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自明正统四年(1439年)建成至今，历经磨难多次毁于大火。在明代正阳门两次被焚毁，清代经历了3次火灾，更为巧合的是其中有两次焚毁，分别发生在清代两个“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和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

       正阳门的第一次焚毁，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四月，箭楼不慎失火，大火从傍晚一直烧到次日辰时。箭楼被毁后，朝廷随即开始重建。明朝北京内城的各个城门都是由太监监管，修缮箭楼的事情当然也由太监主持了。万历年间，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宦员擅权，中饱渔利是唯一目的。太监们为了从这项工程中多捞点银子，就提出把修缮的预算资金定为13万两白银。而当时负责营造工程的衙门工程官员——营缮司郎中陈嘉言，为人正直，不贪钱财，认为所作的预算过大，坚持削减开支，最后只用了3万两银子便将箭楼修复。结果陈嘉言被太监们排斥“出局”了。

明代万历皇帝画像

正阳门的第二次焚毁，是在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困难，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知道大势已去，便带领太监王承恩出神武门，登上煤山(今景山)，在一棵槐树下上吊自尽。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李白成率部撤离北京。据史料记载，当时起义军放火焚毁宫殿及内城九门箭楼。但是，此后何时重建、如何重建，文献无从考证。

正阳门的第三次焚毁，发生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十一日。当天，正阳门外的一间铺面房不慎失火，恰遇大风，火势迅速蔓延，连及正阳门箭楼，还同时烧毁了瓮城东西月墙的闸楼、官房等设施。同年重建时，乾隆皇帝命令新换砖石，但负责修建的大臣们却没  听圣令，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结果，修成后因砖石沉重，原来旧门洞出现内裂。箭楼南面新做炮眼(箭窗)墙面有鼓闪现象。当时负责监督工程的大学士英廉和户部尚书和珅知道此事后，立即奏请皇帝请求自行赔修，但是乾隆帝的谕旨却说：这次重修费用朝廷出一半，另一半的十分之七由英廉赔付，监督等赔十分之三。具体负责施工的工部郎中德龄等接受处分。和坤由于当时随从去热河，并未在京督办，而且此事也由和珅奏出，所以对其加恩宽免。但是由英廉赔付的银两，他也不会真正掏自己的腰包，自然，也是由老百姓身上榨取。

乾隆皇老年像　　　　　　　　道光皇帝画像　　　　　　　　　光绪皇帝画像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楼又一次被火烧。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后的第10年，朝廷国库空虚，财力紧张。工部营缮司连修缮所需的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都无力筹办。后来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北京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的三丈六尺长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楼修复。

正阳门的第五次被毁也是正阳门经受的最大一次火灾，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中。正阳门的每次焚毁与重建都把我们带入当时的历史年代，让我们在时空的隧道中去追寻那与之息息相关的人与事。这次正阳门被毁程度极为严重，城楼、箭楼、闸楼、铺舍等均遭到破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六日晚，义和团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在大栅栏放火，焚毁专门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这一把火不仅烧了大栅栏一条街，还殃及正阳门箭楼。两个多月后，驻扎在瓮城内的八国联军中的英军雇佣军印度兵不慎失火，又将正阳门城楼烧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负责筹划修复。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一时拿不出钱来进行这样大的工程，只好由袁世凯带头，倡导各省大员捐资助修。在修复施工中，因工东尾部所藏的工程档案经兵火焚掠无存，只好参照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宣武两门的形制，将高度与宽度适当加大了一些，重建了正阳门的城楼与箭楼。正阳门这次重建，历时最久，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竣工。今天，我们看到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就是这次重建的。虽然，箭楼在民国时期又进行了局部改建，但规制始终没有变。

正阳门历经了500多年的世事沦桑，最终，成为古都北京唯一一座城楼、箭楼均保存完好的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