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妙应寺白塔

　　讲唐山大地震文物震损，有些地方没说到。比如说有些故事性的，像是天宁寺塔它顶部有个砖掉下来了，正好下面有一个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他那天晚上正在值班。我们去调查的时候，他说那砖掉在他床上，位置正好是心脏的位置，后来我们就逗他，说他“命大造化大”。（那时文物）还是有很多震损的。当时我还爬到天宁寺塔，后来不是出了天庆四年的一个刻石在塔顶上，塔顶上面的几条脊、瓦都脱落了。像燃灯塔在通州，距离唐山更近，也是损坏的比较厉害。这几个比较高大的塔都受到了地震的冲击。

　　再说城里（的文物），就是妙应寺白塔，和我（之前）说的北海白塔，因为它们是砖石结构，比较高耸，所以波及的大。妙应寺白塔在北京现存的元朝的文物里面，当然不能说没有名的那些，有名的它就是唯一的一座了。当时是忽必烈建元大都以后，射箭来定都城的四至。

　　咱们现在叫白塔，其实还是应该叫原来的名字——大圣寿万安寺，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改成了妙应寺，现在俗称白塔寺，是这样的过程。（白塔）它底部大，但是十三天和华盖之间震得非常厉害，就酥了。你要是看它都害怕，那砖都飞了。我们后来向国家局报，说白塔寺的危险性是最大的，因为它在城里啊。我记得站在那上面看，锦什坊街上老太太炒菜，看那人已经很小了。像是锦什坊那街，还有东廊下、西廊下，看得很清楚。所以后来首先要上报，就要修它。

　　原来（白塔）塔底下有八条链子，都给挣断了，现在在妙应寺白塔的华盖下面加了八根斜撑的柱子，原来没有。原来华盖下面，十三天下面，还有瓦刀抹子。传说明代的时候，给覆钵上锔铁箍，所以有瓦刀、抹子。还有金代的千佛牌，都震落了，都震没了。所以在当时危险的情况之下，国家文物局就批准了1979年的时候，要修缮（妙应寺白塔）。

　　妙应寺白塔天盘仰视

　　当时我站在塔顶上一看，街道密密麻麻。要修缮妙应寺白塔，在北京也算一景啊。房修二公司古建队他们用了6000根沙篙，才能搭成一个满堂红的、全面的（脚手架），因为它很多地方都坏了。好比1962年装避雷针，就搭个局部的（脚手架）就行了。1964年，覆钵的白的皮剥落了，那一年也修了。

　　我们坚持说修的时候，不要用白水泥，要用麻刀、白灰。咱们中国为什么现在修缮了很多（文物），很快就（又）坏了？古代白灰要挖出来以后要放三年，要淋三年，要把那里面较劲的兴儿都没了。那时候要抹上，就不至于马上就掉，另外里面不能再加白水泥了。所以1979年这回，就强调要用传统的方法，要用麻刀，加白灰，所以那次工程比较大，是地震以后第一次大修。（白塔）历史上也有过修缮，但这一次是比较大的大修。

　　所以当时就打了6000根沙篙。我们那时老去，我记得我见过房建二公司的一个工人，一个小孩，他光着脚（干活），我说“那上面多扎啊，你不怕啊”，他说“没事儿！”他就把沙篙夹在右边的胳膊上，然后往上顺，上面那个人就接着，一直这样顺，顺完就搭起这样一个（脚手架）。周边的老百姓都看啊，这也是咱们国家古建上一个修缮的大工程。

　　那时候房修二公司的古建队他们有学古建的当设计，还有他们的老匠人都参加到这个工程里面。后来修完了，就说十三天坏的厉害，怎么办？就找了建设部的专家，叫陶逸仲——那是中国结构的专家，通过他同意，在塔底下来加了八根柱子。就是怕那个天盘（危险），等我们上去，测量以后，（天盘）它的直径是9.9米，我给你简单形容，就是三辆130车可以并排搁下。另外这个塔，测试是50.9米，从它的基座开始算起。北海是30多米，天宁寺燃灯塔倒是比它高，但是它是实心的、密檐的，这（白塔）是覆钵式的塔。

