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显国

　　明代，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之一。白银属于落后的称重货币，以银块（如银锭）的形式参与流通。近年来，明代银锭出土总量较大，但主要集中于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其他地区出土数量较少。其中，带有“银作局”铭文的银锭是由内廷机构银作局铸造的，出土数量更少。据考古资料显示，1955年，明定陵出土银作局银锭16枚，其中“三十两”“二十两”“十两”银锭分别有10枚、4枚和2枚^①。1968年，浙江余姚明“青词宰相”袁炜墓出土一枚五十两银作局银锭^②。2001年，湖北钟祥市明梁庄王墓发现五十两银作局银锭一枚^③。此外，20世纪50年代北京右安门关厢地区明墓出土银锭4枚，铭文中有“银作局”字样，应是银作局银锭，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以上22枚银作局银锭有准确的出土地点，且墓葬年代基本清晰，为研究明代银作局及银锭制造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以往学者对银作局银锭的研究较少，相关论述有：后德俊《明代梁庄王墓出土金、银锭的初步研究》，介绍了梁庄王墓出土银锭，并对银作局银锭的铭文及制作工艺进行探讨^④。王莲瑛《浙江余姚袁炜墓出土银锭》一文中介绍银作局银锭的形制及铭文^⑤。王秀玲《明定陵出土金、银锭铭文》，通过对定陵出土银锭铭文的梳理，对银锭的来源等问题进行分析，但涉及银作局银锭内容较少^⑥。李晓萍梳理了定陵等出土及市场拍卖的银作局银锭，对明代银作局及其银锭重量、作用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⑦。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均未涉及北京右安门明墓出土的银作局银锭。因工作关系，本人有幸接触并考察了相关实物，试作文章论述十二。本文运用货币史、科技检测等方法，结合明代文献资料的梳理，拟对右安门明墓银作局银锭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探讨明代银作局银锭的铸造、特征及演变等问题。

　　一、右安门出土银作局银锭概况

　　北京右安门明墓出土4枚银作局银锭，数量相对较多。对该银锭形制、重量、成色及墓葬年代等的分析，为银作局银锭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1.银锭形制、重量、成色及铭文

　　右安门明墓4枚银作局银锭较为完整，形制相近（图一）。银锭呈船形，弧首，束腰，两端较宽、起翅，面部及底面较平。器底及四周分布较多的“蜂窝”。器身锈蚀，呈褐色或灰色，底部锈层部分剥落较多，部分“蜂窝”也剥落仅存根部。其中，两枚银锭一端的边翅发现经修整的痕迹。如2号银锭两翅高度差异较大，分别为36、48毫米，相差12毫米；较低一端明显被整体截去一部分，顶端呈宽度为2—3毫米的平面，平面制作较为规整，表面锈蚀与器身一致，应该是铸造时有意削去顶端形成的。另两件银锭边翅部分未经处理，两端高度差别较小，均是浇铸时自然形成的尖顶。关于银锭两端翅被修整的问题后面再有论述。

图一 右安门关厢明墓出土银作局银锭（正、背）（编号由左至右为1 2 3 4）

　　银锭重量、尺寸、检测结果、铭文等如（表一）。

　　表一中4枚银锭均有铭文，錾刻阴文，直书，分列两行。1号银锭铭文较为清晰，锭面左侧刻有“银作局”三字，中部为“花银三十两”字样。3、4号两枚银锭铭文内容、风格与前者相同，仅个别文字因锈蚀无法辨认。2号银锭表面锈蚀过重，文字已经无法辨识。不过，四枚银锭形制一样，同出于一个墓葬，推测其铭文与另三枚相同。

表一 北京右安门外关厢出土银作局银锭重量、尺寸、铭文及主要合金成分

　　银锭纪重“三十两”，属于中型银锭。按明代衡制，每两约重37.3克，三十两银锭重1119克。该4枚银锭实测重量较为接近，在1079.8—1116.6克之间，略低于三十两标准重量。其中，1号银锭重1116.6克，基本达到标准；3号银锭重量最轻，仅有1079.7克，比标准重量低39.3克。不过，由于银锭年代久远，表面锈蚀、剥落较为严重，尤其是3号银锭底部一端有残缺，对银锭重量影响较大。由此，可以推测这4枚银锭是按三十两标准铸造的。该银锭的尺寸也较接近。银锭长122—124mm、面宽82—85mm、腰宽43—45mm，尺寸相差仅2—3mm，说明浇铸银锭所用模具的形制基本是相同的。

