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慧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现存一组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卦纹镏金编钟，共16枚。该组编钟外形大小相近，圆体，钟体厚重，腰径稍大，下口平齐微收。其造型庄重，大气，体现出清代皇家礼乐器的恢宏庄严，是清代礼乐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物（图一）。该组编钟由多个大小不一的钟有规律地排列构成，这些钟的材质相同，但由于钟体厚薄不同导致振动频率不同，故而产生了多种音高。音调丰富，声音清脆明亮。是清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图一 康熙五十四年八卦纹鎏金编钟

　　编钟的起源、流传历史与中华传统礼乐文明密不可分，更是中国古代冶金、铸造从粗犷向精湛过渡的体现。编钟是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见证，是体现先人音乐造诣集大成之作。作为一件乐器，编钟备受统治者推崇，其被用作皇家音乐的演奏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不限于时间与空间，更不局限于民族。青铜自诞生、发展至清代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一件礼乐器，逐步被赋予了象征国家权力的意义。一件乐器因何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其文化蕴意值得深入解读。

　　一、礼乐重器——编钟

　　“礼”和“乐”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成为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治天下的重要手段。“礼”是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为大家所遵守；“乐”指与钟鼓相关的乐声，表现为一门艺术。礼修内，乐修外。礼端正人们的外表，乐影响人们的内心。礼使人恭顺，乐使人平和。内心通达而外在恭谨，内外兼修，达到礼乐教化的目的，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礼乐贯穿始终，这也是因何“礼”“乐”并称的原因。

　　编钟作为礼乐演奏的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兴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被称为古乐器中的瑰宝。编钟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礼乐文化的具象承载物。《周礼》中对编钟的演奏有明确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①无论身份显赫的王公贵族举行祭祀，还是日常的宴飨、娱乐等，钟乐都是不可或缺的，演奏时要按严格的等级划分来进行。

　　“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②十二律是古代的定音方法。根据此方法将编钟的律名进行了划分：

　　其法首明黄钟为十二律吕根源，以纵黍横黍定古今尺度。黄钟既定，于是制律吕同径之法，以积实容黍为数，三分损益以核之，黄钟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损一，下生南吕，南吕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损一，下生应钟，应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蕤宾三分益一，上生大吕，大吕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夹钟三分损一，下生无射，无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吕。又倍之，自蕤宾以下至应钟，半之，自黄钟以下至仲吕，皆六。不用京房变律之说，定宫声在黄钟、大吕之间。^③

　　按照《清史稿》中的这段记载，编钟音高以黄钟律为标准音，以纵黍横黍为古今尺度，按照“三分损益法”将编钟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律称阳律，又称“律”；属偶数的六律称阴律，又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阳律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有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所谓“三分损益法”，即为古代中国发明制定音律时所用的生律法。是根据某一标准音的管长或弦长，推算其余一系列音律的管长或弦长，并依照一定的长度比例（即三分损益法提供了一种长度比例的准则），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

　　《文献通考》中对编钟各部分的名称有详尽说明：“《周礼》所谓编钟是也。钟体之别五：铣、于、鼓、钲、舞是也。钟柄之别二：甬、衡是也。衡上有旋，旋饰有虫。”^④整体编钟是由铣间、舞修、鼓间等部分构成的（图二）。

图二 青铜钟各部位名称图（图片选自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据《清史稿》记载：“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阴律八为一悬，在下。”^⑤16枚编钟悬挂在同一个架子上，分为上、下两层，8枚阳律悬挂在架子上层，8枚阴律悬挂在架子下层。按《隋书》的记载，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悬于一簨虡”^⑥。编钟是通过击槌的击打而发出声音，不同材质、不同大小、软硬不同的击槌对于音色、音质有着重要的影响。编钟的铸造原料为青铜合金，其声音清晰，具有鲜明的金属性音质。由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于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依照音谱，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即可演奏出悠扬、动听的乐曲。

　　二、金声玉振——北京孔庙编钟古今

　　清廷尊儒重礼，以《礼记》为蓝本设计了用于祭祀天地、社稷、宗庙等及朝会、宴飨、命将出师、临殿策士等盛会的礼仪乐器。典礼之日，由内廷和声署悬乐，演奏“中和韶乐”。《清史稿》载：“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因上言曰：‘礼乐不可斯臾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自汉以来，礼乐崩坏，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余年，而乐尤甚。’”^⑦

　　礼乐最为重要的文化内核，在于以“乐”的形式对人心进行教化。自周代礼乐制度施行直至清代，早已融入到民族文化之中，故所谓“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⑧。自汉代以来，礼乐文化已不合乎人们的意愿，让人担忧，而“乐”之不传甚矣，实属文化之遗憾。故而“帝重违臣下请，五十二年，遂诏修律吕诸书，于蒙养斋立馆，求海内暢晓乐律者，光地荐景州魏廷珍、宁国梅成、交河王兰生任编纂。遇有疑义，亲临决焉”^⑨。如此大规模地颁诏“修律吕诸书”，实则是清代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接纳与融合的意愿。

