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要忘记那些老文物人，我的意思是，咱们文物系统不是光有考古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在文革特殊的情况时，成立过一个北京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来与首都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合并成了北京文物管理处，那里面有很多老人都是文物商店和中国书店所谓的“小业主”。他们也做了很多贡献，我觉得不应该忘记他们。

　　1908年威廉·盖洛拍摄的慕田峪长城

　　我们之前讲到长城调查，记得那一次我是以慕田峪长城为主来讲的。慕田峪，当时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个叫魏礼开的同志来负责，他是规划处的工作人员。当时，我们为了保护文物，需要到规划委员会给他们去讲北京的文物。不然他们总说“红线”，比如说府学胡同36号，内有“红线”，有的房子就得拆——来压我们。我一开始也对他们有看法，也口出不逊吧，就说：“红线是祖宗留下的吗？不是你们划的吗？”所以后来就给他们去讲文物的保护。主要是我们的老所长于杰先生，他去讲，讲完了以后跟规划委员会的关系就好多了。原来的规划委员会是不理睬咱们的，觉得文物不重要，后来呢？魏礼开他就偷偷告诉我，说慕田峪要开始要发展旅游了，所以你们要想调查，最好在旅游开发之前调查，这样你们的工作就符合文物考古的规定。那时候我还在文物工作队，还没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以我就组织我们搞地上文物的同志，我记得有吴元真、晋鸿逵、柳元、梁玉贵，还有我，我们考古组就我一个女同志。所以我们这些搞地上文物的人就说赶快抢在旅游开发之前开展工作，这样有些信息，比如考古信息丢失不了。于是我们开始就对慕田峪展开调查。

　　1908年威廉·盖洛拍摄的慕田峪长城三座楼

　　我现在记不清（上世纪）80年代的什么时候去的，已经忘了，这可以再找慕田峪的工作人员问一下。去了以后，首先就是对这些遗址用考古的方法来清理。当时敌台里头，全都淤积的土，好几百年了，就都淤土，后来我们就请上村里的人。我记得那是亓连口吧，还有就是慕田峪村的一些社员来帮我们清理，清理了好多敌台。那些材料，我原来的照片里都有。当时古人建长城时非常科学，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大角楼的地方再往前，最后一个敌台的长城就顶在了山尽头了，古人就是因地制宜，那就不再建了。我记得，我们清理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当时战士上铺房上头去守卫，因为这个骑墙敌台，是戚继光为了体恤战士所以建设的，这样子就可以遮蔽上面的风雨了。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们清理完了以后，里头还有那个软梯的地窝。软梯的地窝有照片，这都很珍贵了。

　　大角楼内部

　　再有我们调查这个大角楼的时候，还调查出了一个警门。那个地方是长城一处比较低洼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墙体加敌台，为了扼守这个地方，那个匾额就叫警门，过去不是说“有警”，就是有了情况了，在这个地儿就得派兵镇守。后来，我调查全国的明代长城上的匾额，很少、甚至是唯一的就是那一处，就叫警门。后来我和吴元真将这一内容发表在《文物》杂志上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请教老师，都是咱们古建界的前辈。最早的就是杜老杜仙洲。这些老师都是原来古建研究所的，后来就改成了现在的文化遗产研究院。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搞古建研究的，有杜老，有祁英涛，有朱希元、罗哲文。那时候还不叫国家文物局，可能还是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现在人们都笼统称为“国家局”、北京市文物局，都不对，这是没有时间概念。最早的文化部文物局，是文化部郑振铎兼文物局的局长，后来郑振铎逝世以后，就由王冶秋当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

　　杜仙洲先生

　　那时候我们请教这些老先生，不容易呀，我们住在村里，老先生们也都在那儿住。我记得杜老为了上山看一个三座楼的遗址，骑着毛驴，上山勘察。最后我们对那三座楼的设计是在杜老和朱希元、罗老他们的指导下，由吴元真来设计，现在在全国长城的铺房里头也是属于最大的之一。当时我们还是持科学的态度，觉得既然是恢复，就要有所依据。因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规划系统就选择了慕田峪，那时八达岭长城已经公布为国保单位了，慕田峪当时还不是。这样的话，就请了这些老先生来看图纸。我们是每个敌台都要测量，因为敌台的形制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图纸都是测绘过的，后来恢复，都是拿图纸为依据。我们的调查是从大角楼一直到十四台，后来王效青他们又一直修到十七、八台，我主持慕田峪的调查工作就是到十四台。

　　慕田峪长城大角楼横剖面图

　　所以1998年，我陪克林顿去的时候也就到了十四台，因为那时候还没往前（开发），就没敢往前走，是让克林顿从上山的那个口一直看到十四台。李肇星当时是外交部部长，还有他夫人，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陪希拉里，她不是女的吗？但是希拉里嫌那天热，总在铺房里呆着，克林顿带着他女儿切尔西，上到十四台了。

