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道成教授是我国研究皇家园林史的著名专家，所著《颐和园》为国内关于颐和园的权威性的著作，在圆明园研究领域是圆明园史研究的权威专家。王道成教授于197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本期“口述”栏目，请王道成教授讲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成立前后，以及《颐和园》（1978）一书写作的回忆。

　　搞历史的人，过去是不搞园林(研究)的。特别是解放以后，为什么不搞园林呢？毛主席有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搞历史的人，都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阶级斗争的。所以说为什么在“文革”之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因为毛主席曾经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我们这个清史研究所，成立的时间比较晚。本来倡议成立清史研究所，是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事情。那个时候董必武董老提出来：一个新的朝代要为原来的朝代编写历史，我们也应该编写清史。当时（设想）的规模很大，光是搞翻译的就要有200多人，在建国初期要想成立这么大一个班子，是很困难的，所以建国初期（清史研究所）没有搞起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讲要搞清史，周总理也讲了，当时让吴晗来抓这个事，1964年的时候，中宣部还开了部长会议，决定在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清史研究所，郭影秋任所长，当时他是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为中央决定搞“四清”，郭影秋就说，清史研究所先不挂牌，回来以后再说。“四清”以后，“文革”就开始了，清史研究所就没有办起来。而且成为中宣部的一条“罪状”：为什么在“文革”前夕要在人民大学要搞清史研究所？旧市委垮了以后，郭影秋到新市委工作。之后康生又搞了个“二月兵变”，说人民大学是“二月兵变”要驻兵的地方，郭影秋就被打倒了。组建清史研究所的事情就没有人提了。

　　后来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干部先后去江西余江“五七”干校，1972年，人民大学停办了。起初是准备把人民大学的人分到江西省。原来我们学校的专职书记，后来也是革委会副主任的崔耀先同志，到江西省去汇报情况，他曾讲人民大学的干部有几个特点：第一，从解放区来的多；第二，老同志多，级别高的多，当时人民大学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800多人；还有就是年老体弱的多。江西省的领导同志一听，我们的十七级以上干部，比他们全省的还多，落实干部政策，江西的老干部都安排不过来，怎么还能安排人民大学的呢？他们不敢要。当时吴德在北京当革委会主任，让我们陆陆续续地回来等候分配。

　　回来以后做什么？历史教研室的同志就说，是不是还把清史研究所的事情提出来。那时候郭影秋已经在市委恢复工作，他们就和郭影秋谈，郭影秋说：现在我的身份不好讲这个事情，你们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我转给吴德，由他来处理。报告送上之后，吴德就批了，先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编制40个人——这个小组也不小了。以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来建立这个研究所。于是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是郭影秋，另外有胡华、罗髫渔、袁定中、尚钺。尚钺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是金日成的老师，是带领金日成走向革命道路的这样一个人。罗髫渔也是个老同志，是1942年的党员，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他是总理下面的四个党员教官之一，和肖楚女、恽代英是一起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就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和郭沫若一起，在第三厅工作。这两位都是老同志。袁定中是小组里面比较年轻的，胡华是党史专家，党史系原来也叫历史系。

　　在那个时候，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只剩下20个人了，所以还剩下20个人要从有关系、所补充。比如我原来就是学中文的，另外还有搞档案、翻译的。罗髫渔同志原来是中文系的第二系主任，他为什么是“第二系主任”呢？排在他前面的何洛是延安鲁艺学院教授，因为中文系已经有一个主任了，所以他是并列的第二系主任。

　　调过来以后，我们这个班子，尽管许多人在原来的单位，都是比较有成就的，像戴逸、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张晋藩，都在自己的专业上已有成就。但是作为研究清史来讲，都是从头学起。过去清史这一段，没有人研究。搞古代史的人认为清史是古代史的末期，搞近代史的认为清史属于古代史，所以这一段历史是“没有人管”。我们是一个新的单位，没有“老本”可吃，我们这些人在清史方面必须拿出成果。

　　这时“文革”尚未结束，不能不搞，不搞就是走“白专道路”，而且当时提出来，要“开门办学，开门办研究”，当时人民大学停办了，清史研究小组属于北京师范大学管。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成果出来，但是外面的东西也必须要管，要跟上形势。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绝大部分人搞清史，而戴逸教授就接受了外交部的任务：研究《尼布楚条约》。因为当时苏联提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们吃亏了。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这些问题不能讲。现在既然人家把战争打起来了，我们就不能不应战。于是戴逸教授带着一些人研究《尼布楚条约》，要专门写一本书，其他人就搞清史。