　　检测结果显示，银锭主要合金成分为银，含量均在99%以上，最高达99.81%；铅、铜的含量不足0.6%，应是冶炼或提纯白银时带入的杂质。在当时的冶炼条件下，这已是纯度最高的“足银”，因此银作局银锭理论上是以纯银制作的。

　　表一中四枚银作局银锭尺寸、重量、成色相近，形制风格一致，铭文内容相同，可见它们是按统一规格或是同一批次铸造而成的。

　　2.银锭铸造时间及来源

　　由于缺乏相关出土资料，右安门明墓（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墓）出土银锭的一些重要信息只能依据藏品账目记载的入藏时间进行分析，以推测银锭的出土年份及墓主人身份，进而大致确定银锭铸造时间。

　　据考古资料显示，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右安门关厢发现和清理了万贵夫妇墓^⑧，该墓出土文物同年入藏，在藏品账目上，文物入藏编号记作“57.×.×”，如墓中银锭编号为“57.21.27”，其中“57”表示入藏年份，即1957年。查看四枚银作局银锭的入藏编号均为“57.7.13”，应出自同一墓葬A墓，与前述万贵墓银锭编号相近，故四枚银作局银锭系1957年入藏无疑，其出土时间也应是1957年。

　　A墓中四枚银作局银锭表明其来自宫廷，据现有资料显示，宫廷银作局制作的银锭，仅明代帝后陵和勋贵墓葬有少量出土，拥有者均身份显贵。此外，A墓中还出土了较多珍贵的金银器物，包括金镯、金簪、耳环、金花饰等，重量多达820余克。银器有银执壶、小银圆盒等。这些金银器均属明代，其中金饰件采用累丝、镶嵌等工艺精制而成，多数饰件嵌饰红蓝宝石、绿松石等，非民间普通工匠制作。可见，该墓主人不仅家资丰厚，且身份和地位也较高。

　　1957年，右安门关厢附近发现明代万贵及其家族墓地。万贵系明宪宗皇贵妃万氏之父，官至锦衣卫指挥使。万贵有“子男三：长即喜，锦衣指挥使；次即通，锦衣卫指挥佥事；季即达，锦衣正千户”^⑨。万贵父子利用贵戚身份，“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⑩。万贵父子“贪黩无厌”，并多次得到皇家赏赐，成为显赫一时的富贵家族。万贵、万通夫妇墓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及银锭，部分金银器刻有“银作局”字样，银锭也属赏赐的库银，证实了史料的记载。A墓出土四枚银作局银锭和较多贵重物品，部分是宫廷赏赐品，与万贵、万通墓出土文物有相同之处。同时，A墓与万氏家族墓位置相同，身份相符，因此该墓应是万氏家族墓之一。

　　不过，万家的尊荣维持时间较短，“宪宗崩，言官劾其罪状。孝宗乃夺喜等官，而尽追封诰及内帑赐物”^⑪。弘治初年，万家所受封诰和赏赐均被追回，从此家道衰落。由此可以推测A墓主人是万贵或家人，埋葬时间大约在成化时期。

　　二、关于明代银作局银锭的讨论

　　银作局银锭是明代银锭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类别，形成了与普通税银不同的形制、重量、成色特点及制作方式。

　　1.银作局及银锭的铸造

　　银作局是明代官署名，属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明史·职官志》记载：“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⑫《明史》所载较为简略，银作局主要职责是制作金银器饰。刘若愚《酌中志》的记录更为具体，银作局“专管造金银铎针、枝箇、桃杖、金银钱、金银豆叶。豆者，圆珠重一钱或三五分不等，豆叶则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备钦赐之用。又，造花银，每锭十两不等”^⑬。银作局不仅制作金银器，也制作金银钱、豆、花银等，所造器物“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⑭。

　　此外，银作局还曾铸造饷银。据王世德《崇祯遗录》：“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尝取累朝所铸银瓮、银碗樽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⑮可见，天启年间银作局曾以银器改铸军饷银，但尚未见到存世实物。

