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石经拓片（局部）

　　最近因为云居寺的工作人员找我，问起了明代经藏保护的事情——现在他们让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承担这项保护工作的调研。这件事情我也曾经参与过一些，我觉得云居寺经藏在北京的考古、文物保护工作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件大事。

　　当年我在北京文物工作队的时候就知道，故宫博物院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派人到上方山去调查。上方山的经卷上有明代的经皮——故宫博物院和（原）历史博物馆也有很多织绣的经卷，但反而有些不全，所以他们就派人去调查。他们还带了一部分经皮回来，说作为研究的内容，是故宫织绣组的人去的。这事按道理说不应该这么做，撕了皮的话，经卷就毁了。所以这次云居寺问起我这些事，我就把我知道的相关情况告诉他们。

　　云居寺石经

　　房山云居寺以收藏石经为主，但是也裹挟进去纸质的，另外也有龙藏。现在称有木质的、石质的、纸质这三样经藏。但是将文物分散储藏，在文物工作中是有缺陷的。比如说龙藏，首都博物馆库房有一部分，云居寺有一部分，按道理说，文物还是应该合壁。现在工作人员开始着眼对纸的经卷进行科学保护，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刚才说，故宫博物院织绣组魏松青等工作人员是复员军人，当时一大批复员军人就到故宫博物院，一开始有的都是站岗，慢慢有的人搞瓷器，有的人搞织绣，等等。也有不少人后来也都很专业了。有一次我到云居寺一块去访问步连生及夫人，他夫人就在美术组。她还说，美术组的同志把经卷的织锦面从研究丝绸织锦的角度来整理，所以这就是（当年带走云居寺经藏经皮的）起因。

　　中国的藏经，总称叫《大藏经》，这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别的文物，尤其在北京有世界之最，汉文《大藏经》有15000石左右，这在全世界来说，是最重要的石刻《大藏经》。北京是隋、唐、辽、金、元、明、清代的重要城市甚至是都城，文化底蕴深，文物遗存丰富，其中佛教、道教经典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藏经》在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佛教经典，它实际汇合了佛教的一切经，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也就是《大藏经》，古时候也叫它《一切经》，也简称为经藏、律藏、论藏。并分为经、律、论三部分。

　　云居寺舍利塔

　　在（原）房山县发现了两件隋代的墓志，上面就提到他们组织村里的人都在念《一切经》。我看到了韩辅、韩智两件隋代墓志以后，特别高兴，因为它给我们讲述了在云居寺周边。隋代甚至于还早，已经就有了传播佛教经典的社会背景，只可惜这两方墓志只知道一个大环境，上是房山出土的，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所以现在能捡回来还算不错，至于第一出土地、第二是地点，就都不知道了。不论如何，这里提到了《一切经》，我就觉得说明当时云居寺周边，包括涿州这些地方，都是佛教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墓志上才能有这种提法。

　　“经”就是指佛教，释迦牟尼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就是佛为弟子们所制定的日常的生活规范；论就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律的理论所做的一些著述；藏，就是收藏的意思。当然，我国的许多经都是从印度传来，从梵文意译过来的。中国的佛教《大藏经》有大乘佛教汉文的。还有小乘佛教巴利文的——那主要在云南和海南岛一带，因为当地是跟缅甸那边比较密切的关系。在缅甸的曼德勒、仰光的附近，有700多块，而现在云居寺有15000石。为什么说要把云居寺经藏申请世界遗产，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实际云居寺经藏在世界上来看，价值是连城的。赵朴初老人说是云居寺经藏是“北京的敦煌”，季羡林先生说不能那么说，他认为绝对不要说是“北京的敦煌”，云居寺经藏与敦煌是并驾齐驱，。敦煌壁画是具象的画面，房山云居寺是文字的，文字的内容对研究各方面来说，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两位学者所说，都有他说的道理。这说明刻经和书写的都是很重要的。

