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道 禅 林 霜 月 冷

　　赵珩

　　俗人寄寓于寺庙之中，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奇特现象，因此，寺庙也就成了中国士人生存空间的一个特殊角落。

　　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寺庙就成为一个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寺庙建筑自汉代开始就大多按照官署布局建造，或类似于传统民居院落，层层递进，重重叠叠，尤其在唐以后，基本定制，寺庙的概念已异于汉至南北朝时的石窟寺和塔庙了。宋代禅学兴盛，更有了“伽蓝七堂”制度（七堂指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浴室、西净），僧人们从顶礼诵经到生活起居都有了一系列的保障。寺庙中除了相对固定的僧人群体之外，大多接待游方的外来僧人暂住（寺庙是否接纳持有度牒的僧人，可以从天王殿后面的护法韦驮手持金刚杵的姿态来判断）。至于允许俗人（相对于僧侣而言的普通人）寄寓于庙中可以说兴盛于隋唐时期。

　　下榻于寺庙，寄寓于丛林，大抵与宗教信仰无涉。而自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却与这种特殊的居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有一篇《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的文章，专门研究了寺庙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严先生在解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说：“大抵汉代取士重经学，经学尚师法，故学子追随名师，受业学官。唐人取士重文学，文学尚性灵，故学子择居胜地，陶冶气质；而寒士习业更多寄寓寺院，青灯功苦，随僧洗钵。考之史籍，唐之宰相大臣诗文巨匠，微时习业，即往往如此。”（《唐史研究丛考》序言）佛寺道观是清净之地，有益于心性的净化与气质的陶冶，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潜心读书的环境。于是出世与入世的僧俗也就共同相安于寺庙之中。唐代以来的士人有多少曾厕身禅林，或寄寓于寺庙，无法做出详尽的统计，但从唐宋至明清以来的诗文判断，很多士人与寺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有在寺庙中的生活经历。王维是唐代诗人中最有佛性的一个，他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禅机、禅理和禅趣。许多高旷顿悟的性灵之作，绝对与寺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如白居易、元稹、张籍、常建、柳宗元、刘禹锡、韦应物等人，也都有许多与寺庙和僧人有关的作品。宋代苏轼及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诗中所表露的禅风禅味，一方面自然来源于佛典传承，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寺庙环境。贾岛当过和尚，有较长时间的寺院生活，才有了“鸟落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对偶。常建住过破山寺，出入于禅堂方丈之间，才留下“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佳句。中国士人将禅林的清幽化入诗境，可以说为中国士大夫文化开了一个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空间环境，无论得意与失意，士人在此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除了佛教寺庙，道教的宫观也为士人青睐，唐代尤以王勃、卢照邻、贺知章、李白、李贺等人的作品最能体现这种慕道、咏道的创作思想，道骨仙风无不流露于诗歌之中。士人栖息于佛寺道观的心态大多不完全是一种信仰，而是求得一时的心灵与生理的平静。自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以来的历代诗话、词话中，可以找到无数这种特殊创作环境中作品的出处。

　　士人宿于寺庙中的时间有长有短，或为游历、或为避乱，或为苦读，或为谈禅，中国不少小说以此为创作背景，如《西厢记》中的张珙与崔莺莺相遇于佛寺，《玉簪记》中的潘必正与陈妙常邂逅于道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与白士中偷情于尼庵，凡此种种，屡见不鲜，大都与寺庙道观允许俗人借宿赁居有关，居然成就了不少姻缘。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寺道观与周边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诸如栖身于闹市葫芦寺的贾雨村之流毕竟是一些末路的失意穷酸，漂泊无定，暂时容身而已，住庙的感觉自然就不那么雅了。

　　除了士人之外，帝王乃至公卿住庙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诸多名寺都有皇帝的驻跸碑碣，甚至在禅林之中另辟行宫。于是许多政治活动也就发生在寺庙宫观中了。例如，京剧中刘备相亲于甘露寺，刘瑾审案于法门寺，都是以寺庙为依托的故事。由此衍化出许多志怪侠义和儿女姻缘，可以说都与寺庙宗教无关。直至近代谭嗣同与袁世凯密晤于法华寺，李鸿章驻节协约于贤良寺，更是恍如昨日，千年以来的禅林冷月又无时不在红尘的氤氲围绕之中。