　　银作局人员众多，有掌印太监、佥书、监工等少数管理人员，还有大量的工匠。如嘉靖十年（1531），银作局工匠计有274名，包括银匠、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拔丝匠、累丝匠、钉带匠、画匠、裱褙匠等多种工匠^⑯。从银锭铭文可大致了解铸造银锭情况。如，梁庄王墓银作局银锭铭文“驾银作局销熔花银五十两重监销银锭官秉魁作头余添宝等匠人计保保永乐十八年四月日”，涉及人员有匠人、作头及监销银锭官等。其中，“匠人”即是银匠，银锭铸造的具体承担者，并对银锭成色、重量负责。“作头”就是银匠作头，如北京右安门明万通墓出土永宣时期“闸办银课”银锭铭文中有“银匠作头徐□等铸”字样^⑰。银匠作头是银匠的工头，负责管理银匠。“监销银锭官”是银作局官吏，从字面上看，可能是银作局职官中的“监工”，监督银锭铸造的官员。监销银锭官、银匠作头均是匠人的管理者，也是后者的盘剥者。如宣德三年（1428），因工部“诸色工匠”多有逃逸，明政府规定“管工匠官及作头有虐害工匠者，治以重罪”^⑱。可见，银作局银锭的铸造和管理较为有序。

　　2.银作局银锭铭文及形制

　　银作局银锭数量较少，但涵盖年代较长，基本反映了银锭形制和铭文的特点。

　　银作局银锭均有铭文，结合墓葬年代，可以了解银锭制作时间。明梁庄王墓银作局花银五十两银锭，铭文为“驾银作局销熔花银五十两重监销银锭官秉魁作头余添宝等匠人计保保永乐十八年四月日”^⑲。银锭铭文多达38字，铭文中注明铸造年份为“永乐十八年（1420）四月”，是目前为止最早的出土银作局银锭。右安门A墓银作局银锭四枚，铭文均为“银作局花银三十两”，铸造时间约在成化朝或之前。余姚袁炜墓出土银作局花银一枚，铭文“银作局花银五十两”^⑳。袁炜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礼部右侍郎、少保、礼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等，嘉靖四十四年致仕，同年病故。该银锭制作时间至迟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定陵出土银作局银锭16枚，银锭重量不一，铭文内容、风格相近，为“银作局花银××两”^㉑。该银锭时代较晚，系万历末期或之前所铸。我们看到，尽管银作局银锭总量不多，但跨越时间较长，自永乐至万历时期，说明银作局始终具有铸造银锭的职能。

　　银作局银锭铭文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铭文字数较多，铸造时间相对较早。从现有资料看，该类银锭铸造时间均为永乐时期。除梁庄王墓出土永乐朝银锭外，2007—2008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曾拍卖两件永乐六年（1408）银作局五十两银锭。此类铭文信息量较大，包含铸造机构、时间、成色、重量、管理及铸造者姓名等；第二类，银锭铭文字数较少，风格相同。该类银锭数量相对较多，右安门A墓、定陵、袁炜墓出土银锭皆属此类。铭文为“银作局花银××两”，“××”为银锭纪重，分为五十、三十、二十或十两等。铭文分列竖行，錾刻、阴文，右行为“银作局”，左行为“花银××两”，左行首字低于右行。此类银锭延续时间较长，自成化时期沿用至明末。可见，成化朝银作局银锭铭文已经趋于简单化、固定化。

　　银作局银锭铭文由繁趋简，与各地交纳税银铭文有较大不同。嘉靖八年（1529），鉴于各地税银大多是散碎银子，容易引起盗铸，明政府规定“今后将（税银）成锭起解，并纪年月日及官吏银匠姓名”^㉒。税银铭文的制作逐步规范化，内容包含铸造时间、重量、官吏、银匠及用途等，以确保税银的成色和重量。银作局银锭铸造机构单一，银锭的铸造、管理较为规范，锭面铭文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同时，该银锭主要用于赏赐，是荣耀的象征，对银锭本身价值关注度较低。因此，银作局银锭采用字数较少的铭文，降低了制作成本。

　　该银锭形制也自成特色。虽然银作局银锭重量不一，年代自永乐朝至万历末期，跨越近200年，其形制基本未发生变化。银锭呈船形，圆首，两端较宽，束腰，锭面、底部较平；两端起翅，且多经切削，是其特征之一。这种形制形成于明初，具有明早期银锭的典型特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银锭形制发生变化，如银锭长度缩短，器身增厚，底部凸起等。但银作局银锭形制始终未变，这在明代银锭中是少有的。

　　3.银锭的成色

　　银作局银锭铭文中，皆有“花银”字样。“花银”是白银成色的名称之一，该名称出现较早。宋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金漆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色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薄花细渗银，九十九分五厘；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等^㉓，银色从100%依次递减至99.4%。其中“花银”又有金漆、浓调、大胡、纸灰之分，是成色较高的白银。元代，“花银”通常指足银。如元代白银与纸币的兑换时，“花银每两钞三十两，九成色每两钞二十七两，七成色每两钞二十一两”^㉔。按此兑换比例，“花银”显然是指十成色白银。明代，仍沿用“花银”的称谓。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记载，“银出闽、浙、两广、云南、贵州、交趾等处山中，足色成锭者，面有金花，次者绿花，又次者黑花，故谓之花银”^㉕。可见，明代“花银”是足银的代称，根据其表面呈现的色彩，又可分为金花、绿花、黑花等层级，其中金花银成色最好。银作局制作的银锭皆称“花银”，显然是成色较高的白银。