　　从印度来的佛教经典，咱们是通过梵语来意译的，在两千多年间传承，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发展，从口传然后到书写、印刷这三种方式，这也是三个时代。最早是口传，后来是书写，有了印刷术以后开始印刷，这样三个过程。

　　我国汉译的《大藏经》是东汉问世以后，从印度和西域传到内地来的。当时是写在贝叶上头，所以叫“贝叶经”，不过现在贝叶经也有作假的，我记得曾有人拿来贝叶经，我拿到北大东方语系请人看。

　　古印度贝叶经

　　贝叶经，最早就是利用这样一种自然的材料——树叶写在上面。到了隋唐时，主要是写本流传，到晚唐，也就是第九世纪的时候，才有了佛教的刻本。现在有了唐咸通九年印刷的书籍。从后晋、宋以后，才产生了很多经录。记载了历代的卷数、译者等，这种经录里面是以唐开元年间智升法师的《开元释教录》最重要，就把经律论按照卷数辑录起来。这就等于是目录，有重要的价值。

　　房山是金仙公主向她的哥哥唐玄宗申请要给幽州云居寺送来四千卷经卷，那是当时玄奘法师译的最好的经卷，而且她还给了云居寺庙产，划定四至，如北到他山，东、西、南到哪里，甚至于有一个磨碑寺——南到磨碑寺，现在这个地方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开元十八年金仙公主赐给房山石经的一个题刻上记录着这件事情。《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亲自送这四千卷来幽州。过去法源寺一个叫法应的老和尚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雷音洞的后面应该有这四千卷，所以早就说过这件事，但是我们在当时一是认识不够，也不敢开雷音洞，我们文物工作者没有事由。是不敢随便挖掘的，所以有人就想通过这一机会进去，到现在也有这样的意见，但尚未得到批准。雷音洞和其他八个洞里的房山石经，现在没有好的条件保护，是不让拿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写本，在敦煌能看到一些，还有就是以前一些图书馆、大学里零散收来的写本。写本比较容易毁坏，在流传的过程中就散失了。房山石经是在石头上刻的，一般错也少，再有“灭佛”——唐代会昌时候没有给毁灭掉，所以就保存下来了，真是万幸。

　　今天还有主要说的是明代纸质的经卷。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只是把皮带走了一部分，但是这“瓤”还在。过去一万多卷，一直就在上方山。在我工作以后，知道上方山还是养鹿场。实际是北京一个重要的一个风景区，称为“幽燕奥室”。那里有一个云水洞，里面实际是喀斯特地貌，也就是溶洞。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调查，爬到里面去，有叫什么“西瓜地”的名称，也就是像西瓜，还有像什么钟鼓楼，等等。

　　后来我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的时候进去了一次，还在那里查到了一个辽代佛像上刻的一个年号，那也就增加了过去未有的资料。但是在“文革”期间，当时的房山县，就在里面塑了飞天和供养人。可是那里是喀斯特溶洞，为什么给砸掉了？所以后来洞里面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上方山云水洞内的喀斯特地貌

　　上方山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当时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原来上方山云水洞里是非常的“豁然开朗”，那洞口是个小口，蝙蝠都在门口，我们去的时候都要把那些蝙蝠轰掉。这就跟天津蓟县独乐寺一样，也是在它的斗拱的地方全是蝙蝠。因为现在都是水泥建筑。蝙蝠找不到做窝的地方，所以就找了那个地方。独乐寺的斗拱那地方也是比较合适筑窝的，云水洞也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为了编上面说的《石刻卷》又去过那里，就没有那些蝙蝠了。可能就让人们给干扰了，但是能看到蝙蝠的粪便特别多。那里有兜率寺，这个寺庙也还是比较古老的，过去有些藏经颁给各个寺，像大觉寺里面有一座辽咸雍年间的一块碑，这就是赐给庙里的。但是邓文贵此人自己立了块碑，来记录皇家颁给他的藏经。后来我查了一下，北京很多重要庙里，都有颁藏的这样的碑刻，我还曾经著录过一些，想整理出来，后来因时间所限，眼睛也不好，没有全部完成。我曾对年轻人说，比如选这样一个题目就能展开，比如颁藏碑刻，智化寺、大钟寺、大觉寺颁过，还有很多庙都有。但大觉寺的时间早啊，那是辽代的契丹藏。还有房山的谷积山院也有颁藏碑刻，那都是辽金的。