　　几十年来，我住过的寺庙有近二十座，仅就北京地区而言，就有上方山的兜率寺，西山的香山寺（遗址）、卧佛寺（十方普觉寺），八大处的香界寺，门头沟的戒台寺和潭柘寺，旸台山的大觉寺，怀柔的红螺寺等等，经历过寺中春夏秋冬的景色，感受过禅林风霜雨雪的韵致。其中住的最多、印象最深的，当属戒台寺与大觉寺了。

　　戒台寺与大觉寺都是始建于辽代，辽代契丹是向日的部族，因此整个寺院都是坐西朝东的。戒台寺的夏天最好，其他季节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十几年前，戒台寺的客房尚未经过大规模修缮，虽然简陋一些，却有一种古寺苍凉的感觉。第一次住在方丈上院，地势较高，要从活动松的左侧拾级而上，两度盘旋方至远门。远门很小，朱漆剥落，推开时吱吱作响。院内有松柏两株，遮天蔽日。三面筑屋，小廊环绕，院内杂草丛生，苔痕遍布，略有萧疏之感。午后阵雨，持续下了一个小时，放晴后又是一番景色。院内草木被雨水沐后更显青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与植物的清香。彼时我妻搬出一张藤椅在廊下读书，直至夕阳西下。入夜，蝉鸣歇止，蛙声渐起，与同赁居院中的朋友将桌椅搬至屋外，沏上一壶好茶拟做彻夜倾谈。凉风袭来，暑气顿消，夜空中繁星密匝，草木间流萤明灭，都是城市中难以见到的景象。午夜之后，茶兴阑珊，毫无睡意，于是借着月光来到五大名松的月台之上。夜色中，五棵古松的秀干虬枝更显得苍劲古拙，与昼间所观，大相径庭了。流连间忽觉饥肠辘辘，有人说如能此间备清粥小菜一席，可助不寐之雅兴，可惜夜深人静，何处可寻，只得回房睡去。第二、第三日午后复雨，而傍晚初歇，一个下午坐在廊下观雨，雨停后再下山已是时近黄昏了。行至戒坛院，有群鸦鼓噪于院中，猛然间想起不知何人所作的诗句：“天际余霞初过雨，归鸦犹识旧经坛。”可谓出神入化至极。

　　戒台寺最后一层原有万佛阁，年久失修，将倾圮，1964年落架待重修，后历丙午浩劫，架构砖木被劫掠一空，荡然无存，重建也就遥遥无期了。最近听说要复建万佛阁，希望能够恢复原制结构，不失旧貌。万佛阁左侧有牡丹院，是一处寺中别院，为清末恭亲王奕訢所建。奕訢曾与慈禧两度失和，尤其是光绪十年（1884）以后脱离政治舞台，此后十年间大多住戒台寺中。牡丹院在万佛阁与戒坛院之间，两进的院落，院内花木扶疏，庭院式坐北朝南的，与寺院格式相逆，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没有在牡丹院住过，据说已经承包出租，时有大款出入其间。去岁在前院饮茶，感觉远不如方丈禅院清幽，尤其是深闭的第二层朱门之内，传出阵阵搓麻之声，大煞风景。牡丹院百年兴废，终归是权贵在寺院中的特殊禁地而已。

　　旸台山大觉寺每年至少要住两三次，或因工作，或是休闲，无论春夏秋冬，都曾在此盘亘，因此有着特殊的眷恋与不解的情怀。

　　大觉寺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至金章宗（1190-1208）时列为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名清水院。明代中叶以后几近荒圮，清康乾时两次重修，形成现在的规模。“文革”前后为林研所占用，不对外开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寺中文物大多得以保存。80年代中后期后殿龙王堂失火，从此交由北京市文物局管理使用，更得到大规模的修葺，从寺中的整修到周边环境的维护，建树弥多，功不可没。

　　大觉寺胜迹多见于民国时期游记之中，多与春季观杏花有关。大觉寺附近有管家岭，每至暮春，千株杏花绽放，红遍山野，京城士人纷至沓来赏花，顺便游大觉寺，非专为大觉寺而来。大觉寺迤北，又有鹫峰与凤凰岭，皆与阳台一脉，每当秋深，霜枫渐老，黄栌尽染，又是一番风光了。