　　清代镈钟的制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镈钟在汉以来的隋、唐、宋、金、元各史乐志中均有记载，唯明代乐悬未具，致使历朝礼乐中的重器沿袭出现中断。直至清代，这一缺憾才补上。

　　《清史稿》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于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部请，始颁行焉”^⑩。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虽然天坛应曾被颁赐编钟一组，但时至今日可供观众近距离欣赏的编钟只有北京孔庙一组。演奏时，依乐谱敲击，即可发出连贯的旋律。由于这组编钟保存较完好，器型圆润，故仍有可以准确敲击演奏的可能性。

　　清代编钟钟体大小相近。编钟钟壁依次由厚及薄，奇数为律，偶数为吕，六律、六吕组成十二律吕，也即今天西方音乐体系中所谓的一个八度。

　　北京孔庙所藏编钟原为首都博物馆旧藏，于2005年拨交给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为馆藏一级文物。该编钟应为清朝礼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制造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组共16枚，铸铜鎏金，器型完好。北京孔庙现存的整组编钟与文献记载相符，共计16枚，依律名分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

　　《钦定国子监志》中对这套编钟的规制及钟架的形制有详细记载：

　　范金为之，十六枚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阴阳各八，以厚薄为次，薄者声浊，厚者声清。纽为双龙，中为云龙文。近唇如满月者六，以受声。形制皆同，高七寸四分四厘九毫，中径七寸一分四厘六毫，上、下径皆五寸三厘九毫。前镌“康熙五十四年制”。后各镌律名。簨虡皆涂金，通高九尺，中横为三簨。上簨左右刻龙首，阔一丈；中、下二簨俱阔六尺四寸，高三寸五分，刻朵云各八，下垂金钩以悬钟。上业镂云龙文，高七寸四分，下业镂山水形，高二寸五分。虡高六尺四寸，阔四寸一分，厚如之，承以五采。伏狮高一尺六分。下为趺，纵二尺四寸，横一尺，高如之。跌上垣高三寸，镂山水形。上簨脊树金彎五，咮衔五采流苏，龙首亦如之，垂至跌焉。^⑪

　　通过这段记载，该编钟的真实性及传世价值得以确认，做到了史料与传世品相佐证。礼乐的规格是通过品数表现出来的，主要体现在乐县的数量上。乐县的“县”指悬挂乐器的架子，悬挂钟的称钟县，悬挂磬的称磬县。乐县规格可通过钟架、磬架的数量来判断。古人将乐县架子两头的立柱称为虡，中间的横杆名为簨，有时也以簨或虡代指乐架。

　　整组编钟16枚采用十二正律、四倍律的方法，将编钟分为阳律、阴律各8枚，阳律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倍夷则、倍无射；阴律有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倍南吕、倍应钟。其中所谓的“倍”即倍律，为古音乐术语，指所对应的十二律弦长的翻倍，在演奏中对应现代音乐术语中的低八度。

　　钟体铜铸鎏金，钟身雕刻精美。舞平，钟纽为五爪双头蒲牢纽，呈弓身状，纽孔设在正中，用以悬挂。龙头相对，龙身相缠。五官雕刻精细，龙首昂起，似吼状，神采奕奕，龙眼略显长形，眼球外突。龙发披向后上方，有如“乘风破浪”一般，势不可当。龙口大张，牙齿锋利且排列整齐，龙鳞细密似突起状，光影细腻，活灵活现，四肢孔武有力且紧扣钟顶。钟体呈椭圆形，浑圆、饱满，庄重威严。两侧对称饰有浮雕云龙纹，鼓腹收口，近唇饰有六个圆饼状音乳，用以敲击发出声音，壁薄者发音低沉，壁厚者则发音清脆。舞部以钟纽为界，钟腹两边各饰有六道弦纹，将鼓部分割成五个平行框带，四个区，从上至下，第一、三、五栏内饰三个一组的乳钉状“音枚”，共计36枚；第二、四栏内饰八卦纹；钟体两面正中分刻楷书“康熙五十四年制”款和“律名”；款及律名上方均饰有太极图，下饰一爻，以阴阳爻区分该钟律吕（图三）。此套编钟除鎏金略有磨损外，保存完好。其造型精美，装饰典雅，展现了清代青铜铸造的极高水平和制作工艺，为研究清朝礼乐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图三 编钟钟体局部