　　房山云居寺这批经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故宫博物院因为研究，取走了一部分经皮，后来“文化大革命”之前，沈从文先生也搞服饰史，他很重视这件事情，就给王昆仑寄信——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那时北京文物工作队及首都博物馆（前身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当时是由吴晗来直接管，那就是负责北京市文物工作的，等于现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全部工作，都在文物调查研究组和文物工作队当中。当时王昆仑主管文化，所以沈从文就给他写了这份材料，提到说觉得上方山的这批东西比较可惜，这是研究中国丝织非常重要的东西，应该集中保护，当时认为他提的意见有价值，说可以由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来集中管理。

　　王昆仑（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沈从文先生这封信这是1966年前后写的，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一位同事还写了回忆录，当时就是1967年左右的事情，受北京市革委会派遣，当时是派他和赵迅，还有中国书店的华宝玲几人去抢救这批经卷。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情，我也记得这段历史。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还都跑到八大处三处去抢救木雕的十八罗汉，雕刻得十分精致，现在还在那里。

　　赵迅他们三个人白天整理，有一个老和尚管着那些文物。晚上因为没照明设备，他们就只好停工，结果有一次，他们把炕底下烧火，上面用棉被给盖着。等他们吃饭回来一掀，就着火了——底下的炕都有烟道，有了空气就棉被燃烧起来了，把大家吓得不轻，所幸经卷没有受损。那时候他们住在那里，后来就赶快回来了。回来后将经卷放在孔庙。这以后的事我就接上了，这段我也知道，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我这位同事后因家中有病人，就只知道经卷保存在孔庙了。

　　孔庙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文化局办的一个学校，其中还有古书和文物的训练班。当时还把现在智化寺的一些匾额也放在那里。智化寺当时是文化局工程队的库房，“破四旧”把梨园的匾全给摘下来了，摘下来放在孔庙，后来又运到智化寺。那时候上方山经卷抢救回来，就在孔庙了一直没有再动。

　　房山云居寺旧影

　　房山云居寺文物保护标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房山的文物凡是担心受到损坏的，或者是碑刻就拉到云居寺去，因为云居寺还算有个文管所。而且那里的主任田福月也比较热爱文物的。当时有他和隗有水两个人看着云居寺，所以我们就觉得那里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后来他们要搞展览，想要点架子，我就向文物管理处请示，结果就说孔庙正好有一批木架子不想要了，因而给他们吧。本来他们说要二十个，给了他们二十三、四个，这些架子上放了什么？就是这些经卷。那这些经卷后来放在孔庙的碑亭里。

　　我向业务组替云居寺申请这些架子。我记得后来孔庙的负责同志就说好——正好他们要腾那座碑亭，搞“千佛展”还是“万佛展”，那座碑亭里有一个大碑，实际也放不了多少东西，所以说正好把这些架子多给云居寺几个，之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云居寺去了。

　　到云居寺以后，管理处的同志找到我，我说这些东西要好好保护，那时候我和我老伴还从国家图书馆背那个防虫的樟脑。因为当时云居寺没有这些，就放在经卷中。除过这些经卷以外，还有散的藏文经卷等。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南藏、北藏一共是一万多卷，北藏是6000多卷，他们现在都整理好了——但是云居寺只能做一些整理，他们现在就找到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找搞科学保护的研究人员的来给他们做调研。我有一次去看有几个研究生在那里做登记、做记录，完残情况、虫蛀情况等等，都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就做科保的计划，现在已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

