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区城南街道的旧县村，历史悠久，是唐、辽、金、元及明初时的昌平县城，明景泰三年（1452），昌平县城才迁到今区政府所在地永安城。光绪《昌平州志》记载：“昭圣寺，在州治西北，唐乾符六年建，明正统十三年奉敕重修。”唐乾符六年（879），昭圣寺建于唐代昌平县城内西北、旧县村中街路西。辽时称法灵（云）寺，元、明、清、民国称昭圣寺，村民称之为“北大寺”“金大寺”，是昌平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代寺院之一。

　　昌平旧县村中的观音庙及唐槐

　　辽大安八年至十年（1092—1094），北京地区连降大雨，庄稼颗粒无收，流民成群，传染病爆发，许多饥民饿死、病死，死者道路“交相枕藉”，仅昌平一地，收尸便达三千多具，昭圣寺内的辽代“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记录了这次灾难。经幢的前文是《析津府昌平义冢幢记》，由当时的昌平县知事马仲规撰文，他在文中记载：“先乎大安甲戌岁，天灾流行，淫雨作阴，野有饿殍，交相枕藉。时有义士收其遗骸，仅三千数，于县之东南郊，同瘗于一穴。洎改元今号己卯春二月，厌其卑湿，掘地及泉，出其掩骼，暴露荒甸，积聚如陵，议徙爽垲而改藏焉。余忝宰是邑，骇目痛心，不任感怆，噫！何埋没于积年，忽遭逢于一旦。因念营舍之遇曹□，石崖之遘王果，不无因也。时西京大华严寺提点诠悟大德，法称示化，游方驻锡于北禅院，开大乘菩萨戒坛，闻白前事，遽发大悲，与院主运颐领诸徒众，就诣其所，依教凭缘，运心拯济。作法已竟，信步而回。次有管内监寺（缺十六字）复请虎谷法华上人道、十方院讲主善涓，虔择福地，特建道场，供佛延僧，洗心盥掌，运其委骨，置在坛内，垂悯护持，招彼幽魂，来入会中，求哀发露（缺字）悔清谛示，发菩提心己。乃迁葬于粟山之屺，且曰义冢。傍附金地，上建宝幢。”保留在昭圣寺内的这座义冢经幢，经文录自唐代开元三朝灌顶国师三藏沙门不空所译，刘诏书写。明末的《帝京景物略》中有这座经幢的记载，作者刘侗、于奕正游览旧县的“西废寺”时，见此经幢上刻有“开元”二字，便误认为此经幢是唐代所立。昭圣寺内的这座辽代经幢是北京地区迄今为止唯一记录辽代北京地区灾害的石刻，为研究辽代北京灾害史提供了不可多得历史资料。

　　光绪《昌平州志》记载，旧县村中街东、西两侧还有两座辽代经幢，是辽寿昌五年（1099）昌平县僧俗为超度饥病而亡的流民而刻立的。街东侧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刻《□素等建陀罗尼经幢记》。佛顶尊胜陀罗尼又称《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多用于利生、度亡，是唐代北印度罽宾国人、僧人波利奉唐玄宗诏译。街西侧为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残经幢，大悲心陀罗尼全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多用于除灾或祛祸，是唐代开元时期国师不空所译。这两座辽代经幢，字迹大多风化，辨识困难。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材质是汉白玉，清末《昌平外志》的作者麻兆庆认为，“白浮图”就是白色的塔，白塔就是指这座辽代的汉白玉石经幢，昌平历史上的白浮图城，就是旧县村的昌平县城。按古代佛教学说，浮图为塔，经幢刻经，浮图与经幢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浮图城的名字在五代时期就已出现，不能用辽代才出现的实物去印证五代存在的实物，从这一点看，麻兆庆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昭圣寺在唐代始建时的寺名，史料没有记载。《析津府昌平义冢幢记》中记载，昭圣寺在辽代名为“法灵（云）寺”，昭圣寺之名是元代云峰檀公禅师重修之后才出现的。元代统治者的崇佛风气浓厚，佛教各派都努力扩张本派势力，较小的寺院往往也依托某个宗派，得到资助，才能生存下来，如元代昌平兴寿村的九圣禅院，村民自动将禅院送给云门宗的银山宝岩寺，作为宝岩寺的下院道场。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云峰檀公禅师道行石幢记》，记载了元世祖时期檀公禅师重修昭圣寺的事迹。檀公禅师俗姓武，山东东平府单州人，12岁拜中都报恩禅寺的万松长老为师，法名为从檀。他云游四方，在沛县芒砀山曹洞宗紫盖和尚处学习，成为高僧，回到金中都大万寿禅寺居住。昌平县白虎涧的僧俗们请檀公禅师住持云峰山龙泉禅寺，数年间，檀公禅师带领众人重修了龙泉寺。此后，檀公禅师“又住虎谷（昌平虎峪村）龙兴禅寺，起废扶颓，佛殿、三门、廊庑，次第厨库落成。及本县昭圣禅寺，创建转角佛殿五间，雕木佛像两坛，瓦砾荆棘场，变作青莲宇”。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78岁的檀公禅师圆寂于白虎涧云峰山龙泉寺内，第二年五月，弟子将其舍利在三处起塔，以旌其德。檀公禅师的弟子龙泉寺住持僧人正德、提点正慧，到仰山栖隐寺，求助本琏禅师为其师撰写“行状”。