　　作为中和韶乐的主要演奏乐器，作乐时，当镈钟击响后，敲击编钟一下，以宣其声。此钟一组16枚，大小相近，以厚薄调音，厚者音高，薄者音低。这种钟余振时间短，便于演奏旋律和发声。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编钟一钟一律，最重的一枚名为应钟，重3080克，最轻的一枚为倍夷则，重1850克，整组编钟造型一致，端庄厚重，通体鎏金，辉煌富丽。通过此表可探，各枚编钟大小相似，而重量差别巨大，其差别的产生正是由于厚度差异所导致，而音高的不同亦由是产生。

表一 “康熙五十四年制”编钟的具体参数

　　三、弘扬编钟盛世之音

　　编钟作为一件古老的乐器，其庄重优雅的器型、恢宏瑰丽的形制，注定超越其作为乐器的文化内核。编钟体现出中国古代乐师及工匠精湛的铸造技艺，其音律的完整性在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其包含的十二律吕与如今西方音乐体系中的“八度”音程完全吻合，甚至以其16枚一组的编制可涵盖超过一个八度的音高。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极富光彩的，是先人高超造诣的完美诠释。

　　北京孔庙藏御赐康熙五十四年八卦纹鎏金编钟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皇家御用、帝王敕造。其深层文化内涵，在于其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对于汉文化的传习与推崇，更是康熙皇帝开放包容心态的体现。如是说，康乾盛世的产生不仅是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更是三代帝王对文化的传承、弘扬。对于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推崇，是跨越时空与民族的，这也是儒家文化具有向善性的表现。北京孔庙保存了大量的祭祀文物，鎏金编钟就是其中之一，其声音清脆、悠扬，无论制作年代、工艺、器型及精美程度都完美诠释了皇家风范。

　　几千年来，编钟作为不朽的文化遗产，承载并见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它融合了历史、音乐、礼仪教化等文化史，以及冶炼技术、铸造技艺等科技史的发展进程于一身，是青铜文明之重器。而如何保存、利用好这一组编钟，使之在新时代能够发挥更深远的教化内涵，是当下文保工作者亟待探索的工作方向。收藏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博物馆的价值在于实现对馆藏文物的深入挖掘和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于观众。

　　对于北京孔庙藏康熙五十四年八卦纹鎏金编钟而言，从藏品认知的角度，在编钟展出的过程中，要依照其演奏中应有的乐律，正确悬挂每一枚编钟，使其符合演奏的需求，从而在展陈过程中还原历史原貌；从藏品利用的角度，笔者认为：其一，可借鉴湖北省博物馆的经验，将整组编钟进行复制，并将复制品出展，馆藏珍品回库妥善保存。如此可避免在裸露环境下，水蒸气、灰尘及其他有害物对文物的侵蚀。这既对文物进行了保护，又可让观众近距离聆听恢宏、典雅的中和韶乐，身临其境感受到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文化，真正做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现文物的价值转化，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其二，更好为展览及社教工作服务。展陈及社教工作作为博物馆文化输出的窗口，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深挖编钟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好服务于展陈与社教工作，将编钟的文化内核深入浅出地传递给观众。随着观众知识结构、人员构成、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不同，现有的展陈模式已不适应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需要在展陈的设计理念、技术手段和展览模式上推陈出新，最大限度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而文物精品展、特色展、复原展等均离不开藏品支持。编钟作为镇馆之宝，不但可以用于原状陈列，也可以作为祭孔精品文物展之重器进行展出，实现专题陈列。同时利用复制品进行演奏，可作为我馆一种新的藏品展陈方式，更大程度实现寓教于乐，将观众的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相结合，让编钟“余韵”留在观众记忆中。

　　其三，探索藏品多维度的利用。当下博物馆工作重心已从“保”向“用”转移。妥善保管是文物安全的底线，但文物“活”起来要依靠合理开发利用。北京孔庙藏康熙五十四年八卦纹鎏金编钟所蕴含的文化“密码”有着深度发掘的空间，其众多文化元素都有可加以提炼的可能性，如其器型、云龙纹、鎏金八卦纹、龙纽等，将这些文化元素提炼至文创产品的开发中去，将会让观众在参观之后仍可以感受到文物就在我们身边。“跨界”是当下热点，而“跨界”带来的碰撞会迸发新的活力，老文物、新文创，这就是博物馆跨界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碰撞。这也将大大拓宽博物馆人的思维，多维度拓展博物馆的边界，让历史更有温度。

　　“保”是初心，“用”是探索。对编钟的解读与探秘，将思考转化到对其的保护及利用中，目的在于让几千年的古乐器重新发出悦耳的声音，让金声玉振再现昔日辉煌，彰显大成礼乐神韵之美。

　　①②钱玄、钱兴奇等注译：《周礼·春官·大司乐》，岳麓书社，2001年。

　　③⑤⑦⑧⑨⑩《清史稿》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

　　④[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⑥《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

　　⑪［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作者单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