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文物普查中，在平谷相继发现了北埝头、上宅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5年开始进行正式考古发掘。两处遗址面积累计约9000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等近1万件，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艺术品三大类。

　　专家们认为，北京东部泃河流域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存，显示了泃河流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而上宅遗址特征鲜明的器物群正是其文化代表。因此，这种早期文化被称之为“上宅文化”。

　　上宅文化，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7000至6000年，增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1989年建成上宅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所以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专题陈列馆。

　　本期“口述”栏目，邀请了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赵福生先生回忆关于平谷上宅文化遗址发掘的往事。

　　关于平谷上宅遗址。北京地区的考古，我以前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如房山、门头沟这些区县。平谷、密云则主要是王武钰、郁金城等人的范围。1983年、1984年大规模开展地下文物调查。我们骑车、带着行李卷，手里拿着介绍信，走到哪，住到哪。1984年，上宅当地的砖窑，工人要烧砖取土，发现了一些散碎的陶片。他们觉得很重要，就报上去。东西送到文研所，请夏鼐先生看。这时已经到1984年底，不久，夏先生就去世了。当时，考古行业开始实行领队制度，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开办了第一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参加者必须具有本科学历，中级职称和五年田野工作经验。北京地区就派我参加这个培训班，非常严格，当时淘汰率很高，差不多达到25%。学员必须通过发掘、整理报告、答辩等环节才算合格。参加答辩的专家有黄景略、俞伟超、张忠培、叶学明、郑笑梅等考古界权威。我是1985年以后，北京地区唯一有领队资格证的。单位让我去上宅组织发掘，第一年市文物局拨了3万块钱，我们白手起家，购置各种设备；第二年，由国家文物局每年拨付3万元。到了1988年底，平谷地区建上宅文化陈列馆，馆后有一小坡，坡上有块“三角地”，下边则是断崖。上宅博物馆对上宅村说不想要这块三角地。但该地已在上宅博物馆范围内。我们手里因为有历年发掘的余款，和上宅村订立合同买了这块地。于是，我们就委托上宅馆徐子旺馆长建了几间房子，最后房、地的产权都归了考古队。我们就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填补了北方地区新石器研究的空白。

　　当时，侯仁之先生受领导嘱托，“文革”前就构思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我有幸加入了侯先生领导的地图编绘小组。我认为，侯先生做学问是严谨扎实的。为什么历史上某一城址在图上标在这里？它的东西南北方位怎样？都必须有根有据。比如现在大家都知晓的通州的西汉路县遗址，是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历代地方志记载的情况，分析研究、判断的结果。北京地理范围内，有二三十个汉代城址。因为我是学考古的，侯老现场考察时把我叫去，在现场让我必须找到汉代的陶片或砖瓦，否则就不能确认。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说法，也是要根据现场是否有汉代遗迹为标准。八十年代，《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从第二集中，我开始进入编委行列。

　　发现上宅遗址后，侯老带着尹钧科、唐晓峰等弟子到现场观摩。侯老回来后，立即给市领导写信，信中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遗址，东西辉映，衬托出北京古老的文化底蕴”。后来，侯老又借此申报了三万年以来和一万年以来北京地区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研究课题。

　　1985年，俞伟超先生还没有正式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当馆长，暂时在午门外西朝房办公。一天，他把我叫去，给我说在上宅遗址发掘中要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上的事情。我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俞先生又连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信，让我转交北京文研所。我又到午门西朝房取。俞伟超已经有了一套对早期遗址进行环境复原的思路。

　　回到上宅工地后，我跟郁金城、王武钰说了俞伟超先生的想法。我们按照俞先生的指导，积极配合侯仁之先生研究上宅一万年、三万年的古环境情况、通过孢粉分析古环境与古代植被情况等等。上宅遗址第三层文化内涵和北埝头不太一样，和中原文化很相像。但四至七层则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到了第八层，又不一样。做完第七层后，我们发现和生土很像，但又不一样。我们画图、照相之后，再往下挖，发现不是生土，这一很硬的地层厚达一米左右，在一个探方中才发现三两个陶片，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接近。我们当时布了十个探方，我让工人把其余九个方也都挖掉一层。这十个方加起来才也就三二十片。我们当时不是太懂，但感觉和四至七层的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决定做微量元素分析。我们取上宅的土，和四至七层的陶片中的元素做分析，最后结果一样，说明四至七层陶器就是取上宅当地土壤烧制的；而第八层的陶片也与当地土样的微量元素对比，发现二者差距很大。这说明第八层的陶片不是平谷当地的，是外来的，可能是交换而来。但是，很可惜，差一步。由于一些外部原因，我们没能与内蒙古兴隆洼的陶片做对比，看看是否一致或相近。如果二者十分接近，说明平谷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代有物质和技术交流。通过孢粉研究，上宅第八层是在干冷的环境中形成的，而四至七层则变温暖湿的环境了。