　　银作局“花银”的实际成色如何呢?由表一可知，右安门A墓银作局银锭含银量在99%以上，基本达到“花银”的标准。梁庄王墓银作局银锭含银量为99.15%，同墓出土的“内承运库花银”、“花银”五十两银锭与之相近，最高达99.89%。可见，这两个墓银作局银锭与内承运库的金花银成色一致，均是以足银为原料铸造的。

　　不过，银作局银锭的成色并非一成不变。如定陵银作局银锭正面不平，并出现了较多褶皱（图二），应是银锭成色较低所致。梁庄王墓出土小银锭也有类似现象。如该墓后84、后85号小银锭表面有片状褶皱及绿锈，含银量分别为91%、85.12%；含铜量较高，为5.76%、10.43%^㉖。为了解定陵银作局银锭的成色，本文对部分银锭表面进行无损检测。经检测，该银锭主要含有银、铜和铅，其中银含量最高，在76.6%—93.9%之间；铜含量次之，在3.6%—18.2%之间；铅含量再次之，多在5%以下。由此，定陵银作局银锭以低成色白银铸造，铜含量较高，是有意加入的合金成分；铅含量较低，可能是银、铜中混入的杂质。

　　从上述分析看出，银作局银锭成色不一，说明铭文中“花银”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明早期银作局银锭成色较高，如右安门A墓及梁庄王墓出土银作局银锭均以足银铸造，说明永乐至成化时期银作局“花银”名实相符。至迟万历时期，银作局开始以低成色银铸造银锭，“花银”已与成色无关，仅是沿用原有的名称而已。如定陵银作局银锭含银量低至七至九成。明代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明末《酌中志》：“（银作局）又造花银，每锭十两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旧制，有票儿银者，重十两、五两、三两、一两至一钱之方块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两印子。”^㉗明末银作局“花银”成色降至八成，与定陵银锭检测结果基本相符。可见，银作局银锭的成色经历了一个由高变低的过程，但“花银”名称始终未变。

图二 定陵孝135号三十两花银银锭（正面）

　　4.银锭重量及校准

　　明代，政府规定各地缴纳的税赋银锭统一铸成五十两大银锭。银作局银锭种类较多，有十两、二十两、三十两、五十两等类别。从出土银作局银锭看，三十两银锭最多，其次是二十两、十两和五十两的相对较少。如定陵银作局银锭16枚中，重量十两至三十两不等，其中三十两占62.5%、二十两为25%、十两为12.5%。该墓出土五十两银锭多达44枚，均是江西、浙江、江苏等省税银，未见一枚银作局银锭，说明万历时期银作局仅铸造中小型银锭。究其原因，该银锭主要用于内廷赏赐。宫内人员众多，单次赏赐白银数量有限，对中小型银锭的需求量较大。

　　为了解银作局银锭重量及变化，现将各墓出土银锭数量、标准重量及实测平均重量等列表如下（表二）。由表二数据可知，银锭实测重量均低于标准重量，但二者相差较小。如五十两银锭实测均重与标准重量最为接近，相差仅3.4克；三十两银锭相差最大，约14.4克，误差不足1.3%。此外，同类型银锭重量也较为接近。如，二十两银锭重量在725—738.5克之间，最重与最轻的差值仅12.5克。三十两银锭差别较大，多达65.3克，是个别银锭出现残缺所致。此外，银作局银锭表面均有锈蚀，或多或少影响了银锭的重量。因此，银作局银锭应是按标准重量铸造的。

表二 梁庄王墓、右安门明墓、定陵等出土银作局银锭重量表

　　明代，银作局银锭及税银均有重量要求，但银锭以模具浇铸而成，难以精准控制重量，因此银锭铸成后需校准重量。其方式有两种：增重和减重。增重法适用于重量不足的银锭，通常在银锭上补铸银块，以增加重量。税银多用此法校准重量。明政府规定税银重量不得低于五十两，“即有少几分者，令银匠大锭凿口灌补，仍复打平”^㉘。具体做法：在银锭翅上钻孔后浇铸，银液在孔内外形成两个补块，与银锭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如明代李伟夫妇出土的四枚金花银锭都有补铸银块（图三）。