　　我记得当天早上6点就把我们接去了，一直等到中午以后才开始接待。记得中午我们在幕田峪吃的面条，然后就一直等。后来就陪克林顿一行看了这一段。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小片儿，类似纸的，搁在胸前，就只有有这个片儿的人才能上去，他的保镖看着都很高大，都是黑人。

　　1998年6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女儿切尔西在长城游览

　　我记得克林顿爬山，背上都是汗，他就是穿的T恤衫。希拉里穿的也很朴素，就是她的背包听说是蛇皮的。还有希拉里的母亲也上去了，我记得希拉里和她母亲没有跟克林顿坐一个车。克林顿坐的是非常长的那种总统的专车。当时我看见那辆车了。后来听说希拉里的母亲就跟记者坐一辆车，希拉里不知道是跟谁一起乘车。当时为什么选择慕田峪呢？是因为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预先到八达岭考察了，她认为那不安全，人比较多，克林顿就是想休息休息，所以她就没选八达岭长城。直到今天八达岭都觉得是个遗憾——美国访华总统里就是克林顿没去过，他们曾出了本书，所有去过的总统都有照片。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参观游览八达岭长城

　　1984年4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偕夫人游览长城

　　2002年2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携夫人劳拉来到八达岭长城

　　因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不让去八达岭长城，我方建议说慕田峪长城安静，再有就是慕田峪长城比较平缓，也比较秀美。那是1998年6月28日，特别热。我记得让我们到八达岭的奇石馆里吃了面条，然后等待他们一行人。克林顿下来的时候，怀柔的同志送给了他们一人一本书。后来，我还记得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我们就问董耀会说能不能与克林顿合一张影，克林顿愿意，于是就照相。照完以后，这位记者又给我寄来相片。当时让我们去之前，打算让怀柔的讲解员来讲解，他们的解说词还给我看过一遍。原本说是让罗老去，但罗老年纪太大了，可能当时就觉得要是派年龄很大的同志，我们的老专家来陪同，也有点失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去的。

　　1998年6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女儿切尔西在长城游览

　　当时他们介绍慕田峪，就是说他们怎么产栗子，怎么产枣，后来一看这不能讲，另外主要也是怕应变不行，要万一人家要问问题呢，怕接待人员答不出来。我是长城学会副秘书长，董耀会也是，于是外交部就同意我们去参与接待克林顿的活动。

　　接待克林顿是后来的事情了，之前我们在慕田峪勘察、设计的时候，走遍了社员家，征集了很多石刻。比如那叫鼎建碑，是明朝鼎建碑，还有有的是社员家洗衣服的捶石，有的砌在墙上，当时动员了社员，他们都没要钱，现在我想这些农民还是很淳朴的。

　　原来我们促成慕田峪搞了一个文物展览室，我和吴元真等同志特别希望在那里能有一个介绍历史的展览。拓片都是吴元真拓的，他拓得好。我们当时清理完每座敌台之后，还出土了一些文物。比如有万历时期的瓷碗，还有战士的顶针——缝衣服的顶针，还有灯台、滚木擂石，还有很多东西。当时我们文物工作队还把那碗修复了，我们当时的观点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东西就要放在当地，拿回来就没什么意义了。

　　第13号敌台出土石炮

　　慕田峪有“慕字第几台”等，这些当时都拓了，有“慕”字第几台，有“川”字第几台，还有“沿”字第几台，这都是很珍贵的。我想搞这个长城文化带，有些人可能不注意这些。据我接触的就是，“慕”字、“川”字、“沿”字等，我记得灵山铺房上银嵌的刻石拓过拓片，但是好像灵山没有什么台。

　　“慕字拾台”石额拓片

　　我最近还找到一些剩余的拓片，我已经跟当时拓拓片的吴先生商量好，这批东西呢，我们两个尤其请他整理一下，然后捐献。我大致在这里翻了翻，也有慕田峪的，也有沿河城的，但是“川”字没有。我曾建议，北京市应该出一个北京长城石刻辑录，我认为这个在“三普”以后还可以更增加。另外我们过去整理过的我也可以拿出来，我写过一篇《北京地区长城石刻》，如果就是过去有的，现在没有了，那我们要存的记录或者拓片可以补充，如果他们现在“三普”又有新发现，不是挺好吗？河北已经出了，宁夏、东北也有此类石刻。北京东西多，北京是“京师”啊，我觉得出一本金石录还是相当必要的。

　　1984年至1986年，北京文物工作者进行慕田峪长城调查时所拍摄的慕田峪长城正关台

　　今日慕田峪长城正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