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麟，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之后，长期在北京市文物系统从事文物考古保护与研究工作。

　　本期“口述”栏目，吴梦麟先生回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与驻华大使夫人及外国友人的文化交流往事

　　1992年前后，我经朋友柳元介绍，认识了一位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朋友马凯。他的父母都是平山的离休干部，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加拿大人，一个是英国人，但是他们都算咱们中国的离休干部，所以这位马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算“红小兵”。他母亲在周总理主持政府工作的时候，每年“十一”要被请到中南海去款待她，说明他母亲地位还是挺高的，在外国语学院里头算是筹建英语系的。

　　我就跟这位马凯认识了。他跟他哥哥都是北京话说得“溜”极了，什么“叽里旮旯儿、曲里拐弯儿”这些都会说，我记得他曾在我家，聚会了一次，吃了饺子。他就告诉我他生在人民医院。后来因为他有这么一种家庭背景，于是就跟大使夫人们组成一个北京国际学会，这些大使夫人们一到礼拜日就愿意在北京或者附近看看文物、听听讲座，因为马凯知道我在北京搞文物工作，所以让我来组织些活动。

　　最早北京国际学会是由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当主席，这位罗马尼亚大使夫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生，后来认识了，我一问她才得知，她是1955年出生的。后来由她组织这些大使夫人和公使夫人、还有大使馆的一些女性工作人员，这些人来搞活动。后来她要退休回国了，就由英国大使夫人来负责，以后是日本大使夫人，她们是轮流“坐庄”。

　　这期间，她们让我来组织，讲北京、讲长城、讲相关的各种文物，我还组织她们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由刘卫东同志帮我。教这些女性学拓碑。还学包饺子。当时是大鸭梨饭店提供一个场所，让她们学包饺子。大家高兴得厉害。另外还学扭秧歌。我给她们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志来讲授。

　　另外，我曾经组织她们到天津，去参观杨柳青年画，还参观了天津戏曲博物馆，后来还到了利顺德大饭店，孙中山、宋庆龄、溥仪等历史名人都曾去过那里，算是天津一处重要的近代文物。

　　渐渐的，大家感情比较深了。我还又组织她们到银山宝塔，印度大使还组织了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去参观云居寺，因为印度也是一个与佛教有重要渊源的国家。后来，零星地他们有些其他活动，我也参加。我记得在澳大利亚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都有活动，他们组织得很好。这些使馆有干事，每次活动预先要周密地策划，外出他们都会租一辆大巴车，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带饭。

　　我记得到了银山宝塔，每个人都拿出自己带的饭，席地而坐。我觉得大家的求知欲还是很强，再就是比较节俭，等参观结束以后他们就算账，今天有什么花销，如租车、门票等等，然后平均算到每个人的花销。我看见过他们有一个人在收钱，那就是一分一毛都很较真。我觉得大家互相之间不太虚假、很真实的方式，挺好。

　　我记得那次学扭秧歌，日本前大使阿南惟茂的夫人阿南史代，她本人是美国人。她又喜欢我国辽金时的文物，还曾经出版了《北京地区辽金的寺庙》，甚至于到门头沟的深山老林中去考察，农民们都认得她。阿南史代还出版过《树之声》，把北京的古树都拍下来了。后来还在碧云寺、辽金城垣博物馆搞过展览。

　　我感觉到阿南史代很喜欢北京的历史、传统文化。她在台湾的大学读过历史系，跟她丈夫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所以她很喜欢东方的文化。我们后来和她的关系比较好，她和平山郁夫提出，想搞一个关于中国文物的红十字会。

　　最初认识平山郁夫（编者注：日本著名画家。曾长期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察、写生），还不是因为阿南史代的关系，而是从黄华外长那里。平山郁夫到中国来，他喜欢保护中国文物，考察过敦煌。有一次，黄华外长和科技部部长宋健招待平山郁夫，罗哲文老他们都去了，那时罗老说，如果平山郁夫要参观北京的文物，就让我接待。

　　后来我就陪同平山郁夫参观了大葆台博物馆，当时还是方遒当馆长。后来还到了大觉寺，平山郁夫说他不看别的，就看四宜堂前面的白果树，两栖树，一个主干，有一个树长在里头。当时，他就在那里画画。我们给他借了个马扎子，他夫人也跟着参观。当时我没有带照相机，就没照下来他坐在那个马扎子上画画的情景。

　　后来出版了一本平山郁夫的传记，我看了之后才知道画家也是很不易的。他从小家庭贫困，年长他两岁的夫人家境比较好，资助他上学。后来平山郁夫成了一个很著名的大画家，与他夫人的关照分不开。平山郁夫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夫人现还健在，他们后来还致力于日本跟我们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们曾经先到敦煌，在敦煌他们都是骑马考察。后来平山郁夫想搞关于保护中国文物的“红十字会”，那时候罗哲文老和他们关系更近一些。我是晚辈，所以就做点服务性的事。

　　还有一些外宾的结识都是通过文物。比如说最早我接触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里的传教士碑——其实我很早就接触了，当时旧金山大学有一位马爱德（编者注：马爱德，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做了一个关于传教士的研究机构。于是，由古观象台天文馆的伊世同同志（编者注：伊世同先生是我国著名天文考古学家）与我联系，马爱德到我家拜访。马爱德的想法，是把北京地区基督教的文物都调查一下，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这种观念，也不懂他们的工作。

　　当时石刻艺术博物馆韩永他们把正觉寺的法国传教士的碑都运来以后，赵其昌鼓励我，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而且我参与过修复利玛窦墓，就希望我做这个课题。遗憾的是，在马爱德来我们家时，我没有这个敏感。要有这种敏感，我就应该与他继续联系，就要先于党校来搞这个课题了。这就是我和马爱德的交往。