　　当时郭影秋提出来，清史研究小组的三项任务：一是要写一本《简明清史》，把脉络先弄清楚；第二是大事记，第三是尚钺同志的《中国历史纲要》要修订。这些工作要做，但外面的工作怎么办？专门有几个人“应付外差”，如约稿、讲课。当时有一个经常的任务就是写“大字报”，每个礼拜要换一次大字报，我是属于“应付外差”的人，也就是在这期间就和园林局有了联系。当时让北师大的物理系、化学系帮助天坛搞一个批“天命论”的展览，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志说，我们根本不懂这个，师大的领导说，你们不懂的话，不能找老师？于是就找到我们，就让我去帮他们搞。那时正在“评法批儒”，北京市就让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小组和园林局合作搞宋代的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当时参加的有十三陵、天坛、颐和园的同志，我们这边参加的还有郑昌淦教授和我。定陵参加的是后来到园林局的孟亚男，颐和园的叶捷春。叶捷春年龄不算大，但是是老革命，她父亲是县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也抓她，她就跑到了解放区。后来建国初期，她是第七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的秘书，赵尔陆在八大的发言还是她起草的，后来她就到北大上历史系，毕业后到北京市委人事局，“文革”时就到了乡下去，落实政策后就让她到颐和园当文物组的组长。天坛有两个人，一个是管种花的工人师傅邢克金，还有一个李元龙，李元龙是现在斋宫、中和韶乐的负责人。

　　这项工作搞了半年，结束时颐和园的叶捷春就提出来，我们继续合作。我说两个单位的事情，我个人不能做主，要通过领导。当时颐和园的负责人是俞英，俞英也是个老同志，延安来的，她的爱人是戴晋元，总参三部部长。俞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时，她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找一个离家近的一点的吧。于是就到了颐和园当专职党委书记。

　　这时北京出版社约颐和园写一本书，叶捷春说“继续合作”，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写这本书，我这样和他讲，他回去和领导汇报，于是后来俞英就给师大的党委书记高沂写了封信，高沂后来去教育部当部长。俞英和高沂在延安抗大的时候就是同学，所以高沂就批了。批了以后就准备让我去，当时有同志就讲，搞历史的去搞园林就是不务正业，袁定中同志不敢让我去啊，怕群众有意见。俞英想了个办法，正是四月，春天颐和园西府海棠盛开的时候，派轿子车把我们清史研究小组的人全部邀请到颐和园去游园。先坐船在湖里转了一圈，又在岸上游览，把一些主要的地方看了看，之后到北殿开座谈会。当时俞英说：我到颐和园工作，对颐和园的历史和现状一点也不了解，我真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我们把这本书当做颐和园的基本建设来对待，希望清史研究小组给予支持。——这个会很起作用，此后同志们的看法就变了，不仅让我去，而且后来文物出版社还出了一本《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清史研究小组与避暑山庄合作编的。

　　我到了颐和园以后，叶捷春就告诉我一个情况，他说在我去之前一年（1974），日本代表团来访问，周总理接见他们以后，他们有人就提出来，说中国的专家认为“慈禧修颐和园用了3000万两银子”。但根据他们的研究没有这么多，只有500万两。总理听了以后，很有感慨。总理说：“颐和园是我们的，为什么日本人比我们更清楚？”当时新华社发了个内参，江青当时住在颐和园介寿堂，她知道这件事以后，想来弄清楚颐和园的修建经费问题。于是她就让颐和园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外面去查资料，进行调查。但是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这笔账是很难算的，查了几个月没有结果，就放下了。叶捷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以后，我就有一个感觉，颐和园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的专家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在此以前，关于颐和园的书有好几本，但是对颐和园历史的叙述，大都是不真实、不准确的。比如讲到颐和园历史的时候，有的书说颐和园在金代是金山行宫，在明代是好山园，在清初是瓮山行宫，后来才是清漪园。不仅专家的文章这么讲，新版的《辞海》也这么讲。我们为了写这本书，第一步是把现有的出版物都看了，看后我们感觉到怀疑，金代是金山行宫，那么瓮山就应该曾经叫做金山，但是金山并不在颐和园里面，而在外面，而且明人笔记里面讲，西湖在瓮山前面，“金山拱其后”——金山在瓮山后面。既然瓮山不叫金山，为什么会有个“金山行宫”呢？明代的好山园，唯一能证明这里有个好山园，就是乾隆写的耶律楚材墓的诗。里面就讲，耶律楚材的墓，在“好山园之东，以其逼近园门，故培土为山其上以藏之。”也就是把他的墓埋起来了。这一句仅出在乾隆的诗里面，明代有好山园找不到根据，特别是说好山园原来是皇家园林，后来赐给了魏忠贤，魏忠贤还把南湖岛作为囚禁反对他的人的水牢。但是在乾隆疏浚昆明湖以前，根本就没有南湖岛，怎么会有个好山园呢？而且从明代一些人的诗来看，这是有个圆静寺，但是诗人和圆静寺的和尚晚上还可以在西湖边上走来走去，如果这里是皇家园林，能办得到吗？

