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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梦麟:吴良镛先生与1987年伦敦“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国际会议

日期:2017年09月27日    来源: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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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咱们现在不是正在搞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京津冀三个地方也要联手来做一些大的文章,我就想起了在1987年4月1号到16号,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的国际会议,当时正好是白介夫当副市长,主管文物工作,那时候就让北京市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制作一个140米的展板,作为参会的展览。

  后来当时白介夫指派北京市文物局的我,规划局的王毅,吴良镛先生,现在他是院士,还有就是北京市艺术委员会的赵世玉,他是副团长,还有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他和这些国际组织联系比较广。后来吴先生当团长,他不可能做那么多具体的工作,这几件事情就落在了我们身上,陈志华老师主要是联系这次会议的英国方面,我和王毅搞展览说明,赵世玉负责艺委会的工作。我现在找出来了一些材料,那时候为了这个事情,很早就做了准备工作。因为当时很早就告诉我了,让我要参加这次工作。

  

  吴良镛先生

  我记得后来我们当时就选了北京的重点文物,和城市规划中协调的比较好的、或者协调的不好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当时就用了二热和天宁寺塔不协调的一个材料,等等。我们就在展板上做了这样的内容,就希望将来促成二热的大烟囱能够取掉。还有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实施的是天坛里面挖防空洞的土,都堆在天坛里面,当时因为社会各界都呼吁,最后就拿走了。但是二热的烟囱到现在还有两种意见,有一种是保留好,因为这是一个“城市记忆”;另一种意见认为天宁寺塔太不协调了,实际上现在的立交公路,堵的天宁寺塔已经根本看不见了。天宁寺塔我上去过,是相当高的。

  

  1902年的天宁寺塔

  

  天宁寺塔与第二热电厂烟囱

  

  天宁寺塔远眺

  另一个就是北京的四合院,也做了一些(展板),介绍对四合院的保护和利用,那是由清华的老师们做的。

  另外我们还做了大钟寺的模型,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是吴先生有个想法,让大钟寺的规划好一些。大钟寺最早是果脯厂,后来改成了四环素厂,以后才归了北京文物管理处。我记得我们每年去大钟寺测避雷针的时候,里面苍蝇多极了。我们觉得那里的使用不得当,于是就拿大钟寺做的模型,做出来吴先生的一些考虑。吴先生是搞城市规划的,他对这方面比较重视。

  

  大钟寺全景

  那次吴先生作为团长,我们也沾光了,到哪里都很照顾。其中这个展览去了十四个国家,都是展板,那时候运过去,走的是海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成天去二里沟的一个建筑单位,老是骑车去那里办手续。我记得当时大钟寺的规划模型里面,树的模型都用的是东阳木雕,做的小树,我最近还打听了一下,本来说是又拿海运运回来,说是放到大钟寺,结果没有了。

  这个展览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中国的展板的位置还是比较显著的,后来这个展览去了北美、南美。

  再就是国际研讨会,吴先生和陈志华老师的英文很好,我们这几个人就差一些,开会的时候恭恭正正的坐在那,会议上有同声翻译。这次是北京市文物局比较早期的到国外做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这样系列的最早的一个展览。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初步建设规划(方案)草图

  我记得当时巴西的一位中年女士,她要和我交流我不会英文,只能用手势表示一下。我记得我们那时也没有礼服什么的,我记得吴先生说到了国外有一条,领带上午和下午不能是一样的,说你们带的领带带的不多没关系,但上午和下午不能重样,这是有讲究的,再就是吃饭一定要礼貌,不要出响声,吃多少拿多少。

  我记得当时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单霁翔还是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他喜欢照相,他还帮我们照相,最后没法给人家稿费,买了几个胶卷来顶替,大家还是很支持这个项目。

  我们那一次去,好就好在吴先生是团长,我们也在当地参观了很多地方。我对吴先生非常敬仰,当时吴先生说“我们不都参观简直,他们有搞规划的,有搞文物的,小吴是搞文物的,咱们要参观大英博物馆,参观一些文物”。我记得给我们安排了参观罗马时期的温泉,另外还参观了温莎城堡,温莎公爵的夏宫,规划的也很好。还参观了伦敦博物馆,伦敦市保留的一段城墙,让我们看看城墙怎么保护,和现代化怎么协调,我记得城墙旁边是一个超市。在那样的密度的城市建筑中,能留下一段,也算不错。

  

  温莎城堡

  后来我们就一直往北去,到了北海。我们就参观他们是怎样建太阳房,就是利用热能在前面伸出一个玻璃的,为了节能。后来我还记得到了利物浦,利物浦接待我们,到了足球场。最后到了爱丁堡,这是苏格兰的首府,那个城市文化设施和文物遗存,我记得有个古城堡,有兵器的展览,那俨然是大开眼界,再有就是城市里面的鸽子,和建筑很和谐。我们的经费有限,住在一个华侨家,在一个小区里面,每天早晨看到英国的小孩勤工俭学,就在巷子里送牛奶、送报纸,华侨对我们特别好,他每天早晨为我们做早点,我记得用一只鸡就做了一大锅面条,体现出她的热情。

  

  爱丁堡街头

  另外我们一般出去,吴先生说,咱们到最简单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就经常到中国人开的餐馆去,我记得我们就到了一个山东人开的餐馆去吃饭,他很早就到国外了,后来他们就在那里立住脚了,中国人确实是生存能力很强,遍布几大洲。

