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林寺、柏林寺——编纂《宗鉴法林》】

　　《宗鉴法林》是迦陵和尚出任柏林寺方丈时，参与编撰完成的较为重要的一部禅宗著作。选由他来担当这样一个主编的角色，可以想见负责督办此事的雍亲王对于他的认可与信任。同时，雍亲王还为迦陵和尚选派了一位得力的助手，这便是迦陵禅师的师弟——调梅和尚。

　　调梅禅师，讳明鼎，字调梅，别号粟庵，晚年自号恬退翁，楚之黄梅人。拜于梦庵老人门下。梦庵有两名临济嗣法传人，即迦陵和调梅二人。据《理安寺志》“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代第二十次住持调梅鼎禅师传”记载：“……明年（康熙五十二年）春，入京师集云堂校刻《宗鉴法林》……”为何会选派调梅和尚前来参与刻经之事？是调梅和尚自身的名望修为？是迦陵禅师的极力推荐？还是雍亲王对梦庵禅师的眷顾，以至恩宠其两位得意弟子？也许三者皆有。

　　调梅禅师（恬退翁）为迦陵禅师弟子佛泉和尚语录作序

　　《宗鉴法林》凡72卷，每卷卷首题下署款“集云堂编”，可知系编讫于当时京师雍亲王藩邸的集云堂。此书广泛搜录历代诸师之古则、公案、拈颂，计2720条。因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于塞北之法林寺（法林寺位于今承德避暑山庄内）会集编书，至五十三年（1714）夏，镌板完工于京师柏林寺之宗鉴堂，故题名曰《宗鉴法林》。

　　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经山藏本《宗鉴法林》记载：“《宗鉴法林》贰版，一存京都敕建柏林禅寺，一存浙江杭州敕建理安禅寺。”以方位推断，柏林寺板概为“北本”，理安寺板概为“南本”。

　　另外，国家图书馆还保留着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王访渔《宗鉴法林校勘表》一份，他在前面的序言中说：“宗鉴法林有南北二本，资福、柏林二寺所藏者皆为北本，而拈花寺（即大千佛寺）则为南本。河北董伯因先生依据南本乃发现下列各种之错误，作成勘误表数页，承嘱在馆藏本上亦加改正，余爰特照录一道附诸书端，以备后阅者之助”。目前已知《宗鉴法林》有以下四种藏本：一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善本；二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微缩制品；三是民国十四年（1925）《大日本续藏经》收录本；四是民国十八年（1929）补刻刊印本。以上四种藏本均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中除第三种版本外，其余三种均与北京西山大觉寺现藏的经板相同。

　　大觉寺藏《宗鉴法林》木刻书板及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王访渔《宗鉴法林校勘表》

　　《大日本续臧经》之《宗鉴法林》

　　大觉寺所藏《宗鉴法林》书板计226块（间有残佚），半叶10行，行20字，四周双边，白口。中缝上部镌有“支那撰述”字样。木刻板上下双面刻字。大觉寺之书板，概为迦陵禅师随行所带，至于是柏林寺板，亦或理安寺板，尚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民国十八年（1929），胡改庵居士曾出资对已佚和残裂书板进行添补和修刻，并印制了一百部流布世间。在补刻本中，胡氏作《补刻宗鉴法林序》，专议迦陵高行与该书价值。

　　大觉寺住持福振撰补刻《宗鉴法林》事

　　胡改庵《补刻宗鉴法林序》

　【刊刻《集云百问》以祝康熙帝万寿】

　　康熙五十二年（1713）是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尤其是对雍亲王胤禛而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年胤禛都做了哪些事情。大规模修缮京师柏林寺、杭州理安寺等禅宗古寺，编刻《宗鉴法林》、《集云百问》等禅门经卷，总之，他所做的事情都与参佛修道有关。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他的父皇康熙皇帝庆祝60岁大寿。欲以此佛门功德，护佑父皇万寿无疆。那么，胤禛做这些事情是否还有更深的目的呢？是否真的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交接僧道，掩人耳目，韬晦其外，密议其内，获得父皇康熙帝垂青的同时，紧锣密鼓开展夺嫡大计呢？这些自有史家公断。

　　对于迦陵和尚而言，康熙五十二年也是重要的一年，因为，不论是雍亲王重修柏林、理安两寺，抑或是《宗鉴法林》、《集云百问》书板的编刻，都与迦陵和尚有关。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宗鉴法林》，说过了柏林寺重修、迦陵禅师出任柏林寺方丈之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集云百问》的编纂和理安寺的重修扩建。

　　大觉寺藏《集云百问》木刻书板及书影

　　《集云百问》书板现藏于大觉寺内，板13块，板心高20厘米，宽30厘米，半叶9行，满行18字，单鱼尾。凡一卷，计25个半叶，署款“集云堂编”。书板保存完整，无缺佚，但字型竖长略小，雕制粗率，部分字句受损模糊。此书用问答体阐发禅宗义理，多机锋之句。正文前有《集云堂百问叙》，述编纂缘起：

　　“余于问寝视膳之余，尝栖心内典，崚嶒巨岳虽不克尽其峰峦，汪洋渤海，亦稍得窥其涯际，予生太平无象之秋，恰遇佛日增辉之候，因将宗门语句叠成百问，集作一编，每怀道旷无涯，非敢一言金石之意，实为逢人不尽，庶几百城烟水之思。惟冀大方宗匠耆德宿学，少随时宜，不吝珠玉，拈颂机言，惠而教我，非惟光生梨枣，亦开将来人天正眼，慧炬千古矣！癸巳万寿日。”

　　癸巳即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据文中叙述语气，作者即为尚在藩邸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亦即后来做了清朝第五任皇帝的雍正帝。与此前中国历代的封建帝王相比，雍正帝崇信佛教的程度，似乎来的更为彻底、更为深入。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如《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大觉禅师录》、《圆明语录》、《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大觉寺藏的《集云百问》，是雍正帝早期的一部佛教著作。该书后来未编入1738年刊行的《乾隆版大藏经》内，所以，现在大觉寺的书板，也许是存世的孤品，极应珍视。虽未见到关于迦陵协助雍亲王雕版之记载，但以时间和后来迦陵禅师将该书板随身带至大觉寺收存而判断，此著作的刊行工作，理应为迦陵参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