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万事，养生为大

　　《万病皆可心药医》书中开篇有这样一段话，颇能引人深思——

　　每个人都有正事要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养生。养生就是保养生命。

　　养生可不是治病，养生可不是锻炼身体，养生可不是吃点营养品。

　　养生听起来有点玄，做起来却并不难，谁都可以完成。但是事情好做，道理难明，如果你不知其所以然，你就不信，也就不会去做。更不会坚持。

　　养生这件事，得早作，马上做。

　　养生不是越养事越多，而是越养事越少。因为杂念少了，杂事就少，有一念就有一事。无欲则无求。养生就是把身上的负担放下，每天减一点重量，让省下来的精力、省下来的气血化作一股能量，穿透我们厚厚的外壳，将本心释放出来。我们就会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了。

　　找到本心，就找到了生活的真谛。我们为谁而活？就是为了这颗本心。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就是这颗本心。因为这颗心能洞悉天地之玄机，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本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却又随之迷失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失而复得。

　　生活即禅，譬如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般。当我们开启心灵探源之旅，开始修行体验，我们发现，参禅的起点，其实就在这一饭一水的三餐之间。

　　素食是一种饮食的体验，与信仰无关。这是我们心灵的诉求，自然、清净、慈悲、欢喜。

　　学会了倾听我们本真的心灵，便学会了保养生命。

　　生命的意义不是追求外物，而是回归本真。本来与生俱足，却又河里掘井、雨中浇花，貌似勤劳，其实是虚度人生。财富、名誉、地位、权势，可以让人觉得尊贵，显赫一时，很多人为此拼搏一生。但只有健康、快乐、长寿、智慧才会让你真正满足，长久享受，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在面对疫情，反思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如何更好地和谐相处的当下，我们不妨从反观中国古代素食文化的历史开始。

中国古代的素食

　　谈到素食，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素食的历史文化。

　　古人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是说每个人每天都要吃喝，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地品尝其中的滋味，又很少有人能讲清饮食中的道理。对于素食而言，能“知味”的人就更少了。

　　“素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其中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但此素食非彼素食，意思是“白吃饭”。我们今天的素食是指以蔬菜、果品、食用菌、豆制品、植物油等为原料制成的食品。

　　与之意义相似的概念出现于《礼仪·丧服》：“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是指父母之丧一年后才可以吃水果，饭中仍不能有肉。

　　总之，出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或礼仪的需要，素食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纵观素食在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其由简单到复杂，由蒙昧到精致，起起伏伏，经历了数个阶段。

夏商周—西汉时期

　　自夏商周三代到西汉，这一时期的人们在食素行为上有三个特点：

　　一、在祭祀时或向上苍祈祷时，参与祭祀或祈祷的人要食素。例如上面所提到的《礼仪·丧服》中“饭素食”的记载。另外一则典型的例子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史书记载周武王病重时，周公向上苍祈祷，希望可以用自己代替哥哥周武王去死。在向上苍祈祷时，周公的重要行为之一便是斋戒，史书中称周公“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古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就要求人们在祭祀时严肃对待，斋戒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并且唯有斋戒的人才有资格与神沟通。

　　二、在这段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生活仍然贫困，所以被迫选择食素。被迫食素的不单是普通百姓，一般小贵族也同样包括在内。孔子曾令颜回斋戒，颜回回答说：“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虽然颜回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贤人，但其身份也属于贵族中的士，那么普通老百姓恐怕吃饱一顿饭都很难，更不用说食肉茹荤了。孟子在描述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时候也说“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在理想社会中的人到很老时才能食肉，可见肉类食品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

　　三、出于一种蒙昧的养生观念，人们认为素食在饭食中应该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黄帝内经》中就说要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蓄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补精益气，颐养天年”。

东汉—南北朝时期

　　东汉时期，佛教东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其理论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饮食便是其中之一。

　　纵观这段时期的佛教，可以归结为两线并行：

　　一条线是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发展，即由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因为印度佛教提倡乞食，所以对食物的荤素并无选择的余地，故并没有规定佛教徒只能吃素食。佛教初入中国时，对佛教徒食品也没有严格规定，且初入时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中所说的不杀生是指“不见杀，不唆使他杀，不为己杀”，而这样得到的肉食被称作“三净肉”，是可以吃的。至西晋末年，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其对待杀生与食素的意识与小乘佛教有很大区别。大乘佛教认为“诸罪之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为第一”，因此主张完全不杀生，主张食素，这样佛教信众就有了食素的理论基础。