　　二十世纪初，航拍妙应寺白塔一带

　　1979年的11月1号，那时候我们一个礼拜休息一天，不像现在休息两天。好容易休息一天，在家洗洗衣服，照顾孩子，忽然通知，白塔寺上面发现东西了。于是赵迅、我、洪鑫，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发现什么了呢？他们在修顶部的时候，顶部要掀开华盖，华盖上有八个格，每个格有木头的盖，上面再盖锡，北京话叫“锡镴背”。实际上皇家建筑、高级建筑才能用锡镴背，故宫很多建筑都用锡镴背，白塔寺因为是元世祖敕命建的，所以它也有锡镴背。但是锡镴背也有残损，所以底下漏雨，他们就要掀起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八个格里的《乾隆大藏经》，七万多卷。

　　当时上面就要修了，东西就不能不拿出来，就用箩筐里面垫上纸、棉花，因为《大藏经》已经糟了，有的签儿还有，那我们都说要留下来，任何有字的东西都要留下来，那是黄皮的，是乾隆十八年净装的。过去有记载，但并不知道白塔顶上具体的净装了些什么东西。所以《乾隆大藏经》是（其中）最大的一部文物，用箩筐运下来。

　　后来有信佛教的国家，主要是尼泊尔，他们有意见。但是咱们也可以解释，文物仍然搁在上面，风吹雨打也是不行，于是就取下来了。这点咱们做的很到位，一定垫好了，完整的放在什么地方、残的放在什么地方、零星的纸片放在什么地方，都保护起来。当时还没有白塔寺文物管理所，是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局是1979年12月才成立。当时就是成立一个古塔修缮办公室，我记得有贾书玉，还有房修二公司的关师傅，关双来等等，后来文管处管工程的同志说，我们不能自己取下来，房修二公司的同志也说，我们不能取文物，是得你们搞文物的人来拿，所以我们就连续在那里清理了几天，这里面就出土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物，我们不是以经济价值来算，是以它的历史价值来衡量。

　　装订成册的重印《清敕修大藏经》

　　第一就是《大藏经》，还有就是乾隆受戒的袈裟，另外还有僧帽、赤金的长寿佛、三世佛，等等。其中还有一件，首博曾想用一些方法把它打开，它就是像小时候缠粽子一样——小时候缠粽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也是五颜六色的一个七彩册，就给它缠着。当时我们是觉得没有本事，就不敢随便，不像现在，什么都敢，我们那时候没有经过批准，是不敢随便（动）的。后来有人用特异功能，说里面就是一个图册、佛像，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反正我们当时对待（文物）是比较尊敬的。

　　另外有一尊佛，做的挺好，外面还用铜套给套起来，上面錾的花纹、花草，反映乾隆时期造办处的工艺确实是高。这些东西我曾在《旅游》杂志简单的写了（介绍）。

　　现在对白塔寺更加推崇，或者说重视，是因为《罗德俊手书》，就是1937年11月，当时有个人叫罗德俊，他看到日寇侵略北京，我还记得他说：“日寇飞机轰炸北京，百姓生灵涂炭，登高在塔上，往卢沟桥”看到国家受难，心里面的悲愤。后来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就是一个民众的呐喊。我估计（罗德俊）利用一次修缮的机会，他（把手书）塞到天盘的缝里面了。我不说我们三个人，是谁拿下来的，我们也不去争这个。但是我认为我们都是学历史的人，会有这种意识，因为当时还有民国的纸币、报纸等等，其中罗德俊这张非常引人注意，实际上它就是一张白报纸，我记得都很不好了，但是这个内容，作为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它珍贵，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东西保护下来，就放在了白塔寺，后来不是还有轩然大波，说找不到这件东西了。实际上我们还搞过展览——妙应寺白塔发现文物的展览，搞完展览我们和白塔寺都交接了，结果后来引起社会注意以后，他们找不到。这件东西去年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了，这就说明我们文物工作者还是热爱自己的事业的，我们不是说只有乾隆十八年的文物重视，民国甚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样一件文物就不重视。要是我看，虽然它是很平凡的一张纸，但是我认为它够一级（文物）价值，我们不能说瓷器、铜器就重要，这就不重要，这是很好的。尤其去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以后，反响很大。

　　罗德俊手书

　　当时我们分析，白塔寺须弥座的西南，有一块刻石，1937年的时候，当时民国政府文物整理委员会当时在修缮北京的很多重要古建，比如孔庙、国子监、五塔寺、白塔寺等等，那时候还有个好的习惯，修缮完后要立一块石头，说明哪一年由哪里进行修缮，竣工后立这样一块石头。所以通过那块石头，可以知道罗德俊就是利用那次修缮（放入了手书），因为那次工程是秋天开始，到12月完工的。但是那块刻石里面没有说具体修缮了什么地方，我分析罗先生，估计他至少有文化，他的毛笔字写的至少是可以的，另外他有机会（把手书）放在上面，另外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也是冒着风险，是一种爱国情怀驱使他。

