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悲坛北侧拾阶而上，步入的是中轴路上第五进院落，这也是大觉寺后山园林之所。松柏抱塔而立，后面是龙王堂和龙潭。南侧是六角攒尖的领要亭，据说站在亭子里，可以领略这座寺庙的风景。

　　这是德国建筑师希尔德布兰德拍摄的白塔照片，此时关于这座白塔，史料称其为“佛塔”。

　　这是德国建筑师希尔德布兰德绘制的白塔测绘图。

　　这是1933-1946年期间，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拍摄的白塔照片。

　　20世纪60－70年代拍摄的白塔。大约从这一时间段起，人们开始称这座白塔为“迦陵禅师舍利塔”，这一说法，以讹传讹，竟然传了四、五十年。然而，管理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考证，认为迦陵禅师舍利塔另有所指，而这座佛塔似乎比迦陵禅师所在的清早期时间更早，概为元末明初之遗存。

　　20世纪60-70年代白塔剪影。

　　雪中的松柏抱塔，景色是那么的迷人。

　　这是20世纪60－70年代拍摄的大觉寺南塔院照片。据说这里是大觉寺清代高僧安葬之所。据北京图书馆藏迦陵禅师塔铭拓片记载，该拓片为20世纪70年代由大觉寺南塔院拓制而来。由此推断，迦陵禅师舍利塔应建于塔院之内。70年代塔院被毁，现只剩遗址残存。

　　清迦陵禅师画像，保存在大觉寺大悲坛展厅之内。

　　在大觉寺南北方向，均建有不同时期寺内高僧舍利灵塔。大觉寺之北有西竺寺，曾是明宣德年间大觉寺高僧智光法师的灵骨安葬之所。这是20世纪60－70年代和现在分别拍摄的西竺寺遗址，图片拍摄相去近三、四十年，遗址上残存的一通重修西竺寺石碑，并未有太多改变。

　　在大觉寺之南有一座砖塔，安葬的是明代大觉寺高僧主持周云端和尚灵骨。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大觉寺被皇家修缮一新之后，周太后从弟（表弟）周云端（原名周吉祥）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兼大觉寺住持，兼管番汉僧，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圆寂，主持寺务达15年之久。如今，这座周云端和尚塔已被修缮保护并被评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德国建筑师希尔德布兰德拍摄的龙王堂照片。

　　20世纪60-70年拍摄的龙王堂照片，建筑看上去已经年久失修。

　　这是一张拍摄于2004年的龙王堂新景。龙王堂，乃祭拜龙王、祈求风调雨顺之所。1986年秋天，大觉寺后山因焚烧落叶而失火，殃及了龙王堂，由此而引发了大觉寺这一古建筑群落归属问题的关注与探讨。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慎重考虑，出于更好地保护文物的目的，大觉寺被划归至北京市文物局进行管理。

　　在有效地保护下，修缮之后的龙王堂，纵然在寒冷的冬日里，也依然显得是那样的温馨与和谐。

　　龙王堂的前方，是一座方形水池，称为“龙潭”。

　　龙潭中汇聚的泉水，千年不断，一直声声不息地流淌着。辽金时期，大觉寺名为“清水院”，后易名“灵泉寺”，皆因寺内泉水而得名。

　　睡莲在龙潭泉水的滋养下勃勃地生长着，每逢花开时节，在周围古朴的石雕栏板的映衬下，更显得清雅而脱俗。

　　池塘中倒映着天空的颜色，与漂浮的水草、游弋的鱼儿相映成趣。

　　德国建筑师希尔德布兰德拍摄的领要亭照片。清乾隆皇帝曾为此亭赋诗一首：“山水之趣此领要，付与山僧阅小年。”意即站在此亭内，能领略整座寺庙的山水风景。

　　20世纪60-70年代，领要亭落寞地伫立于后山南侧，独自品味着这里的四季更迭与变迁。

　　领要亭被修整一新，而亭外不远处的石狮，残破的面部已无法修复。朴拙的辽代石狮，阅尽了这座寺庙的兴衰变迁，似在讲述着一千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这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在大觉寺后山假山石间拍摄的留影。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天，福兰阁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工作期间，来到大觉寺度夏。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在坐落于陡峭山峰脚下的大觉寺内租了房子，并加以布置。从这里直到两千多公尺的山上，虽树木不多，但雨季后形成的落差较大，溪流发出阵阵怒吼，流经深深的山间峡谷，构成了美丽的图画。从山顶上眺望远处，沟壑纵横的山区，景色美不胜收。只要时间允许，我便于大觉寺而出，在山中漫步，在寺院中看和尚们祭礼，听他们诵经也同样令我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