　　云居寺石经

　　南藏是洪武年间，有3000多卷，北藏是永乐到正统年间， 6000多卷，另外还有万历年间的，有3000多卷。虽然在全中国范围内南北藏还是有，比如说在南京，另外有些比较没受到冲击的一些庙，像山西吉县有较为完整的明代藏经，而且经橱还都有——这些内容我是在一本杂志上看见的，我支持他们来做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另外，张爱民同志给我找到一些当时沈从文给王昆仑写的报告，那上面就提到，希望能对经卷进行保护。

　　现在云居寺那里，称有三种经藏，有石头材质的一万五千多方，有纸质一万多，还有就是龙藏。龙藏是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三年所制作的，这些一共是七万多方，现在就分散在云居寺。龙藏重印之后，从大兴运到云居寺，云居担心着火不敢要，所以现在首都博物馆郊区的库房，就保存了一部分，云居寺也保存一部分。不过我的想法，不管放在哪里，还是应该合璧。云居寺三种藏经都保存，也是可以的。这里也有、那里也有，实际上来说一个文物就不“全”了。

　　《大藏经》拓片（局部）

　　当年龙藏经版实际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解放之后故宫就给北京图书馆了，再后来保存到柏林寺，在经版上苫了一些苫布。“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老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就向中央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反映，这批文物应该保护。当时是黄镇当文化部部长,他接待了我老伴。我老伴当时就反映，经版在柏林寺风吹雨打，他作为学考古的人就觉得心里不安。

　　黄镇接待以后，之后说要放到正阳门那里，天安门管理处也担心着火，不愿意接收，赵朴初老人想要把这批文物放到金陵刻经处，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协商之后，北京市的领导不同意。后来赵朴初就提议放到金陵刻经处，北京市不给，后来就放到了智化寺。这些都是历史的变迁，后人应该知道。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访问泰国，所赠送的国礼就是新出版的《大藏经》。泰国的僧王送给咱们一尊铜佛，现在在八大处二处灵光寺山门里面。这件事是我和吴元真去具体办的，是因为灵光寺的进深不够，后来我们只好就把廊子向外推出来。另外高度不够，就往下扩展。因为泰国僧王送给我们这尊铜佛，故而就要去拜访看泰国僧王，所以当时就印刷了《大藏经》。后来我曾对出版社的同志说，称作“智化寺版”是不对的，将来会误导后人，只可以说曾存在智化寺过一段时间，不能叫“智化寺版”。智化寺是明朝是太监王振的家庙，怎么能出来清代的龙藏呢？这是讲不通的。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当事者尽量的还以本原，这样的话让以后的文物工作者，知道来龙去脉。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经卷有意识的保护，而且要做科学保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过去经卷已经有了虫子咬的情况，或者里头有坏的部分，在上方山也不完全具备最利于保护的条件。作为北京地区来看，现在其他哪座寺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大藏经》了，《大藏经》的存世也是劫后余生。我希望给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找一些研究藏经的专家来，给他们上一上课。专家可以把北藏、南藏的特点等等，分门别类地向大家作介绍。南藏现存放在南京。

　　中国现在的《大藏经》比较完整的很少，北京曾经在一座卧佛里头发现一部分，我印象中是出了一个元代的经卷，但是后来我找那位经手人，没有找到，就不知道这件文物现在的下落。现在智化寺的文物工作是后来人接手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衔接上。

　　我认识的许多文物工作者都已经作古，当年我后悔没跟他们讲述与了解，如果多了解一些的话，那还可以弥补一些记忆。其实我自己来看，经卷真放在首都博物馆作为一个展品的话，那也是很震撼的。现在只有韩国的海印寺保存了高丽藏整个经版，全世界就只有那里存有。我国本身不全，为什么还要把它分散保管？云居寺的3万多件拓片，保存在其他地方，我几年前就开始写报告，希望对这些拓片进行保护。现在石头可以科学保护，纸质也已经开始了，木质的还分散在两个地方。

　　这一次我的讲述，实际是因为那22个木头架子，想起经卷就保存在云居寺而引起的回忆，希望未来的文物工作者们能够更清晰的了解这一段历史。

　　云居寺舍利塔旧影

　　今日云居寺舍利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