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佛寺——演法六年】

　　康熙四十七年（1708）夏，梦庵禅师圆寂，诸山耆旧请迦陵禅师主席柏林寺方丈，他没有应承此事，“乃遁之”，即逃离柏林寺、归隐而居。西山僧俗复以大千佛寺（今拈花寺）敦逼出世。无奈之下，迦陵开始在大千佛寺开堂演法，据座提唱，广众翘仰，为法为人，剿知刊见。于是方来英俊，奔超恐后，座前环绕三千余指。

　　千佛寺（拈花寺）门楣，图片源于网络

　　大千佛寺，即今之拈花寺，位于西城区，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因寺内千佛阁有明代所铸铜佛“毗庐世尊莲花宝千佛”，座如莲花，在佛座周围的千朵莲花上有千佛旋绕，故名护国报恩千佛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重修，名拈花寺。寺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房屋百余间，分三路，各五进院落。现在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千佛寺（拈花寺）山门，图片源于网络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五十二年（1713），迦陵禅师在大千佛寺开堂演法，前后六年。入主千佛寺时，他年仅38岁。禅风斯卤，得益如林。

　　迦陵和尚以一介禅僧，真正结识并受知于雍亲王胤禛，有史可查的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此时的迦陵，已在大千佛寺演法近4年，并已名冠禅林。

　　康熙五十一年春（1712）正月，雍王府举办法会，胤禛欲召高僧论道，有人举荐了迦陵。几番谈辩之后，互觉机缘相契，于是，在雍亲王未登大位之前，迦陵便成为了雍王府的一位常客。雍正在其后来编写的《御选语录》中，有对迦陵的一段追忆：“……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延僧坐七（即约请和尚们静坐七天），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雍正也坐两日），共五枝香（点燃五枝香的时间）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性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即可窥见他与这位亲王关系之一斑。

　　在之后的岁月里，在雍亲王的力荐与助缘下，迦陵禅师开堂演法、编撰禅林著作、为多处寺庙谋得修缮、置田之功德。没有胤禛，或许迦陵和尚诸多事情都很难如愿。也正是在迦陵的引导下，本来倾心于藏传佛教和净土宗的雍亲王也开始喜欢上了禅宗之法。

　　【入主柏林寺方丈】

　　也许正是因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雍亲王府的那次法会，迦陵与胤禛因缘契合，相识相知。也正因如此，雍亲王胤禛将迦陵和尚安置于与自己府邸一墙之隔的柏林寺内。在雍亲王看来，迦陵禅师于自己而言是“有所启发”的，他们之间需要拉近的不只是心的距离，也包括时空的距离。

　　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五十四年（1715），迦陵禅师入主柏林寺方丈，开始了他佛门生涯的辉煌时刻。

　　柏林寺藻井

　　关于迦陵和尚入主京师柏林寺方丈的起始时间，未见明确记载，《新续高僧传》、《理安寺志》、《庐山归宗寺志》几乎都这样记叙此事：迦陵禅师于大千佛寺开堂演法，“禅风为之大振。一言半句流布诸方，咸欢稀有。前后六载，得意如林焉。乃协锡补处柏林寺之席三年。而杭之理安虚席以待，复应三年……”但依据其它几个事件，我们可以大致做一个推断：

　　迦陵禅师法弟佛鉴在迦陵所撰《宗鉴指要》一书序言中记载：“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冬，众请普说，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

　　《理安寺志》载：“壬辰（康熙五十一年）岁大侵，越鉴彻禅师入城乞食，馁死于万安桥下。讣至京师，时迦陵音禅师住持柏林寺，为位而哭，甚哀。世宗宪皇帝龙潜雍邸，适幸柏林，询之其故，念理安为选佛胜场，兴愿重修，以祝延万寿……鸠工于癸巳（康熙五十二年），落成于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奏闻圣祖仁皇帝，御赐匾额对联，命僧性音来主方丈。”

　　综合推断，可知康熙五十四年（1715），迦陵尚在柏林寺住持，依“携锡补处柏林寺三年”而断，康熙五十二年（1713）应为迦陵正式入主柏林寺之始。而康熙五十一年（1712）发生的理安寺越鉴禅师因饥荒而饿死之事，极有可能是千里之遥，消息延误，收到讣告已于康熙五十二年，时迦陵音禅师已住持柏林寺方丈。

　　迦陵入主柏林寺方丈，首先遇到的一大殊遇，便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新修缮柏林寺，而此次重修，是柏林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修缮，而此时的修缮也可以说是柏林寺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刻。恰恰是这样的时刻，迦陵任柏林寺方丈。

　　柏林寺

　　【附录】

　　关于迦陵禅师在大千佛寺演法之事有如下记载：

　　《理安寺志》载：“戊子夏，庵示寂。诸山耆旧坚请继席，不允，遁之。西山缁素复以大千佛寺敦逼出世，据座提唱，广众翘仰，为法为人，剿知刊见，于是方来英俊奔趋恐后，座下满至三千余指，禅风为之大振，一言半句流布诸方，咸欢希有，前后六载，得益如林焉。”

　　《庐山归宗寺志》、《新续高僧传》等文献也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