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邀请来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陆承，为您介绍一件馆内珍藏的文物。

　　提起科举考试，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金榜题名的“光耀门楣”，或许是科场失意的“怀才不遇”，然而晚清众多经由科举发迹的进士却能够走出“光宗耀祖”的观念桎梏，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积极投身于变法改良活动，慷慨奔赴于救亡图存之路。今天的《藏品有话说》为大家带来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上爱国知识分子的故事。

　　走进北京孔庙一进院落，蔚为壮观的进士题名碑林便映入眼帘。进士题名碑作为中国科举制的产物，起源于唐代雁塔题名的风俗，“题名”起初只是文人考中后偶尔为之的乐事，并未形成惯例。

　　宋元时期开始专门刻立进士题名碑，明代则成为定制，每次殿试后由朝廷出资在国子监刻石题名，用来表彰进士、激励后人、招揽人才、传之永久。

　　随着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的废除，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进士题名碑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通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共计198通，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身共镌刻51624名进士的姓名与籍贯。这些题名碑不仅汇聚了古代中国的名士重臣，还记载了近代众多追求民族复兴、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张謇便是其中之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对此，当年新科状元张謇在日记中无不愤慨地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在国家生死危亡之际，张謇深刻反省战败原因，认为只有靠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此，他“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毅然放弃功名仕途，在士大夫耻于经商的传统下，以极大的勇气回乡创业办厂，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1895年张骞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心系国计民生。大生纱厂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张謇还先后创办了铁冶公司、轮船公司、面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涉及民族工业方方面面，为我国近代实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同样目睹清廷的腐败与民族的创伤，另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进士也开始救亡图存的探索，他就是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刘光第。

　　甲午战争爆发两个月后，时任“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奋笔写下石破天惊的《甲午条陈》，向光绪帝陈述自己的变革思想。虽然这份上书最终未能送达光绪帝手中，但他痛陈时弊、师夷制夷、变法图强的维新观点却在京师中广为流传，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被誉为“天下之公言”。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启用维新派人士，推行新政。刘光第深受光绪帝赞赏，被赐四品卿衔，授任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

　　然而变法维新触及到清朝顽固派的根本利益，慈禧太后于9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政变前数日，有人劝刘光第设法逃走，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泰然处之。9月28日，刘光第同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位维新派人士于北京菜市口被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岁月无言，金石可鉴。行走在进士题名碑间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张謇、刘光第、杨深秀、沈钧儒……这些晚清进士见证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获得了中国科举制度中最高功名的群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囿于“光宗耀祖”的旧有观念，而是秉持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家国担当，毅然投身于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进士题名碑不仅铭刻了近代仁人志士的姓名，更沉淀了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当我们回望历史，碑碣上的一个个名字宛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在挽救民族危亡之路上留下光亮。

　　2008年6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成立，实施加固除险、清洗、添建保护棚等工程，进士题名碑保护状况进一步提升。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科举史研究、病害及防治技术研究、数字化展示研究蓬勃开展，为深刻阐释文物内涵、让“历史说话”、实现文物永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悠悠孔庙，巍巍碑林，进士题名碑将立于新时代，继续守护和传承中华民族赓续不绝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