　　之前提到的马凯，他父母分别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编者注：戴维·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系主任和教授，当时他们两位和周总理有往来，后来我看他母亲曾演唱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马凯和我们接触的比较多。当时，修东南城角楼，需要保护和献城砖，马凯还献过砖，或是捐过钱。他真是一个“中国通”，后来又办过双语学校。马凯的夫人是文天祥的后人，在台湾研究清朝的秀女，她叫文朵莲。那时他们俩人跟我关系比较近，有些关于文物的事情也都见面、聊天。他爱人研究秀女，后来因为往来不方便，我们联系的比较少，就和马凯联系比较多。

　　通过马凯，我们也跟国际朋友们认识了，而且他们真的还很热爱中国文化和文物。我就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年以后接触这些人比较多。比如说那时候学扭秧歌，他们简直喜爱得不得了，跳到最后满头大汗，但是觉得特别好。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某国际银行驻中国领导的夫人，她弹钢琴弹得好，还特别把我请到音乐厅去听她弹钢琴。

　　现在我就不太知道这个国际学会后来发展得怎样了，但还记得当时制作了”国际学会”的书包。到哪里出行，大家都集体背着这种书包，我觉得他们那些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热爱的，那种执着的态度，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走到哪里都提问，要问很多，而且真是“穷追不舍”，问就要问个所以然。我觉得这也挺好。

　　这些大使夫人，她们平常主要是做些公益事业，到礼拜六、日也没有更多的活动，所以当时一个月要组织两次活动，这样就能让她们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更有所了解。后来还建议让我给她们组织学习剪纸之类的活动，我那时没有太多的精力，也就教给了她们拓碑和包饺子，还有一些摄影活动。

　　在文物工作中，我体会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吸引了西方。我原来虽然在学习考古、历史的过程中，知道了利玛窦其人。但是真正很了解利玛窦，还是通过工作中学习而来的。当时阿南史代在台湾的同学（后来在美国做研究），特别让我带她们到利玛窦墓去考察。所以说国际友人他们很想知道这其中的内容。

　　又比如说，我曾到香港参加过一个关于碑帖的国际研讨会议，我带的是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里，传教士碑的那些照片和我录的一些其中文字。我原来没有思想准备，会议上非要让我发言，我就介绍了这些碑的内容，幸亏我还带来好多照片，作为佐证。当时参加会议的各国学者，都不相信北京至今还有那么多外国传教士的碑，他们就觉得“文革”中，这些文物都不会幸免吧。

　　所以我自己看来，这些年来因为从事文物工作，就应该在多方面跟国内外的同行接触，这样也能让文物起到交流的作用。现在不是提倡“文物要活起来”吗？我想。虽然我原来的意识不够，但是通过文物的交流，无形中也做了点微薄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交流工作吧。

　　澳门曾做传教士的展览，还把郎世宁碑的拓片展出。北京的传教士碑全部都是墓碑，市委党校内一共是63座，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有约36、7座，因为有残的了，是正福寺的那一批，其他就是西北旺迁来的一些。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病故以后，就可以将墓地留北京，原来都要回澳门，或者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过去我没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后来也是因为和大使夫人们这些接触，才逐渐认识到。

　　那时候我带大使夫人们到银山宝塔考察，她们问得那么详细，而且看到这些东西非常兴奋，我都不能理解她们那种兴奋，或者是想问问题的那种样子。可能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物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她们来说，见到以后就很感兴趣。这些大使夫人，一个任期在中国也就是几年，不是常驻在这里。你像阿南史代，她爱人曾是公使，驻澳大利亚公使，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在某些国家先当公使，其后才能当驻华大使，也是一级一级地提升职务。

　　所以我跟他们接触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也需要通过文物很好地来做交流，因为各国学者、友人他们愿意知道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利玛窦、汤若望的墓修好的那天，外国记者非常多，我记得有些人都在围墙上。他们没想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和碑，在“文革”中能保下来，很多人非常激动。

　　我自己觉得这一辈子机遇还是有一些，没想到考古这个行当啊，还能够引起一些国外的朋友们的关注。那时候，平山郁夫他到了大葆台，还看了咱们大葆台博物馆做模拟考古项目，还有“投壶”演示等，都看了。记得我还问他，是否去参观云居寺，他说早已去过了。

　　我记得那一天是先参观了大葆台，又开车到大觉寺，那时已经黄昏，平山郁夫坐在那写生。我现在很遗憾，没有照一张他写生的照片。后来他患病，回到日本，依然致力于中日的文化交流。他不是对敦煌做了好多保护工作吗？他还想把中国唐代崔忻的鸿胪井做保护。还有，梁思成曾对保护京都做出过贡献，他想在日本京都开辟一个地方，把梁思成的塑像树在那——梁思成的像已经在扬州树立，另外本来还可以想在曲阜、大同、昆明等地安放，这些都是梁思成的足迹曾经抵达的地方。

　　平山郁夫想把梁思成的像树在京都，因为京都人民觉得，京都的城市、文物保护下来，梁思成在其中有所帮助。后来他去世了，此事没有完成。

　　我还接触过一些事。比如我记得有一次，布热津斯基的秘书，非得要求看我们北京没修缮过的庙，修缮过的他不看。我记得我带他去参观的是智化寺。他很高兴，说就愿意看到原汁原味，不愿意看到“修旧如新”，以上这些，可以说我们的外事活动里，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可以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