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悲鸿纪念馆原馆长廖静文介绍说，徐悲鸿一生中画过三幅《愚公移山》，均系1940年左右所作。一幅是纸本设色的国画《愚公移山》（纵144厘米、横421厘米），1940年7月完成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一幅是布面油画《愚公移山》（纵213厘米、横462厘米），1940年9月完成于印度国际大学。这两幅现均收藏于徐悲鸿纪念馆，而另一幅油画版的《愚公移山》底稿，却随着历史变故，几经沧桑，至今流落在外，与徐悲鸿生前念念不忘丢失的40幅油画一起，演绎了一个心酸无助的故事，每每说及此事，廖静文也是泪眼婆娑，唏嘘不已。

　　徐悲鸿一生襟怀磊落，言行举止皆为真性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悲鸿在多处目睹了国破家亡之下国人的悲惨与苦难，热血男儿的他决定前往南洋，用画家特有的方式支持抗战，用画展义赈的方式筹款扶助难民，以艺术报效祖国。从1939年到1941年，徐悲鸿带着自己的许多画作多次在新加坡、马来等地举办展览，筹赈义卖，并将义卖所得巨款无私地捐给祖国，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

　　徐悲鸿纪念馆藏油画《愚公移山》

　　在新加坡的那段时间，徐悲鸿正值年富力强、富有激情之时。尽管他说“抗战一年来忧国忧家，心绪纷乱，作品减少，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然而办画展之余，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底稿《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弘一法师像》等珍贵的油画作品。1940年4月，徐悲鸿曾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明确地提到《愚公移山》这幅画：“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显然信中所提“草成”，便是底稿《愚公移山》。

　　1941年，徐悲鸿应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的邀请准备前往美国办画展。然而却在即将动身之际，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不但使徐悲鸿筹划已久的赴美国画展夭折，而且让原本平静的新加坡也沦入战火之中。面对日军铁蹄的残虐，在好友黄曼士的帮助下，百般无奈的徐悲鸿只好将自己的画作分三处藏匿。大部分作品（其中包括第一底稿的《愚公移山》在内的40幅油画及他自己一些主要收藏）藏入崇文学校的枯井中，一部分藏于黄曼士家，一部分藏于友人韩槐准的“愚趣园”。之后，便匆匆回国，在登上归国的轮船时，徐悲鸿表示，将来有机会一定回新加坡看望老友，取回自己的画作，尤其是那40幅心爱之油画作品。没想到，至此一别，重回新加坡最终却成了徐悲鸿有生之年的一个未竞之事。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的部分画作经黄曼士之手辗转回国，也就成为了今天徐悲鸿纪念馆中为数不少的藏品，然而那40幅油画作品却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成为徐悲鸿一生的遗憾。

　　徐悲鸿纪念馆藏国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逝世前，常常用很悲哀的声音对廖静文说，我生命中最好的油画都没找回来，我哪里还有心情再作画呢？

　　廖静文说，徐悲鸿一生留存于世的画作有3000多幅，其中油画却只有100多件，而他念念不忘的那40件更是油画中的精品，都是他的呕心之作。

　　廖静文是了解徐悲鸿的，她深知这40件油画饱含了丈夫多少心血，她决定要用自己的后半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丈夫了却生前的遗愿，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丈夫的作品。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廖静文带着儿子徐庆平到新加坡举办“徐悲鸿纪念展”，并借机访查徐悲鸿的心血之作。然而，当年帮助徐悲鸿藏画的黄先生早已离世，他的后人也都搬家去了别处，无处打听那40幅油画的下落。无奈之下，廖静文母子在新加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希望借助公众的力量找到画作。廖静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那40幅油画能找回来，我们绝对不要，只能感谢你们的保护。”

　　她的发言很快得到回应。有一天，一位钟姓先生打来电话说自己家中有一幅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怀着无法言说的心情，廖静文即刻与钟先生约见。见面后，廖静文再三仔细鉴别后，确定这幅作品正是当年徐悲鸿在新加坡留下的那40幅油画之一。