　　再有说清初瓮山行宫，实际上清初这里只有一个瓮山马厩，就是养马的地方，当时太监如果逃跑了，就要把他放到瓮山马厩中去，罚他铡草一年。所以说在清漪园以前这段历史，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看了现有的东西以后，就感觉到光靠这些不行，应该要找别人没有看过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档案，在当时看档案的人很少，有些人知道档案，但不能查阅，有的人不知道档案。查档案的“门槛”比较高，主要是接待研究人员。还要有时间，看档案不是一去就能找到东西，那等于是大海捞针，档案馆的档案原来是号称一千万件，一千万件不是一千万份，有时候一件就是一大捆，就是几百件、上千件的东西，没有经过整理。但是我们想要把很多疑问弄清楚，非看档案不可。当时档案馆对我们很优待，要看什么就让我们看什么，我们看的都是原件。

　　在着手档案以前，对书怎么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路子，要把颐和园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和那些游人一起游览颐和园，听听他们有什么议论，他们关注什么问题，搞了一个礼拜，我们把游人们关注的问题归纳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颐和园的前身是什么样子；颐和园是怎么修起来的；修起来以后，在这里皇帝皇太后在这里有什么活动；颐和园的园林和建筑有什么特色。我们认为群众关心的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当时组长是叶捷春，除了叶捷春以外，颐和园还有一个人，现在是研究颐和园的专家了，就是耿刘同，他当时也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我们就想，这个书的结构，第一就是颐和园的前身，第二个，因为颐和园是慈禧修的，所以就是慈禧和颐和园，第三就是颐和园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第四个，颐和园的景物介绍，把颐和园的景物一个一个的进行介绍，主要就是介绍开放的部分，没有开放的区域就没有介绍。

　　但我们的想法和北京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想法不太一样，他是想让我们走《故宫简介》的路子，也就是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颐和园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见证，颐和园是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课堂等等，想让我们这么写。可我就想，他们按照这个规格已经出了《定陵》，是由孟亚男同志写的，《定陵》已经出版一两年了，我就感觉我们这本书不能这么写。这么写很容易，框架有了，材料一填就好，几个月就写完了。这个书出版以后，很快就成为历史了，当时我说“出版之日就是它寿终正寝之时”。我就想走个新的路子，责任编辑还很不满意，说“搞历史的就是有历史癖”，过去鲁迅批胡适的时候，就说胡适有“考据癖”和“历史癖”。当时正在批胡适，意思说我是“半个胡适”。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走这个路。第一步，根据我们的思路先拿出一个初稿，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写了以后，在颐和园开了专家座谈会，当时侯仁之先生、陈庆华先生，故宫的朱家溍先生、单士元先生，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清华大学的周维权先生，二十多个专家学者参会。会上我就拿出了两个方案，稿子拿出来的是我们的初稿，当我把方案提出来，大家一讨论，都赞成我的意见，说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因为责任编辑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再开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北京出版社文史组的组长匡继先也去了，也听了专家们的意见，也表示同意。所以后来就换了责任编辑，左步青，后来到社科院去了。

　　我们把当时的有关颐和园的出版物都看过了，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别人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个时候的档案馆还不在西华门这边，在东华门，还是平房，我们三个人每天到那里去看。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当时基本上就是我们几个在那看，光看档案就看了一年多。这些档案都没有经过整理，我们就一份一份的翻，有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抄，把档案馆的资料看完以后，我们又到国家图书馆，我们知道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一批“样式雷”家里的档案，除了图，还有文字资料。当时我们到北图去看，他们这些东西的保存在善本室的，装了200多口纸箱。据工作人员讲，我们是第一个利用这些材料的人。

　　查阅档案时间花的比较多，颐和园的有的领导也坐不住了，有一天一位军代表问耿刘同，说你们写书一天写几个字啊？党委书记俞英因为长期在中央工作，对知识分子的甘苦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不是在抄书，而是写书，是像蚕子一样吃桑叶，吃了以后变成丝吐出来，这个短时间拿不出东西来。

