相见，但二人毕竟是久经风雨的人物，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草拟出武宗遗诏，将忠于江彬的精锐之师以去通州领赏的名义调离京城，又在宫内设下伏兵。

　　安排完这件大事，当务之急就是逮捕江彬。于是，杨廷和谋划用皇太后的名义逮捕杀掉江彬，就与司礼监太监温祥商量。江彬也很警觉，他命亲信提高警惕，昼夜不得解甲，以防不测。又派亲信到内阁打探虚实。杨廷和故意麻痹他，江彬果然中计，放松了警惕。温祥进宫，把除江彬的计划告诉太后。恰好坤宁宫要安兽吻，杨廷和假撰圣旨，宣江彬与工部尚书李进宫。

　　江彬不知是计，身着礼服而来。事情结束后，太监张永留江彬、李二人用饭，太后突然下诏收捕江彬。江彬急忙向西安门奔去，见大门紧闭，又奔向北安门。守门者对他说：“有旨留提督。”江彬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哪里还会有圣旨！”以手推守门的军士，军士一拥而上，将其擒获。

　　在拿办江彬这件事上，主使当然是杨廷和。但是，如何让太后配合，派谁进宫才万无一失，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结果，还是选择温祥进宫最合适。由此可见，温祥与张太后的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温祥墓的准确位置，目前还是一个谜。

　　（李新乐、李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