　　1937年，日军进入北平布告

　　后来还想找他的后代，因为我们分析他至少是个记账先生，要是一般的工人，不见得会写那些文辞，而且他能放上去——不搭架子上不去，要有工程，所以是跟那次的工程有关。后来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老专家，杜仙州先生等，想找他的后代。但因为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在这里参加修缮，所以就无法找到了。

　　当时李滨生家就住在白塔寺附近，他天天要来聊天，他通过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总是呼吁，他呼吁说我们努力想把罗德俊这张文书要保护起来，很关注这件事情，现在他都90多岁了。1957年（反右运动）李滨生受到很多坎坷，但是对文物保护仍然很关注，那时我们经常（在白塔寺修缮现场）见到他。

　　白塔寺中的阿尼哥像

　　妙应寺白塔是1961年3月4号，第一批公布的国保单位，它在全国的覆钵式的塔当中是最大的一座，而且当时定的它的年份是元代至元八年，经过1979年的修缮，我们看到了它的里面仍然是有砖雕的，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后来外面又砌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已经公布他为元朝，是局部？还是全部？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觉得还是尊重国务院公布的名称，叫“妙应寺白塔”，不是叫“白塔”，也不是叫“白塔寺”。

　　独乐寺白塔里面也有砖雕，那应该也是早期的，所以（白塔）起码是元朝初期以前，原来不是说至元八年以前，原来还有辽塔，现在我们说不清楚，是在辽塔的基础上建的？还是在它附近建的？宿白先生曾经考证过，但是没有实物见证，所以现在就说它是至元八年所建。

　　阿尼哥到了五台山，还建了塔院寺，也是按照阿尼哥建造白塔的形制，在五台山有个塔院寺，那里有一个塔，那个现在定他是明代的，不是元代的。所以妙应寺白塔一个是年代，史书上有记载；再一个就是因为尼泊尔的工艺家阿尼哥（所设计、建造）。

　　阿尼哥从尼泊尔到了西藏，他是工艺家，不完全是建筑家。像古观象台的浑仪、简仪，那都是元朝郭守敬主持所做的，阿尼哥也参与了这些。另外有些佛像，像是旃檀寺的佛像，都有阿尼哥他在其中参与了设计，不一定是操作、制作。在他死后，元朝赐封他为凉国敏惠公，神道碑有过著录，说他死后葬在“香山乡岗子园”，白塔寺工作人员想找到阿尼哥的墓，但是香山乡相当大，“岗子园”是个形容词，不一定是个具体地点。阿尼哥在中国当了官员，娶了很多妻子，他的儿子在元朝也当了官，从他这里也体现了白塔寺不单是体现中国建筑的成果，也有尼泊尔工艺家的贡献。现在在白塔寺里面有阿尼哥的像。

　　我很关注这些东西，我毕业后对佛教很感兴趣，在《中国文物地图集》编《河北地图集》的时候，我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他们有一条说道阿尼哥，说他和忽必烈的母亲曾到正定，正定有裕华温泉，另外忽必烈的母亲是信景教，汪古部的人，到那里去，可能是路上施舍功德主，我一看（塔上）功德主官称也与阿尼哥相符，后来我就和《河北地图集》的主编说：劳你的驾了，你是搞新石器时代的，但我希望你把阿尼哥这一条加上，（阿尼哥的记载）苦于找不到实物，希望你手下留情，把这一条留下。后来白塔寺的工作人员还去了一趟，看到塔上有记载，阿尼哥随着元世祖的母亲也施舍了。这点就证明阿尼哥不但修了白塔，还找到了阿尼哥保护中国古代的塔的证据，他也尽了自己的菲薄之力。我认为这个人还是值得崇敬的。

　　妙应寺白塔一是它的形制，也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样式，在中国的覆钵式塔里是最大的。中国的塔有密檐式、庭阁式等，覆钵式的塔从目前看，妙应寺白塔是最早、最大的。

　　当然这个塔是至元八年建的，它前面的庙——大圣寿万安寺，在元大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寺庙，其他寺庙都没有了，只有它还遗存。当时大圣寿万安寺的面积很大，他有东廊下、西廊下，后面一直到（明代的）朝天宫后面，这个寺庙是很有价值的。到了清代的时候，那里变成了北京的八大庙会之一，像是隆福寺庙会、护国寺庙会、白塔寺庙会等等，都是庙会的地方，当时是很热闹的。