　　后来我们感觉到看档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有些东西我们看到的还是当时的原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乾隆派大学士傅恒去查万寿山清漪园的账的时候，查完以后写的奏折，这个奏折还是原件，连他外面包的封皮，都是原来的东西。傅恒的奏折是怎么回事呢？清朝有个制度，一项工程完工，必须“奏销”，也就是工程领了多少银子，用了多少，现在还存了多少，剩了多少材料，这些材料折成银子是多少，也就等于是现在的“结项”。清漪园修好以后十年他们没有奏销，所以说后来乾隆就让大学士傅恒，还有工部尚书海望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查账的组，专门来查清漪园的账。查完以后他们写了报告，报告说清漪园的账目是清楚的，就把清漪园什么时候开始修，什么时候结束，领了多少银子，用了多少，剩了多少，讲的清清楚楚。在清代皇家园林工程里面，这是唯一完整的资料。

　　这些过去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有个清漪园，而清漪园和颐和园比起来谁大谁小？有的专家在书里面讲，清漪园比起来是比较小的，慈禧的颐和园是比较大的，但根据我们看档案和实地考察，实际上后来的颐和园修复的只是清漪园的一半，，而且有的地方还划出去了。乾隆修清漪园的时候，没有围墙的，后来才修了围墙，是因为慈禧住在那里。清漪园的时候，乾隆不住在那里，他只是有的时候去玩玩，时间不很长。用乾隆的话讲，“过辰而往，逮午而返”——过了辰时去，过了午时回来，就呆几个小时，没有过夜。因此保卫工作相对不那么重要，因为里面主要是庙宇。但是慈禧要住在那里，情况就不一样，需要修围墙，加强保卫工作。

　　看了档案以后，对颐和园整个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起初我们从现有的资料里面，看到一些专家讲的金山行宫、好山园、瓮山行宫，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从档案里就看出来了，内务府有一个奏折里面讲，过去清漪园这个地方河道狭窄，管水闸、河道的人都没有，也没有官员，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宫殿，现在河的周围都有宫殿了。这个档案的一句话，就证明清漪园之前根本就没有皇家园林。

　　像明朝的皇帝，他有和西湖有关系的建筑，譬如说，有一个皇帝在玉泉山修了望湖楼，他望湖，望西湖。有一个皇帝在西湖边上修了个钓台，在那里钓鱼。明神宗朱翊钧从十三陵回来的时候，在西湖举行了水猎——在水上打猎，开头在水上船闸关起来，提高水位，鱼呢放在水里，皇帝和后宫妃嫔来了以后，信炮一放，这些人把渔网一举，这些鱼就在网里蹦。这个事情在明代的笔记里面讲到过。但是以上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这条材料就证明，在这里没有皇家建筑，也没有所谓的好山园。

　　关于清漪园，我们刚才讲了，原来我们知道这是乾隆十六年，乾隆为了给母亲六十岁祝寿修建的。明代助圣夫人罗氏，出钱修庙，叫圆静寺，到清朝的时候圆静寺已经破败不堪了，乾隆就在此处修了。因为乾隆给他的母亲祝寿，把瓮山改成了万寿山。西湖在明朝的时候是个风景区，特别是在夏天，这里的十里荷花，盛开的时候这里游览的人很多，所以袁宏道有一篇游记里面讲：“每至盛夏之月，芙容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妙极了。但是当时的西湖有个弱点，到了雨季，洪水泛滥，西湖的堤要决口。从明史里面看，西湖是多次决堤，康熙修畅春园的时候，就在昆明湖的东堤的下面，当时康熙没有力量根治西湖，他在畅春园西墙外面又修了一道堤。现在的东堤是康熙的时候，修了用来保卫畅春园的。因为在畅春园的西墙外，所以又叫西堤，在西堤的外面才是西湖堤。

　　乾隆时国力强盛了，有力量根治西湖水患了，所以把西湖的面积扩大，把原来的西湖堤挖掉了，中间有龙王庙的一部分留下来，就是现在的南湖岛。在修清漪园之前，乾隆就已经想到了要在这里修一个很好的园林。中国园林有两大要素，一个是山，另一个是水，原来清朝的皇家园林，不管是畅春园还是圆明园，都是平地造园，山水都是人工的。玉泉山和香山，有山少水，乾隆就想要造一个有山有水、真山真水的园林，第一步就是根治西湖，根治西湖的时候，仿照杭州的西湖来疏浚的，把西湖疏浚了，疏浚西湖的土堆在了瓮山上面，原来的瓮山是个是石山，明朝人的记载里面讲，瓮山是无草木，光秃秃的。乾隆这样就把土堆在了万寿山上面，万寿山也就被改造了。土堆上去了还要进行绿化，松柏种上去，然后修建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清漪园的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除了汉传佛教以外，还有藏传佛教的，前山是汉传佛教，后山是藏传佛教，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等。另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佛像，因为都是宗教建筑，乾隆他是不在那里住。

