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山访古，人生一乐。

　　想来这句话，是可以道尽很多人对于寄情山水之雅趣的。

　　而这一句，出自于周肇祥先生的一枚印章，也寄托了他一生畅游山水、访古寻幽的情志。

　　周肇祥（1880-1954年），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书画家。民国成立后，曾任四川补用道、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临时参政院参政、葫芦岛商埠督办、湖南省长、清史馆提调、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在政学两界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生平工诗善画，笃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讨有年，名公硕士，多与交游，游必有记、有诗，自曰“游山访古，人生一乐”。

《琉璃厂杂记》（图片来源于网络）

　　《琉璃厂杂记》是周肇祥先生以琉璃厂为主的见闻随笔，兼及游山访古之作，文字清醇，事皆亲历。其中《琉璃厂杂记四》篇中，收录了他游历演武厅和大觉寺的内容，书籍整理者据内容推测，此卷为周氏于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至八月初所记，因此可知，他游历演武厅和大觉寺，是相隔不久的事情。有趣的是，此篇涉及名胜古迹颇多，而恰恰这两处古迹虽相隔了崇山绵绵，但内容却在文中前后相连，仅隔了四五行碧云寺的内容，倒是为如今这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为同一个管理处管理，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深意。

　　周肇祥笔下的演武厅，就是现在香山脚下的“团城演武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中并未提及“团城”二字，想来在民国时期，“演武厅”是普遍的称谓。

　　周肇祥之于演武厅的记述，文字并不算多，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民国初年时演武厅的保存状况。

团城演武厅

　　周肇祥对大觉寺是非常喜爱的，从他文字的篇幅上就能看出端倪。民国时期的另一文化名人傅增湘与周肇祥是至交，因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还常常相约着一起出游，傅增湘对大觉寺是极其挚爱的，想来周肇祥亦是如此。

　　周肇祥来大觉寺的时间是明确的，文中记载为“七月二十又四日”。

　　这是周肇祥踏游大觉寺的开篇之笔，因着这样的心境，他利用了三天的时间，行走了二百余里，以大觉寺为中心，把大觉寺以及周边的消灾寺、胜果寺、西竺寺、秀峰寺、金仙寺、大云寺、天泉寺、妙峰山等踏查了一遍，其中走妙峰山往返时间花费最长，文中记载曰——“回宿大觉寺，已夜半。”

　　周肇祥对大觉寺的勘查和考证是比较细致的，包括了辽清水院、金章宗八院之一、明宣德改名大觉寺、明代多次重修、清雍正在潜邸时送迦陵禅师安大觉寺方丈、乾隆重修等历史，以及寺内钟楼、四宜堂、领要亭等建筑，辽清水院藏经记、明颁赐大藏经碑等石刻文物，银杏、玉兰、娑罗等古树名木，和明代高僧智光及其诸弟子等法脉传承，这些内容对于大觉寺在民国时期保存状况的研究，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文中的文字也有值得推敲或者错谬之处，比如大觉寺内白塔以讹传讹为迦陵塔，比如大觉寺坐西朝东的布局被当作了坐北朝南，比如大殿中的二十诸天、十地菩萨被错认为三十诸天，等等。这些也是正常的，毕竟仅仅三天时间，庞杂的信息量，能够全面摄受，已经是很深的文化功底了。

　　文中有些是可以补史或证史的地方，比如：

　　这段历史是有文献可以与之相互印证的。在大觉寺藏清代木刻书板《杂毒海》中，落有“康熙辛丑夏五月大觉山佛泉寺沙门性音叙”“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款识，在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是名正句》中，也落有“京西大觉山佛泉寺性音撰”款识。大觉山佛泉寺，即今之大觉寺。康熙辛丑即康熙六十年（1721年），彼时迦陵性音刚刚入主大觉寺方丈一年。由木刻经板、古籍和铜钟三件文物的记述综合分析，在清康熙六十年时，“大觉寺”更名为“佛泉寺”已成事实，但为什么“佛泉寺”之名并没有沿用，而是在后代的碑文中依然使用“大觉寺”之名呢？这或许就跟雍正皇帝继位，迦陵性音禅师离京（离开了大觉寺），飘然南游、山栖水宿、居无定址有关，与迦陵禅师和雍正皇帝的因缘际遇有关。总之，迦陵禅师后来淡出了朝廷的视线，迦陵禅师的嗣法弟子也低调行事，直到乾隆十二年（1447年），乾隆皇帝追忆父亲雍正皇帝与迦陵性音禅师的过往因缘，重修大觉寺，大觉寺才又重现昔日皇家寺院的气象，寺僧们也才又扬眉吐气，只是“大觉山佛泉寺”这个称谓，就漫漶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周肇祥文中的记述，再次使我们追忆起这段历史，如今，铜钟虽然不在了，但经板还在，古籍还在，那么历史的记忆就还在。

大觉寺藏《杂毒海》书影

　　关于大觉寺辽碑的这一记载，与小莲池居士奉宽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著《妙峰山琐记》中记载相符：“碑在寺内西北隅，龙王堂院中，直后阁东北方，南向立。碑身高工部尺三尺四寸，广二尺三寸五分，正书十七行，行二十五字。额高一尺九寸。摇动欲仆，下角□以铁片。霸下多半没土中。字虽漫漶，尚可扪读。前额题：‘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大王千秋’。后额题‘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阳记前记。其阴则僧俗男女题名也。”

　　但是在民国之前的清乾隆年间，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昶在《金石萃编》中曾这样记载：“此碑在寺内龙王堂，游迹所不至，故传拓绝少。乾隆戊戌九月二十七日昶从寒芜落叶中搜得之，摩挲雒诵，回还数四，因叹北方石刻，可证辽金史者甚夥，惜无好事者搜抉出之也。”乾隆戊戌，即乾隆四十八年（1778年），从金石学家王昶的勘察“从寒芜落叶搜得”之记载可推知，彼时该辽碑应倒落于龙王堂附近，因地处偏僻“游迹所不至”，又加落叶掩盖，所以难为世人所传拓。辽碑的发现，曾使王昶兴奋不已，因可证辽金史的北方石刻极少，所以该碑对研究辽史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或许是当年王昶对辽碑的发现，才促成了寺院将倒落的石碑重立了起来。但是，由周肇祥和奉宽的游记记载：碑“龟趺陷地，碑倾欹欲摇，苔藓涩蚀”，“摇动欲仆”，“霸下多半没土中”可知，辽碑虽被立起，但是并未得到很好地保护。如今，龟趺被从土中启出，石碑安稳矗立于趺座之上，外面还有石刻专家参与设计的钢结构玻璃罩予以保护，辽碑倒真是得到了该有的重视与保护了。只是按照记载推测，当年辽碑所在位置，大概并不是现在所在，至于为什么移位？何时移位？就需要另外的史料考证了。

大觉寺辽碑

　　周肇祥的文字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为什么说有趣呢？因为布袋和尚的形象在世俗人的眼里本就有趣，倘若在大觉寺的历代祖师中，真有这样一位祖师存在，那还是值得我们去遐想的。而且，大觉寺在元代的历史，几乎是空白，未曾见太多史料记载，因此，这样的记述，对于大觉寺元代历史的研究，也显得弥足珍贵了。

　　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若感兴趣，就去读原著原文吧，或许你会有更多的相遇。

　　借游记，我们倾听古人，我们更是在倾听与自己有关的过往的历史。历史只是存在，却能够藉由我们的血肉之躯、藉由我们的情感，代代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