　　这次上宅博物馆改陈之后，关于环境方面，做了三组壁画。每一幅画我们都是根据孢子粉推测出当时有什么动植物活动。再往后，我就离开上宅工地了，去丰台区发掘金中都水关遗址了。上宅发掘的材料，现在还留在平谷当地。

　　关于平谷上宅遗址。北京地区的考古，我以前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如房山、门头沟这些区县。平谷、密云则主要是王武钰、郁金城等人的范围。1983年、1984年大规模开展地下文物调查。我们骑车、带着行李卷，手里拿着介绍信，走到哪，住到哪。1984年，上宅当地的砖窑，工人要烧砖取土，发现了一些散碎的陶片。他们觉得很重要，就报上去。东西送到文研所，请夏鼐先生看。这时已经到1984年底，不久，夏先生就去世了。当时，考古行业开始实行领队制度，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开办了第一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参加者必须具有本科学历，中级职称和五年田野工作经验。北京地区就派我参加这个培训班，非常严格，当时淘汰率很高，差不多达到25%。学员必须通过发掘、整理报告、答辩等环节才算合格。参加答辩的专家有黄景略、俞伟超、张忠培、叶学明、郑笑梅等考古界权威。我是1985年以后，北京地区唯一有领队资格证的。单位让我去上宅组织发掘，第一年市文物局拨了3万块钱，我们白手起家，购置各种设备；第二年，由国家文物局每年拨付3万元。到了1988年底，平谷地区建上宅文化陈列馆，馆后有一小坡，坡上有块“三角地”，下边则是断崖。上宅博物馆对上宅村说不想要这块三角地。但该地已在上宅博物馆范围内。我们手里因为有历年发掘的余款，和上宅村订立合同买了这块地。于是，我们就委托上宅馆徐子旺馆长建了几间房子，最后房、地的产权都归了考古队。我们就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填补了北方地区新石器研究的空白。

　　当时，侯仁之先生受领导嘱托，“文革”前就构思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我有幸加入了侯先生领导的地图编绘小组。我认为，侯先生做学问是严谨扎实的。为什么历史上某一城址在图上标在这里？它的东西南北方位怎样？都必须有根有据。比如现在大家都知晓的通州的西汉路县遗址，是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历代地方志记载的情况，分析研究、判断的结果。北京地理范围内，有二三十个汉代城址。因为我是学考古的，侯老现场考察时把我叫去，在现场让我必须找到汉代的陶片或砖瓦，否则就不能确认。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说法，也是要根据现场是否有汉代遗迹为标准。八十年代，《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从第二集中，我开始进入编委行列。

　　发现上宅遗址后，侯老带着尹钧科、唐晓峰等弟子到现场观摩。侯老回来后，立即给市领导写信，信中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遗址，东西辉映，衬托出北京古老的文化底蕴”。后来，侯老又借此申报了三万年以来和一万年以来北京地区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研究课题。

　　1985年，俞伟超先生还没有正式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当馆长，暂时在午门外西朝房办公。一天，他把我叫去，给我说在上宅遗址发掘中要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上的事情。我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俞先生又连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信，让我转交北京文研所。我又到午门西朝房取。俞伟超已经有了一套对早期遗址进行环境复原的思路。

　　回到上宅工地后，我跟郁金城、王武钰说了俞伟超先生的想法。我们按照俞先生的指导，积极配合侯仁之先生研究上宅一万年、三万年的古环境情况、通过孢粉分析古环境与古代植被情况等等。上宅遗址第三层文化内涵和北埝头不太一样，和中原文化很相像。但四至七层则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到了第八层，又不一样。做完第七层后，我们发现和生土很像，但又不一样。我们画图、照相之后，再往下挖，发现不是生土，这一很硬的地层厚达一米左右，在一个探方中才发现三两个陶片，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接近。我们当时布了十个探方，我让工人把其余九个方也都挖掉一层。这十个方加起来才也就三二十片。我们当时不是太懂，但感觉和四至七层的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决定做微量元素分析。我们取上宅的土，和四至七层的陶片中的元素做分析，最后结果一样，说明四至七层陶器就是取上宅当地土壤烧制的；而第八层的陶片也与当地土样的微量元素对比，发现二者差距很大。这说明第八层的陶片不是平谷当地的，是外来的，可能是交换而来。但是，很可惜，差一步。由于一些外部原因，我们没能与内蒙古兴隆洼的陶片做对比，看看是否一致或相近。如果二者十分接近，说明平谷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代有物质和技术交流。通过孢粉研究，上宅第八层是在干冷的环境中形成的，而四至七层则变温暖湿的环境了。

　　这次上宅博物馆改陈之后，关于环境方面，做了三组壁画。每一幅画我们都是根据孢子粉推测出当时有什么动植物活动。再往后，我就离开上宅工地了，去丰台区发掘金中都水关遗址了。上宅发掘的材料，现在还留在平谷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