　　南湖岛上，有一座仿黄鹤楼的建筑，后来这个“黄鹤楼”体量比较大，南湖岛土质承载不了，修完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后来就拆掉了，乾隆的时候还有。乾隆在一首诗里面讲：这个楼叫望蟾阁，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里看过月亮。而且在注里面，他还说过了辰时来，到了午时我就走，“未尝度宵”——我没有在这里过夜。

　　从档案里面，都可以看出来，颐和园很多地方都有宗教建筑，不仅有佛教，还有道教。现在的文昌阁，上去还可以看到文昌帝君的铜像。西边还有一个贝阙城关。贝阙城关上面是空的，就是个亭子，但是原来里面是有东西的。根据档案记载，以前里面放的是镀金的关羽像，而且还有周仓和关平在他的身边。当时它的布局“东文西武”，一边是文昌，一边是关帝。如果不看档案，很多地方弄不清楚布局。

　　还有从档案里面，对建筑的变化也调查清楚了，比如说佛香阁，在过去是有争议的，乾隆修大报恩寺的时候，准备仿造杭州钱塘江边六和塔，在这里建一个大报恩延寿塔，在乾隆皇帝的诗里面讲到过，这个塔已经修到了第八层了，照理说一个九层的塔修到了第八层，那肯定是要修完的，但是没有最终竣工。过去有人就讲，佛香阁原来是九层，是英法联军把它打掉了一半，慈禧修颐和园的时候，修复了剩下一半；另外一种说法，佛香阁和大报恩延寿塔都是有的，后来又在它旁边修了一个。但是地方就这么大一点，把佛香阁和大报恩寺延寿塔建在同一地方是不行的。我们从档案里面弄清楚了，这个塔修到第八层的时候出故障了。有的书上说它“未成而倾”。塌了以后，因为乾隆修佛香阁的时候，不仅在这里，还在北海的大报恩延寿寺修了报恩延寿塔，但是这一座被火烧了，一座塌了，乾隆就认为这是上天的示警，于是他就下旨停修，改建佛楼。但是这个佛楼是个什么样子？没有记载。后来我们从档案里面发现，后来乾隆修的属于佛楼，就是现在佛香阁的样子。档案里面发现了一个图，是彩绘的，上面贴了两个黄签。一个是“恭呈慈览”，一个是“依旧式重建”，这个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图纸，是送给慈禧审定的，“慈览”嘛。“依旧式重建”，则说明这个楼，是按照被英法联军毁掉的那一个佛香阁重建的。这样一来，这个争论就解决了。另外，佛香阁里面的陈设，清朝档案里是有陈设档的，统治者对管理很重视，哪一层有什么佛像，摆了什么东西，讲得很清楚。不仅像报恩延寿寺这样大的建筑，就连石舫那样的建筑都是有的。后来佛像毁了，后来弄了个泥塑的放在那里，解放初期是个泥塑的。那个不是原来的样子，“文革”的时候佛像又被砸掉，之后弄了个毛主席像在那里。

　　“文革”以后，从城内的弥陀寺里面，弄来一个千手千眼的佛像，根据就是档案里面讲的佛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仅是说了解原来是什么样子，而且为我们现在的恢复过去的东西，提供了很多参考。

　　在这里（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万寿山的奏折，当时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照相或者复印，没有钱，所以就只能抄写。这里记录了万寿山工程，所用银两。拆毁的塔身是八层，花费几何，这些在奏折里面都讲了。还有铜亭、万寿山宝云阁，用了多少铜，规格怎么样，在这里奏折讲的是，避暑山庄内的珠源寺，要筑一座铜亭，是按照清漪园做的。所以说档案不仅帮我们了解清漪园，还帮我们了解了避暑山庄。

　　最后，关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所需经费问题，也是利用颐和园档案解决的。九十年代初，我撰写了《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一文，发表在《清史研究》上。光绪年间，修建颐和园（就建筑本身而言，不包括室内陈设）所需经费大致在五六百万白银之间比较合理。因为我们通过解读档案发现，乾隆年间清漪园修建所需经费只有四百多万两，而清漪园要比颐和园修建工程要大，颐和园只是清漪园的一半。光绪十四年（1888）以前，颐和园五十六项工程预算用银合计三百一十多万两，占到整个颐和园修建工程的一半以上。所以，没有档案给我们提供一手的材料，这个问题始终是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