　　另一条线是佛教在权贵阶层中的蔓延传播，权贵对佛教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大力提倡食素，并以身作则，同时还用王法禁止僧侣食肉。天监十年（511年），梁武帝作《断酒肉文》六首，说明断酒肉和食素的必要，立誓永断酒肉，并以之告诫天下沙门。他在文中还引用《涅槃经》中的话：“迦叶，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他引用佛教经典说：“肉食者，断大慈种。凡大慈悲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怼，同不安乐。”据说，梁武帝每天只吃一食，还是“豆羹粗粝”，他还动用皇权惩罚那些不食素的佛教徒。有了大乘佛教不杀生与食素的理论基础，又经过梁武帝的大力推动，佛教寺院逐渐禁断了酒肉，食素成了僧侣的普遍意识。寺院饮食在素食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记载梁时建康建业寺中有名擅长烹制素菜的和尚，可以用一种瓜做出十几种菜，每种菜又调出十几种味道。素食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制作方法上越来越精致，为素食形成菜系打下了基础。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的素菜烹调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花样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菜系。归结起来有两大特点：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但可以吃到一般的素菜，而且可以用素料制成羊肩、烤肉、猪腿等象形的品种，其象形程度几可以假乱真，开创了以素托荤的先河。根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唐代崔安潜（字进之，河南人。唐朝末年为忠武军节度使，著名大臣）崇奉佛教，不用荤食，宴请同僚也是如此，用面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做成豚肩、羊臑、脍炙模样。

　　到了宋代，不但素食烹饪工艺更进一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素食研究著作和素食谱，比如林洪的《山家清供》《茹草纪事》，陈达叟的《本心斋蔬食谱》等。其中有关以素托荤的烹饪技巧介绍得相当详细，《山家清供》有“假煎肉”的介绍：“瓠与麸薄批，各和以料煎麸、以油煎瓠、以脂乃熬、葱油入酒共炒，瓠与麸熟，不惟如肉其味亦无辩者。”

　　二、都市中有了市肆素食，即专门经营素食素菜的店铺。这一点在宋代尤为明显，时人记载：“素食店卖素签、头羹、面食、乳茧、河鲲、脯、元鱼。凡麸、笋、乳、饮食，充斋素筵会之备。”《梦粱录》亦载有“荤素从食店”卖“头羹”、“五味熬麸”、“山药元子”、“假羊事件”(事件即鸟兽脏腑)，由此可见"托荤"菜肴已形成系列。《梦粱录》记载：临安专卖素食的店铺经营的素肴馔有三四十种，鸡、鸭、鱼、肉皆有仿制品。素食店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宋代经济发达，更说明素食文化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素食已经成为一个菜系。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是素食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素菜体系更加细化，形成了寺院素食、宫廷素食和民间素食三个支系。

　　宫廷素食，其质量首屈一指，清宫御膳房专设素局，能制作二百多种美味素菜。其是以素托荤、富贵典雅，一般是帝王将相在祭祖、生日等重要时节的用膳，讲究素料、荤名、荤形、荤味，即以素料仿作荤菜。

　　寺院素食，又称佛菜、释菜、福菜，僧厨即香积厨。其素菜注重本色清淡、善巧方便。制作十分精细、讲究，蔬果花叶皆能入馔。佛素为净素，也就是全素、纯素，讲究素料、素名、素形、素味。佛素戒荤腥，荤指的是葱、蒜、韭菜等，腥，就是指有生命的鸡鸭鱼肉、虾、蛋等。佛经中荤字不读hun，而读成xun，是“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荤乃蔬菜之臭者”。《梵网经》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即指此5种蔬菜。佛教认为吃了荤，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而且在为他人讲经说法之时会有口气，所以禁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寺院素食，《清稗类钞》中就有当时擅做素食且闻名者的记载：“寺庙庵观素馔之著称于时者，京师为法源寺，镇江为定慧寺，上海为白云观，杭州为烟霞洞。”

　　民间素食，清素、仿荤和杂素皆有。清素从原料到菜的名称、形态都是素的，多为时令野菜、单纯朴实。仿荤的用料是素的，但菜名和形态却是荤的，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佛跳墙”等；杂素是以素原料为主，间用荤料。

　　时至今日，经过世世代代的演变发展，中国各地的素菜已达五千多种，逐渐成为了一支风格独特且有巨大影响的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