  爱丁堡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城市非常的保留的东西特别多,苏格兰的确是有文化的地方。另外他有个风景线,他的警察穿的都是纯毛料的裙子,用两个大别针别上,还吹风笛,真是一个风景线。另外他有些博物馆、社区我们也都参观了。

  我们在伦敦参观的是白金汉宫里的一座房子,当时他们说伊拉克战争曾在这里谈判,我们在这里参加过一个party,就是喝点什么,不会像中国人吃的那么多。另外白金汉宫前面的警察,带着帽子,走路、立正,我们都看了,还看了唐宁街的首相官邸,还看了白金汉宫前面的广场,实际上不大,但是人民性很强。还有我自己觉得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有丘吉尔的庄园。丘吉尔的庄园大极了,而且是原状陈列,我觉得我们有些文物保护单位,一开放里面就做假的东西,不如原状陈列。那些大庄园、绿地,一望无垠,而且屋里面的陈设还在里面。后来说那是丘吉尔的家族的庄园。

  

  丘吉尔庄园

  我对剑桥大学的印象非常好,吴先生有学生在剑桥大学,我们当时还参观了中国留学生住的地方,英国剑桥大学第一年给学生提供宿舍,第二年就需要租房子了。我们早晨六点就出发了,晚上回来,才看了6个学院,它里面一共有36个学院,那座高等学府给我的感觉,确实是让人觉得是真好。我们还参观了有的系的系主任的办公室和住所,那确实是一座学府。不像我们有些大学弄成了闹市。但是牛津就不一样,他和剑桥大学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就比较现代化。另外我们看到英国人确实是绅士派,伦敦的一些大的教堂我们也去了。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当时出国的人要求必须去看马克思墓,当时我们就在海德公园,找啊找,在海德公园的墙外面,那时候代表团出去不参观马克思墓,回来交待不了。当时我们问了很多英国人都不知道马克思墓在哪里。大不列颠,日不落国的文化还是很深的,所以到那里去,还是涨了不少知识。

  

  马克思墓

  通过这次展览,我的感受是,他们过去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北京。就像我到香港开会,将基督教、天主教石刻做了介绍,他们不相信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能有(石刻)。另外他们也不了解中国的古都的情况,我们就写了个小册子,把北京的历史从五十万年,说到当代,然后就又办了140平米的展览,这就是当时吴先生指导的草样,过去我们搞展览,都要先做小样,画出来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再改,我们当时要去吴先生家去,我记得我隔几天就要去清华他的家里请教一次,最后就形成了小册子。

  我记得当时巴西的一位中年女士,她要和我交流我不会英文,只能用手势表示一下。我记得我们那时也没有礼服什么的,我记得吴先生说到了国外有一条,领带上午和下午不能是一样的,说你们带的领带带的不多没关系,但上午和下午不能重样,这是有讲究的,再就是吃饭一定要礼貌,不要出响声,吃多少拿多少。

  难忘的3月30号去,4月1号开会,连参观一共到4月16日,要是没有吴先生这样的威望,我们也不可能去。后来吴先生就去法国开会了,我们就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来说,领导给我的这么一次机会,因为我一直搞文物保护,对地上文物比较熟,我就算是文物局的成员,就派我去了。我觉得开拓了眼界,而且看到世界各国对保护文物和城市规划都是比较重视的,不协调好,文物就没有了,协调好的话,就相得益彰了。

  我到魁北克,现在他们那里都是拆立交桥,因为保护古城不能有立交桥。咱们现在还在建立交桥,可能也是一个初级阶段吧,我想世界各国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都是有一个建了以后慢慢理智化的过程,我发现很多地方不应该建的,慢慢的拆了。从物质上说是浪费了,从规划上可能进入了理性的认识。比如北京,很多地方只能亡羊补牢,没有办法。

  

  魁北克古城区入口

  

  魁北克古城区

  

  魁北克十七世纪英法两国军队交战遗址

  我觉得在1987年,作为文物局来说,还是比较早的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把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这样重要的课题,向世界去展现,当然我们做的够不够呢,当然现在做展览可能会更好些,但有些文物可能更没有了。而自己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参观了很多地方,开了眼界。

  外国人和我们的理念还不太一样,我记得当时在文物局的时候,美国的布热津斯基还是他的秘书,我记不清了,点名要参观未修缮过的寺庙,最后就选择了智化寺,他们说我不看你们修缮过的,就看原汁原味的。当时文物局让我陪同参观,看完以后他觉得很好,觉得很古朴。我看到过去智化寺的照片,破破烂烂,现在修的很好,院子里也没有杂草丛生了。

  

  智化寺鼓楼旧影

  但是咱们现在修缮有个“过”,外国人不欣赏,中国人比较欣赏,认为总要修葺一新,里面要塑像,我记得居庸关长城里面塑了很多像,很多游人愿意看具象的东西。人的思维不一样,你完全拿《威尼斯宪章》套我们中国的文物,也不现实,三五十年,必须修,保持不塌不漏,不像欧洲,一根石柱子能挺立很久。所以《威尼斯宪章》要变成咱们中国的制度。但是不要为了赚钱多,把古建修的过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沾染现在的这种思想,展览的还都是当时比较原装的古代建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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