　　原来，这个钟先生是崇文学校校长钟青海的儿子，钟青海正是当年帮黄曼士先生替徐悲鸿掩藏画作于崇文学校枯井之人。通过交谈，廖静文也从钟先生的口中得知1941年埋藏40幅油画的细节。

　　据钟先生讲，当年他父亲与黄先生把徐悲鸿的画藏在一个小学附近的枯井里，盖上盖，上面再填上土，用这样的办法保护40幅油画，让这些画作躲藏了整整一个太平洋战争时期。抗战结束后，黄先生与他父亲一起取出藏在枯井中已经三年八个月的油画。为了答谢他的父亲的帮忙，挖出画后，黄曼士把这张《愚公移山》送给他父亲，因为埋在井里，很多颜色都脱掉了，虽然画面破损严重，但毕竟还是徐悲鸿画的。

　　廖静文说为了保护这些悲鸿的作品，钟先生的父亲也付出很多牺牲，所以她并没有索要这幅画作，尽管这幅画对廖静文来说意义非凡。她对钟家人致以真诚的感谢之后就离开了。这是新加坡之行，廖静文母子找到的唯一一张徐悲鸿的油画作品。

　　时光流转，钟先生手中的这幅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一直也未曾停下流转的脚步。

　　20世纪90年代初，被台北苏富比作为拍卖图录封面的油画《愚公移山》，被新加坡藏家收藏。1992年，此画再次现身台北苏富比拍卖现场，经过数轮竞拍，被台北首富黄任中以550万台币收藏。1999年这幅《愚公移山》又一次走进台北苏富比拍卖现场，最终以600万台币被索卡画廊老板萧富元收藏。

　　2000年，这幅《愚公移山》突然出现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预展上，起拍价200万人民币。得知此消息后，廖静文非常想把这幅画买回来，让这三幅《愚公移山》能同时陈列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然而廖静文和纪念馆很难短时间筹集到拍卖所需的200万！最后，此画以250万人民币再度被台湾收藏家汪义勇收购。就这样，徐悲鸿的这幅画与徐悲鸿纪念馆失之交臂，廖静文馆长十分遗憾。

　　2006年，这幅油画《愚公移山》又一次出现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估价2000万人民币。当时国家文物局筹集资金想要购回此画，捐赠徐悲鸿纪念馆，然而却因资金没有到位，此画与徐悲鸿纪念馆再度无缘。最终此画以3300万的价格被一神秘的电话买家买走。得知此消息，站在徐悲鸿纪念馆里，廖静文除了望画兴叹外，更多的是无奈和无助，她常常痛心地念道：“这张画现在在谁手里都不知道！”直到她2015年去世，徐悲鸿留在南洋的那40幅油画，除了这幅《愚公移山》，还有《奴隶与狮》《放下你的鞭子》等极少数作品流转拍卖市场，其余的画作仍然下落不明。这也成了廖静文一生未能了却的心愿。

　　2018年6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受湖南有线集团所托拍卖徐悲鸿的那幅流落的《愚公移山》，约定最低价1.9亿元，当竞价到1.89亿元时，再无买家举牌，最终此画没有拍卖成功。

　　这就是徐悲鸿第一稿油画《愚公移山》的身世沉浮。收藏在徐悲鸿纪念馆的那两件大尺幅的《愚公移山》，同样也在世事流转中饱经沧桑。

　　1966年以后，徐悲鸿纪念馆的文物被搬到故宫博物院南朝房看管，直到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在新街口落成。因为长期缺乏保管条件，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据徐庆平先生说，在故宫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很多油画的颜色变酥，色彩开始剥落，画面变得灰暗，有些颜色连同底下的画布底子一起大面积脱落，尤其是《愚公移山》损坏更严重，打开一寸，都已经碎成粉末了，没办法再继续打开了。

　　2000年，徐悲鸿纪念馆邀请法国卢浮宫专家、绘画修复师娜塔丽·宾卡斯女士，用法国使用的技术修复徐悲鸿的《愚公移山》。2005年，在徐庆平的陪同下，娜塔丽·宾卡斯用他们高超的技法，在画布上一点点对比、涂抹，历时三个月，把画中的残缺部分恢复原貌，展现了《愚公移山》固有的光彩。这次修复也成为中国美术事业中油画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