　　白塔寺山门及开光法会牌楼

　　信众在庙会上放生

　　唐山地震之后，我们还冒着危险，捶拓了9.9米的天盘旁边的36片华幔，上面都是施舍人的名字，主要是明代晚期，万历以后，再早的不多，张三李四谁家的妻子施舍了钱，就做这样一片，下面还垂着风铃。以前，城市比较安静的时候，风一吹能听到白塔寺的铃铎发出的很美的音，现在噪音太多，什么也听不见了。

　　当时搭的架子比较密，我们敢于坐在那上面，我记得坐在架子上面往下看，我都害怕，但是我们还是拓了，再有这样的机会太难了，在那上面拓多危险啊。我有两次这样的经历，还有一次是在云居寺，我和刘卫东他们抄上面的题记，老百姓在上面墨书的，那还矮一些，这是50.9米，我觉得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赤诚——我18岁时候就决定要学考古，那时候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团队里的很多人都不在了。

　　另外如果我们不到塔上去，很多事情就不知道。1964年修缮的时候也上去过，但那时候的文物意识不像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小塔，9.9米的直径，上面有个塔刹，也是做成了一个覆钵式的小塔，是鎏金、铜的，这上面有“至正四年 诸色人等降 安辅 记”，我记得上面有这样的内容，后来白塔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擦洗之后，看到的字比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多。这就证明在元朝末年，至正四年的时候，白塔肯定修过。另外这个划刻的很潦草，我估计也是工匠留下的。像我们在万佛堂孔水洞调查北京唯一的华塔的时候，晚上吃完饭没事瞎转，我还记得清楚，赵其昌先生说：这发现了字了！—大意是“咸雍四年 随姊姊来游”，大家高兴啊，说我们北京的华塔能有绝对年代——那起码是早于咸雍四年之前的。所以妙应寺白塔这个“至正四年”的划刻，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而且这个小塔，重达7吨，压在中间，如果没有这样一次修缮，就不会知道这样的情况。像云居寺塔，上面放了一个锅，一个铁锅，也是因为搭了架子上去，我看到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无法发现。

　　一般的塔上是仰月，唐代是山花椒叶，阿育王塔那样的形式。晚期的有可能是一个小塔。妙应寺白塔是以7吨中的铜塔做它的塔刹，这也是修缮发现的一个成果。

　　我们认为这一次的修缮，应该是载入史册的。我们请北京市文化局的副局长赵枫川，他是书法家，我们拟了一个稿子，请赵枫川先生写了一篇，放在铜塔底部。我记得还拿了东西给包住，那就是后人再发现，我是看不到了。

　　远眺白塔寺

　　妙应寺白塔不好修的原因是，西北风以来，容易把它的石灰皮吹掉，当时我记得在妙应寺白塔的西北，有一个西城区豆腐厂，文物工作队派我去和他们谈，和他们辩论，我们说（豆腐厂有）环境污染，国务院开过一次关于环境的会，我去参加过，我和他们说，你们应该尽量收缩，不要再扩大生产的污染，他们说“这牵扯到西城区90万人民吃豆腐的问题，怎么能说不能扩建呢”，不过最后还是拆了。另外白塔寺药店，记得当时我刚上塔，我当时负责地上文物，有人说让她下来，是规划同意要建药店的，我说我不知道，于是发生了争论。咱们文物局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成立了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我记得那时我还写了论文，关于妙应寺白塔的环境。

　　后来妙应寺白塔的山门被拆了，就变成了西城区副食商店，后来政府重视，把副食商店迁走了，另外把山门恢复了。但是外面的地面比妙应寺高出了那么多，这说明后来地面都有变化。

　　白塔寺所藏唐卡

　　妙应寺的管理的变迁也是很多的，1961年的时候是归佛教协会管，那时候两廊住着40多户人家，经过文管处这么多年的努力，这40多户已经搬走了，也变成了展室。但是中间没有文物，中间当过西城区电影院、少年之家等等，所以殿堂里面只有最后的一座具六神通殿里有（文物）。那里面的唐卡特别好，应该是乾隆时期的，它的颜料都是矿物质的颜料，现在的颜料画完没有几年就不行了。其它殿里的文物，都是从其他地方（文革时）保留下来的文物，重新净装在里面。我记得拈花寺的二十八周天，有一部分就在白塔寺，还有一部分在法源寺，我还要赶快回忆一下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搞这些工作的人，很多都已经去世。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佛像“迁了户口”的，“新户口”“老户口”都说明白。“文革”是一种非常事件，我们不能贻误我们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