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纹是一种比较奇特的图像，流行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宋至明也时有出现，笔者一直比较关注此图。北京房山发现的刘济墓中也出现了这种图像，在此笔者试做一简单探讨。

　　据刘乃涛《刘济墓考古发掘记》的记载，刘济墓全长34米，由墓道、墓门、前庭、前甬道、耳室、壁龛、主室、侧室、后甬道及后室组成。本文所讨论的人面纹即位于主室北部的石棺床上。石棺床南宽北窄，平面呈梯形，样式为须弥座式，从上至下纹饰共分六层，第一层主要是面部形象，第二层是祥云，第三层是牡丹花纹饰，第四层是瑞兽，第五层是彩绘牡丹，第六层是祥云。人面纹即位于第一层。从考古发掘给出的石棺床图像上看，位于棺床长边的面部形象有9个，呈连珠形式排列，这9个面部形象中并不全是人面纹，但以人面纹居多。这些面部形象呈鼓形或椭圆形，基本形式有些类似于门，两个面部形象之间以圆珠形短柱相隔。人面纹虽然连续出现，但不是同一人面的重复，而是人面各有其特点。如有的人面带有胡须，面相非常像一些唐代墓葬中的武士俑。

　　刘济墓彩绘石棺床（上）及棺床上的人面纹细部（下）

　　这种形式奇特的人面纹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中，又具有何种意义？笔者通过其他文物中出现的人面纹，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尝试着对刘济墓中的人面纹进行初步解读。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人面纹常出现在佛教艺术尤其是佛座的束腰部分，如现藏于临漳佛教艺术博物馆的一尊北齐佛坐像佛座束腰、美国纳尔逊美术馆北齐—隋的佛坐像莲座束腰、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初唐佛说法坐像莲座束腰、北京法源寺藏唐永徽元年（650）佛造像莲座束腰上的人面纹。从这些实例中不难看出，在佛教艺术中佛座束腰处的人面纹至少从北齐到唐，其基本图式结构已经定型，即人面纹为二方连续样式（连珠人面纹），人面之间以柱状珠串分隔。但这种佛教单体造像上的人面纹没有铭文，更没有其他可提供的线索，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非常少。然而庆幸的是，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开启为研究人面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法门寺地宫中的石灵帐及一座被称为阿育王塔的小石塔。

　　法门寺地宫中的石灵帐雕饰华美，帐身为一立方体，从上至下由顶、帐檐、帐身、须弥座构成，被放置在一个石雕的禅床上。帐檐双层，内侧刻有“大唐景龙二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的铭文。帐檐与帐身之间的四面拦额部分，各雕七尊跏趺坐佛像，佛像下为灵帐“垂鳞”天盖与三角形和长条形幕边，再下为帐身，雕饰各种宝幡、璎珞，帐身内四面雕刻八大菩萨。帐身下分别为须弥座和禅床，人面纹位于须弥座的束腰部分。人面纹呈正圆形，浅浮雕，为男子面相，肌肤饱满，形象较为写实。须弥座束腰四面各有七个人面纹，以连珠形式等距离排列，人面之间以立式流云纹界栏分隔，构成二方连续图式。地宫前室的一座方形小石塔（阿育王塔）的须弥座束腰部位也饰有相似的人面纹，塔身四面雕八大菩萨。人面纹与八大菩萨总是固定地组合在一起，可见这种图像的安排并非随意，应有经文依据。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北齐—隋佛坐像（左）及陕西法门寺地宫前室石塔（右）

　　地宫石灵帐雕于唐景龙二年（708），由沙门法藏主持建造，他精通三藏，在其撰写的《大乘密严经疏》第四卷中曾提到八大菩萨。在一部由沙门弥陀山主译、法藏亦参与其译经工作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提到八大菩萨及其他神祇与舍利塔的关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迦毗罗城大精舍中。与大比丘众无量人俱。复有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其名曰除一切盖障菩萨、执金刚主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无尽意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而为上首。……应烧香相续诵此陀罗尼二十八遍，即时八大菩萨八大夜叉王、执金刚夜叉主、四王帝释梵天王、那罗延摩醯首罗，各以自手共持彼塔及相轮樘。亦有九十九亿百千那由他恒河沙诸佛。皆至此处加持彼塔。

　　从经文上可看出加持、护持佛塔的有恒沙诸佛、八大菩萨及夜叉、四天王、帝释梵天等。将经文记述与灵帐上的图像对照，我们看到：佛居最上，中为菩萨，下为护法诸神，这一顺序与佛教神祇的等级顺序是一致的，人面纹与夜叉主四王帝释等护法神相对应。而在护法诸神中与人面纹有直接关联的是四王（四大天王）中的毗沙门天王。

　　毗沙门信仰传播范围颇广，从中亚直至日本都有其踪迹可寻，特别在唐代，毗沙门信仰尤其繁盛。学界一般认为，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种新样毗沙门，其有别于之前的一般毗沙门的形象，这种新样毗沙门传至日本后被称为兜跋毗沙门。在中国无兜跋之名，但这种新样却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大圣毗沙门天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晚唐舍利宝函上刻有一尊毗沙门像，其榜题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而宝函另外三面的三位天王则在方位之后直书其名。出自敦煌藏经洞、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的印有毗沙门形象的版画上，其发愿文及榜题也明确写着此像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

　　新样毗沙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图像特征，即其铠甲上有人面纹，有单面、双面和三面之别，其中以双面居多，位于明光铠的胸部两侧。铠甲上的人面纹图像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此人面是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娜身上或盾牌上经常出现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颅。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古希腊文明传至中亚，在阿富汗出土的古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作品中，有一件密涅瓦的半身青铜胸像（罗马神话的密涅瓦对应的即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其胸前就雕刻着美杜莎的头像。随着文明的传播，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此人面纹也与当地的与雅典娜有着类似神格的神祇相结合，出现在于阗的新样毗沙门天王便是如此。佛教艺术中出现的人面纹是抽象的毗沙门天王的象征，毗沙门天王作为诸鬼神的统御者、佛法的守护者、军队乃至国家的守护神的功能，同样也赋予了人面纹。那么对于出现在佛座或须弥座上的人面纹而言，它是一种神力、守护力量的象征，其主要功能就是护法功能。

　　通过法门寺地宫石灵帐，我们大致了解了人面纹的含义，返回头再看刘济墓石棺床上的人面纹。首先从形制上，刘济墓人面纹位于须弥座式石棺床上，这种须弥座显然是来自佛教，而且其人面纹的具体形式及人面特征尽管比北齐和唐前半叶已有所改变，但其基本结构不变，一望便知二者的渊源关系。另外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几个有人面纹的单体佛造像，可以很明显看出佛教造像及佛教舍利瘗埋制度对刘济墓石棺床的影响，刘济的佛教信仰，以及人面纹所具有的守卫功能也正好与护卫亡灵、守护墓葬等的观念相契合，这可能是促使人们采用这种带有人面纹石棺床的原因之一。

　　此外，刘济墓中的人面纹并非孤例，在河北曲阳田庄大墓的石棺床上也出现这种人面纹，这说明受佛教的影响，世俗人士的墓葬选用带人面纹的石棺床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现象，特别是在高等级的大墓中。当然这还只是推测，进一步的研究还需刘济墓完整考古报告的发表。

　　（王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