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内城的城墙和城门，在明代曾先后有3次大规模的修筑，第一次是在洪武元年(1368年)，第二次是在永乐四年(1406年)，第三次是在正统年间。其中，第三次的修筑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终明一代内城城垣最后一次修筑。至此，北京内城城垣才初具规模，基本定型，直到清代晚期，再没有过大的修筑与变动。实际上，正统年间对北京城垣的这次大规模修建，不仅是北京城建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明代最终定都北京，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英宗像

       自永乐帝朱棣决定从南京应天府迁都北京开始，朝廷内外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意见。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立即下旨，诏令北京各衙门行文时，俱于名前加“行在”二字，意欲复都南京。幸好，仁宗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便死去，但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也锐意复都南京，北京的“行在”之称在其在位的10年间，一直未变。宣宗死后，其长子朱祁镇(即英宗)登基。出人意料的是，他一反父、祖之意，正式定北京为京师，决意定都北京，并利用前历朝所积材料，大规模修建北京城垣。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诏令太监阮安，都督同知、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领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9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落成之日，奉英宗谕旨，将京城9门中的5座城门更用新名一一即将南城垣的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分别改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城垣的齐化门改为朝阳门；西城垣的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其余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4门仍旧。

       明英宗所更5门之名，都有所取义。如更丽正门为“正阳”，取“积阳为天，天有九重”和《左传》里说的“天子当阳”而立之意，故名天子出入京城南面的正门(亦称“国门”)作正阳门。又帝王治国离不开左辅右弼，亦离不了“文治武功”，所以更原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另外，朝阳门取“朝”字，其意为文武百官，天天要朝拜皇帝，所以改齐化门为朝阳门；阜成门取“阜成兆民”意，寓意朝中百官，都要以身作则，才能为民立范、国泰民安，故更易平门则为阜成门。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是明朝第六代皇帝，宣宗长子，前后两任为帝，年号“正统”和“天顺”。他9岁即位，初由“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浦)等前朝名臣辅政，承前代风气，国家的政治、经济尚稳定繁荣。但“三杨”及皇太后相继去世后，他便骄纵放任，宠信宦官王振，政事日荒，军事废弛，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同时，由于边防削弱，实力日渐强盛的蒙古瓦刺部，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分4路攻打明朝，朱祁镇为王振所惑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俘。后其弟朱祁钰即位，遥尊他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1450年）他被释放回京，8年后，在宦官曹吉祥和武清侯石享等合谋下，发动政变夺位。复辟后，杀害了抗敌有功的于谦等人，重用奸党，朝政日败，使明王朝由盛转衰。总的看来，朱祁镇不仅不如他的列祖列宗，而且不是一位好皇帝，不仅不“明”，而且不“英”。然而，在他即位之初，即决心定都北京，并且用前后10年的时间，大规模地修建北京城垣，则确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决策。

城墙外护城河

       正阳门恢弘壮丽，蔚为大观，以明清两代国门之尊雄踞于老北京中轴线之上，俯视内外城池，守卫一方安宁，饱经风雨，历尽沧桑，见证明清以来，数百年风云变幻。曾经就有这样一幕关乎明朝存亡的大事，以崇祯皇帝为首，在正阳门上演。

内城西南角楼

       当时正是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在残酷而黑暗的统治下，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压迫深重、天灾频繁的陕北首先爆发并且愈演愈烈，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日益崛起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族所建立的后金也已经步步逼近，意欲问鼎中原。到崇祯皇帝即位时，明王朝内忧外患，已经陷于崩溃的边缘。

       此时的陕北农民起义军已经成为了当时起义军的领军之秀，规模日益壮大。数年后闯王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在河南打败明朝主要兵力的围剿，乘胜占领西安，攻下整个陕西，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

       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西安后，当年二月即挥师直逼山西，一路势如破竹，京师情况危急，崇祯皇帝朱由检急忙召集君臣商议对策。朝廷之上皇帝心乱如麻，群臣人心惶惶，商量来商量去，半天也没人上奏对付起义军的办法。崇祯忧心如焚，正在垂头绝望的时候，朝臣之中忽然有位官员慨然陈言：“主上如此忧虑，臣下不敢不竭力为您分忧，臣愿意领兵出征太原，倾尽身家资财招募死士，倡导乡邻，必可募得十万之师，进剿逆贼。”这番话听得崇祯精神一振，抬头一看，原来是去年年底刚刚入阁拜相的大学士李建泰。这人是进士出身，老家山西曲沃，善于理财，家资万贯，一向慷慨大方，在朝廷里名声不错。崇祯皇帝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朝廷危急存亡之际，众武将尚且爱惜自家性命，不敢出头，竟然有一位文臣如此仗义忠心，舍身卫国，主动请缨出征李白成，内心的激动，真是无以言表。难抑喜悦之情的他走下宝座，来到李建泰面前说道：“爱卿此次出征，朕一定要效仿古时之礼节，亲自为你到城外饯行，绝不敢轻视啊！”

       几天后，李建泰被封为督师，率大军西征。崇祯皇帝果然没食言，先是令驸马都尉杀牛宰羊，告祭太庙，又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内城正门――正阳门城楼，为李建泰饯行。从午门到正阳门，一路官兵护卫，整齐有序，彩旗飘扬，声势浩大。城楼之上更是排场隆重，礼仪周备，崇祯手持宝石酒爵端坐于中间御座，朝廷重臣持金杯环左右，声乐奏起，皇帝亲自为李建泰把盏三巡，接着又赐予他象征帝王的龙节说道：“先生此去，就如同朕亲行。”又命令侍卫取出大红簪花为李建泰披挂，鼓乐声中导出尚方宝剑，谕令若有“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即可用宝剑先斩后奏，不需要请旨。李建泰感激涕零，跪拜谢恩，崇祯连忙双手扶起，君臣自此拜别，背负着明朝君臣最后一丝希望的西征大军由此浩浩荡荡出城而去。崇祯皇帝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惆怅无限地立于正阳门城楼之上，凭栏目送大军消失于城郊远处，许久许久方才摆驾回銮。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领兵西进的李建泰不仅言过其实而且刚愎自用，他不听取进益之言，错过好几次采纳良言的机会。大军行动缓慢，结果还没有出京畿就有从山西逃回的官兵告知李建泰说他的老家已经被义军攻下，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李建泰本来就是仗着家财雄厚而资助军旅以召集兵士，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灰意冷，一下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出征前的壮志豪情，兴师动众的西征军队就这样一直滞留在京师附近，平均日行不到30里。一个半月后，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李建泰本人投降了大顺军，崇祯皇帝回天无力，只有在砍杀了后宫女眷后，自缢在煤山(今景山公园)，随即立朝近300年的明朝灭亡……

       回想当日正阳门城楼之上，文武百官开道，皇帝亲自送行，又是摆酒设宴，又是赐尚方宝剑，如此大张旗鼓的西征结果却落得个虎头蛇尾，不，应该说根本就是连蛇尾都没有，从始至终，只是借着城楼宝地上演了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喜剧。也许崇祯皇帝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其实当时的明王朝气数已尽，穷途末路的他只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从未带兵征战过的一位文臣。最后事实证明当时的李建泰也不过只是凭着一时的文人意气讲了大话，他既无军事才能，也没有征战经验，而且在李自成的大顺军败于清军之后，他又投降了清廷。

       谁也不知道当年李建泰怎么就一股热血涌上脑门自请出征，也没有人知道崇祯自缢之时是怎样的一种凄苦与绝望。前朝旧事具往矣，只余下古老的城门，印证着世事变迁，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