图三 明代李伟墓出土五十两金花银

　　减重法适用于超重的银锭，通常剪切部分银锭边翅，以减轻重量的方式校准重量。银作局采用此法校准银锭重量。从现有银作局银锭实物看，多数银锭边翅发现被剪切的痕迹，但未发现有补铸银块。如右安门关厢明墓4枚银作局银锭，1号、2号银锭两端边翅高度不同，一端边翅明显被削去顶部。如定陵孝135号银锭两端边翅也有修剪现象，顶端成一个小平面（见图二）。定陵出土银作局银锭多达16枚，银锭边翅均有切削痕迹，其中多数银锭两端同时被剪切，有些银锭仅残存边翅根部，说明剪切的部分较多。整体上看，近九成银作局银锭边翅具有剪切痕迹，说明校准重量是其制作工序之一。

　　增重与减重方式不同，其制作工序及成本也不同。前者需要钻孔、熔铸等工序，且耗费燃料、损耗材料等，耗时较长，所需工费较高。后者直接剪切部分银锭边翅即可，工序简单，省工省料。相比较而言，后者具有明显优势。不过，明代税银有重量下限，同时其边翅也不得修剪，否则以盗银论处。如万历十七年，户部员外郎王一凤“将成锭大银剪边藏匿，交代盘诘，方思补偿……但银有缺边，难泯形迹，请改（戍边）终身”^㉙。该案中税银剪边成为盗银罪证。故税银以补铸方式校准重量较为合适。而银作局银锭系宫廷制作，主要用于皇家赏赐，无偷剪银锭之虞，对银锭边翅也没有硬性要求。同时，该银锭作为赏赐品，按银锭重量（铭文记重）计枚使用，对银锭重量准确性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银作局银锭以减重方式校准重量，不仅易于精确控制银锭重量，而且制作成本更低。

　　我们看到，银作局银锭轻重有别，均是十两的倍数，便于计枚使用。同时，该银锭以剪切边翅的方式校准重量，形成特有的形制和制作方式。

　　三、结语

　　右安门明墓出土银作局银锭4枚，形制、铭文、重量、成色相近。该墓与万贵父子墓葬地点相同，同年发现并清理，且出土器物也有相近之处。因此，推测墓主人是万贵家族成员之一，时间约在成化时期。

　　多年来，各地先后出土银作局银锭22枚，银锭制作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基本反映了银作局银锭的特征。各地银锭重量不一，但形制一致，铭文内容及风格也渐趋统一。银锭名为“花银”，实际成色自十成降至七至八成，但“花银”名称始终保留。银锭边翅多被剪切，是校准重量留下的痕迹，也是其典型特点之一。此外，银作局银锭作为宫廷使用及赏赐品，主要出土于明代帝后、藩王、贵戚、高级官吏墓，尤以帝后陵墓为主，说明银锭不仅是财富的代表，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本文在定陵博物馆高尚武先生和浙江省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马晓红女士鼎力支持下完成，特此感谢！）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

　　②鲁怒放：《余姚明代袁炜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2007年第4期。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④后德俊：《明代梁庄王墓出土金、银锭的初步研究》，《武汉金融》2004年第6期。

　　⑤王莲瑛：《浙江余姚明袁炜墓出土银锭》，《中国钱币》2000年第1期。

　　⑥王秀玲：《明定陵出土金、银锭铭文》，《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245—247页。

　　⑦李晓萍：《明代税赋银锭考》，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22—226页。

　　⑧⑨郭存仁：《明万贵墓清理简报》，《北京考古集成》8，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784页。

　　⑩⑪《明史》卷三百《外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675页。

　　⑫《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0页。

　　⑬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

　　⑮王世德：《崇祯遗录》，国家博物馆藏清钞本。

　　⑯张燕芬：《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

　　⑰王显国：《首都博物馆藏明代永宣时期银锭研究——兼论明初云南银矿的开采与管理》，《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⑱《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1031页。

　　⑲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⑳王莲瑛：《浙江余姚明袁炜墓出土银锭》，《中国钱币》2000年第1期。

　　㉑王秀玲：《明定陵出土金、银锭铭文》，《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245—247页。

　　㉒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一《仓储》，转引自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6页。

　　㉓《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转引自戴学文：《银货考》，《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㉔戴学文：《银货考》，《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㉕王佐：《新增格古要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㉖黄维：《梁庄王墓入葬的小银锭——明朝的低成色货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中国钱币》2018年第6期。

　　㉗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㉘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㉙《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3966页。

　　（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