　　檀公禅师是元初曹洞宗万松长老的弟子，仰山栖隐寺是曹洞宗的主寺，为檀公禅师撰写“行状”的“仰山嗣祖沙门本琏”，也是万松长老的弟子，时为栖隐寺住持。栖隐寺与云峰龙泉寺山水相连，两人之间为师兄弟关系，本琏禅师所题写的“同气连枝老弟兄，邻峰接境与云平”之句，反映了两人之间、两寺院之间的亲密关系。

　　檀公禅师住持的云峰山龙泉寺并非海淀区凤凰岭的龙泉寺，《昌平外志》中收录的《云峰檀公禅师道行石幢记》中，编者麻兆庆标注了一段文字：“龙泉寺北至峰山岭，南至马铺山，东至瓦窑岭，西至炭窑岭。在白虎涧西，今圮。与台头村西南龙泉寺别。”从麻注所列的云峰龙泉寺四至范围来分析，该寺在昌平区阳坊镇白虎涧以西、车耳营村以北地区。云峰亦称千峰，昌平区旧俗把阳坊镇以西以南的山脉称为千峰山。千峰山的范围，包括昌平阳坊镇的白虎涧、驻跸山、海淀区凤凰岭、聂各庄、抬头村等地。1995年6月，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白鹤群、张振华、常华等人进行了妙峰山香道考察，他们在车耳营村北考察到了云峰龙泉寺。他们在《妙峰香道考察记》中记载：“龙泉寺又名老爷庙，距车耳营村北二里，此寺不见于史书记载，建于何年，待考，估计至迟在清代以前。寺门前为一花岗岩单孔石桥，桥体斑斑剥剥，风化得很厉害。桥下的小河沟即南沙河上游，发源于后山上的鳌鱼沟。这座山中古刹朴实无华，静谧清雅，周围环境幽深、瑰丽，很有情趣。龙泉寺年久失修，一直作为西山农场的家属宿舍，后腾出略做修整，成为一个景点对外开放。据刘乾泰考证，龙泉寺分东西二寺，各三大殿。西之正、后两殿坐西朝东，山门殿原有哼哈二将，门额镌‘龙泉寺’三字。正殿有南北配庑厨库20余间，正殿内供释迦牟尼，旁列十八罗汉。”昭圣寺进入明代，有记载的两次重修分别是正统十三年（1448）、万历十九年（1591）。旧县村的明正统《重修狄梁公祠记》记载，正统十三年八月，司礼监太监王振游览昌平，在昌平逗留期间，他拜谒了县城的狄梁公祠，见祠堂残破不堪，于是“首倡捐资市材，鸠工彻而新之”。昭圣寺是当时昌平县城内的主要寺院，太监王振地位显赫，又很推崇佛教，他在京城也出资修建了许多佛寺，正统十三年昭圣寺的重修，笔者推测同王振有很大关系。万历十九年，距离上次重修已经过去了约150年，昭圣寺又得到了重修，万历二十一年（1593）《重修昌平州旧县昭圣寺碑记》记载，此时昭圣寺“栋宇摧朽，殿塌庑倾，诸凡像位暴烈日而渍风雨，不知几何时日”，太监张祯、刘济督塌之状，“因与天寿山提督刘君恺、永陵神宫监高君朝，请之钦差总督东厂、司礼监掌监事兼掌内官监印务太监张君诚，首捐廪俸以树施帜。其下僚属各随分愿有差”。经过两年的施工，昭圣寺焕然一新，“复添建祖师别庙，诸凡阶陛屏壁幡幢帐盖之类，一切文绮繡绘粲然烂然观美巨丽。殿堂门楼及大小等房通计五十间座，殆有不可名状。又为置地三十四亩，赡给缁衣□经，俾共旦夕焚礼”。这次重修历时两年，工程规模浩大，参与人数众多，京城、天寿山陵区的大小太监及昌平州地方官员都捐款出资。

　　昭圣寺自唐至清，一直都是昌平境内的著名寺院，历代昌平地方志上都有记载。民国后期，昭圣寺年久失修，殿堂建筑倒塌殆尽，僧侣流失，只剩下殿堂基址。四十年前，村民在寺址上建造房屋，已形成居民区，传续千年的昭圣寺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