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觉寺，飘然南游】

　　迦陵禅师在大觉寺住持的时间大约只有三年，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江西庐山归宗寺受诏而至，到五十九年秋，雍亲王亲撰《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立石碑记述此事以示恩宠，终至雍正元年（1723）春，原来的雍亲王胤禛荣登大宝，成为一国之君的雍正皇帝，迦陵禅师完成了他住持大觉寺的历史使命。在寺期间，他继续编撰禅门经典、为寺庙修缮、购置斋田，甚至选择好自己的衣钵传人等等，这些都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雍正皇帝即位，和他极为熟识的迦陵和尚按常理本该得到更好的厚遇。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雍正元年（1723）春，迦陵忽然辞谢大觉寺住持之事，飘然南下，从此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过起了云游隐居的生活。雍正四年（1726）秋，复还归宗寺之吹馀静室。关于其间迦陵禅师如何云游隐居的生活，我们目前似乎已无从查知，而正是因为雍正即位，迦陵禅师非但没有被卓拔，反而忽辞院务、离开京师、云游隐居、无人知其所在这些一反常态的事情，使得人们不禁多了些猜测。

　　为什么？

　　难道是……

【庐山归宗寺（隐居寺）——圆寂】

　　雍正四年（1726）秋，迦陵禅师漂泊隐居了近4年后，又回到了他受诏至京师大觉寺之前的这个寺院——庐山归宗寺。这个寺院还有一个名字，雍正皇帝称其为“隐居寺”，这实在是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件事情。

　　据《庐山归宗寺志》记载：“雍正四年秋，复还归宗之吹馀静室，九月二十二日示微疾，候安者皆作悲戚状，因举疏山造塔公案，逐段拈颂，内有‘此处埋老僧不得羊肠鸟道自庚辛’之语，此虽最后垂范，而实预示迁塔京都西山之大觉也。越七日，二十九日酉时泊然而逝，世寿五十有六，僧腊三十有三。礼亲王特为奏闻，敕赠圆通妙觉大智（圆通妙智大觉）禅师，建塔于京西天寿山。师悟证真实，知见高卓，应机说法，超情离见，非悟弗易凑泊，至于勘验悟门徵诘见地，使异魔不能托寄邪谬，不使传染，师之眼明手亲，深心大力，不特挽近所罕睹者。故领众二十年，坐九道场，参徒浩归依止者弗忍去，生平不喜为酬应，笔墨惟笔削禅书，裨益后学，有十会语录二十卷，语要、指要各一卷；外集宗鉴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八卷，宗统一丝十二卷，杂毒海八卷，皆刊刻行世。受嘱者九人。”

　　似乎至此，迦陵禅师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微疾泊然而逝。

　　敕赠圆通妙智大觉禅师。

　　建塔于京西天寿山。

　　一生领众二十年，坐九道场，参徒浩渺。

　　著录《十会语录》二十卷；《宗鉴语要》、《宗鉴指要》各一卷；《宗鉴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八卷；《宗统一丝》十二卷；《杂毒海》八卷。皆刊刻行世。

【庐山归宗寺（隐居寺）——御碑文】

　　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九日，迦陵禅师圆寂。

　　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雍正帝褒赐碑文，追赠国师，谥曰“圆通妙觉大智禅师”，其文曰：

　　“扬正觉于法门，高风如在；表清修于净域，契密犹传。特赉丝纶，用垂琬琰。尔性音，心灵炯彻，见地高超，似明镜之无尘，比慈灯之远照。朕藩邸多暇内典，时披深究性宗直探微妙间，与缁流相接，惟尔品谊最高。睿般若之心源，虚名湛寂；阐能仁之妙谛，愿力弘深。爰选胜于西山，俾栖禅于大觉。自朕丕绍鸿图，尔遂力辞凤阁，飘然瓶钵，归隐匡庐，谨守律规，远离尘境，名不闻于宰史，果已证于法王。方畅遐迹，忽闻示寂，式稽恩例，追赠尔为国师，谥圆通妙觉大智禅师，所著语录，悉入经藏。呜呼，慈云拥护，胜因昭示于恒沙；佛日光华，慧业长留于梵天。余徽永播，不亦休欤！”

　　上文所说谥“圆通妙觉大智禅师”，而《理安寺志》和大觉寺迦陵禅师塔铭均记为“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谥号前后字句的差误，不知是当时记载人的疏忽，还是有其它特殊的含义。

　　此文不过200余字，却言简意赅地把雍正皇帝自己与迦陵禅师的佛缘，迦陵禅师的人品、见地、佛学修养，以及雍正对迦陵的恩遇，迦陵不负雍正之望归隐、圆寂等事情，概括得全面而具体，同时也饱含了雍正皇帝对迦陵禅师恩宠和赞誉之情。

　　迦陵禅师圆寂后，归宗寺曾为其建衣钵塔。据《庐山归宗寺志》记载：“国师塔，在寺右里许，即古灵溪观地塔，惟衣钵，真身迁北京西山大觉寺矣。塔左有御碑亭。”此处所说“御碑亭”，即雍正皇帝为褒赐迦陵禅师而亲撰碑文、刻碑石以示恩宠所建之亭；“国师塔”即迦陵禅师衣钵塔。《庐山归宗寺志》亦载：“真身既迁京都，门人实綍、法子大觉等与督修何懿复为师衣钵塔，以当胜迹。”

　　迦陵足音，至此画上了句号。

　　然而，迦陵禅师圆寂之后，雍正皇帝追赠国师号，御制碑文，并将其灵骨迁往京都大觉寺建塔埋葬，此番恩宠似乎已臻于圆满，但终究还是有很多耐人寻味、令人费解之处，尤其是几年之后雍正皇帝的态度突然骤变，盖棺之定论瞬间被推翻，迦陵禅师的徒子徒孙们亦受殃及。凡此身后种种，还有很多值得延展细述的内容，以后会设专题继续解读，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