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字家、方志学家和金石学家。他一生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为官清正,著述宏富。《金石萃编》是其代表作,共一百六十卷,起自夏殷,止于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金石萃编》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现存大觉寺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记碑”，是北京地区著名的碑刻之一，它的碑文不仅直接记叙了清水院的一些情况，而且间接透漏出与刊印《契丹藏》相关的许多重要信息。此碑刊于咸雍四年，汉白玉石质，螭首圭额，碑身高150厘米，宽80厘米。碑文正书，两面刻。碑阳额题“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大王千秋”，碑文记叙玉河县南安窠村（今海淀区南安河村）邓从贵一家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三月，舍钱30万（缗），修葺清水院僧舍，复施舍钱50万（缗），印制大藏经579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一事。碑阴额题“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文载捐资者题名，文字大多磨泐不辨。《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由辽代中晚期著名文僧志延撰写。碑文虽仅三百余字，但却记叙了辽代朝野崇佛盛况和清水院筹资印制《契丹藏》的颠末，并且描述了阳台山清水院的山川形胜，不仅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这通石碑及其记文，历金、元、明数代，未见著录，直到清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著名金石学家王昶，在大觉寺“游迹所不到”的龙王堂院里“寒芜落叶堆中搜得之”，发现后传拓于世并著录于其编纂的《金石萃编》一书。王昶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生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死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他乾隆年间登进士第，官至刑部右侍郎。其生平好金石之学，收罗商周及历代石刻拓本1500余种，撰辑《金石萃编》160卷，并参加编修《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他还擅诗古文辞，著有《春融堂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王昶认为此碑的发现，有裨史乘，可补《辽史》之阙颇多。他不仅在《金石萃编》中著录了碑阳记文，而且在跋文中，对记文所涉及的地名、人名史实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可以这样认为这篇跋文对于大觉寺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因为此前，不仅明《顺天府志》、《帝京景物略》、《宛署杂记》等方志及宣德、成化、弘治时的几通相关碑刻，尚未记述此碑并一直认为大觉寺开山于金源，而且清代康、乾时期的两通御制碑文及《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也未提及此碑，并沿袭了大觉寺乃金源旧刹的说法。《金石萃编》刊行于嘉庆中期，随着《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及王昶跋文的流传，大觉寺创建于辽代而非金代，才为世人所知。

　　附跋文：

　　按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圆明园三十余里，宛平县所属。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绅。至山麓，则有龙潭以储之，山侧则有鸬鹚谷，见明王嘉谟《蓟邱集》，今无考矣。清水院之额，始于辽而沿于金，《帝京景物略》载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后易名“灵泉”，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额“大觉”，今仍之。寺中穹碑易见者，惟明碑两方，刻宣宗、英宗御制文，此碑在寺内龙王堂，游迹所不到，故传拓绝少，乾隆戊戌九月二十七日，昶从寒芜落叶堆中搜得之，摩挲雒诵，回环数四，因叹北方石刻，可证辽金史者甚夥，惜无好事者搜抉出之也。碑额书“奉为太后皇帝万岁大王千秋”，皇帝即道宗，太后则道宗母仁懿皇后萧氏也。《辽史·列传》萧氏小字挞里，兴宗后。道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清宁二年上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大王者，辽《百官志》：初名夷离堇，太宗会同元年改称大王。有南北二院，皆分掌部族军民之政，谓之知大王事。《道宗纪》：咸雍二年三月，以东北路详稳耶律韩福奴为北院大王。三年十二月，以东北路详稳高八为南院大王。以臆度之，燕京当为南院所属，所称大王，或即高八也。碑云：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蓟壤即蓟县。唐建中二年析蓟县为幽都县，辽开泰元年改幽都为宛平。碑盖从今称也。辽《地理志》：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辽之蓟县改名析津，今为大兴。辽之玉河，析宛平地置，而云割蓟县者，当由两县犬牙相错之地也。《志》明云在京西，今之顺天府，辽为南京析津府，辽言京西，正与今同。则清水院似在玉河县地，今山左右尚有南安窠、北安窠之名，或即《辽志》所谓大安山之南北也。邓从贵为南安窠村人，所居近清水院也。检《畿辅通志·建置沿革》，不载玉河，山川内不载阳台山。朱氏《日下旧闻》不载《志延藏经记》，皆失之疏略，因详识之。碑末沙门觉苑，结衔称检校太保大卿。大卿之称，金《百官志》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