　　春天的大觉寺最美，清明前后，四宜堂前的玉兰花怒放，是一大景观。接下来是大雄宝殿前的紫藤、天王殿前的丁香、前后殿两侧的海棠，大致前后有一个多月的花期。大觉寺内有玉兰四五株，唯四宜堂前的一株最佳，也是我在全国各地看到的玉兰中最美的一株。这株玉兰并不高，而树冠却很大，更兼体态秀美，花苞硕大丰腴，宛如玉质，竟无出其右者，其侧一株高大的紫玉兰就显得逊色多了。传说这株玉兰是当年寺中住持和尚迦陵禅师从江西庐山移来。迦陵与雍正的关系非同一般，不料雍正即位反而将他谪贬到庐山，直到在彼圆寂后才得以归葬在大觉寺。又有传说这株玉兰是迦陵在庐山手植，移来后更加枝繁叶茂，每至玉兰绽放，游人络绎不绝，流连忘返。近年来，四宜堂内有明慧茶院，设竹制桌椅，更可以在树下品茗赏花了。

　　四宜堂院内厢房庑廊两侧，有西山逸士溥心畬（儒）先生的题壁诗手迹，右为五律一首，左为瑞鹧鸪词一首。款书丙子三月，当在1936年，也就是溥心畬先生寄寓在旸台山大觉寺之时，手书墨迹依稀可辨，弥足珍贵。五律为“丙子三月观花留题”：“寥落前朝寺，垂杨拂路尘。山连三晋雨，花接九边春。旧院僧何在？荒碑字尚新。再来寻白石，况有孟家邻。”时隔一个甲子的1996年，我忽然心血来潮，步先生原韵作狗尾之续：“夜宿前朝寺，辛夷发早春。湘帘隔日影，叠嶂远红尘。灵泉泽芳草，晓露润苔痕。粉墙题壁在，谁念旧王孙。”心畬先生系宗室，恭王之孙，素有“旧王孙”印钤，常用于书画之上，故出此言耳。

　　长夏逭暑，大觉寺亦不失为一佳处。从市区驱车至旸台山麓，入寺门即有一种清凉之感，寺内树影婆娑，绿荫覆地，顿觉暑气殆尽。夏季住在方丈院最佳，室内不用空调业觉怡然凉爽。禅院中游人减少，绝无喧嚣吵闹，伴着蝉鸣，可睡上一个很长的午觉。我喜欢方丈后院，那里有一棵高耸入云的白皮松，数百年的树龄，两人合抱不拢，每有风来，松涛谡谡，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如果下午觉睡得多了，夜不能寐，不妨漫步于寺中，万籁俱寂，惟有淙淙泉声入耳。

　　重阳菊月的大觉寺并无萧瑟之感，尤其是两殿之间那棵千年的大银杏，经过春夏两季雨露滋养，更觉茂盛，只是绿叶转为金黄，层叠一色，如同一把金色的大伞，将两殿之间的天空遮起，在秋日阳光辉映下，叶荫撒满整个月台，那种柔和的暖色将深秋烘染得十分温煦。沐浴着金色的斜晖，拍遍月台上的石栏，偶尔有黄叶落下，常常会有荣衰枯荣之感。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往往得之于感性的觉察，这株大银杏历经枯荣，阅尽沧桑，至今仍然生机盎然，而曾流连于古柯之下的数十代人，今又何在？

　　时至隆冬，大觉寺确实萧疏了。冬天住在庙里，有一种阴冷的感觉。夜间和衾而卧，听着寒风肆虐，吹动枝桠和殿角的风铃，别有一番感受，或者说是在寺中听风最独特的感受。时疾时缓，时强时弱，越是风声趋于平缓时，风铃声响越大，而寒风越是疾速时，风铃声反而被淹没了，偶有被折断的枝桠和着沙尘扑打窗棂，总会使人夜永无眠，盼着天明。

　　20世纪的最后一个新年我是在大觉寺度过的，除夕之夜，伴着龟鼓鲸钟迎来了新的一岁。下雪了，当时大觉寺难得的胜景。雪中，可以隔窗看着洋洋洒洒的大雪逐渐覆盖寺院，寂静无声之中已是银素世界。雪霁，拾级而上，到憩云轩或者领要亭领略全寺风光，除了留下的脚印，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殿堂远岫，“低柯留暗翠，圆沼湛微明”，尤其是放生池的一泓清水，更显得晶莹可爱。

　　大觉寺的一年四季都是美的。

　　也许是悟性差的缘故，或者素无佛根，我住在寺庙中好像从来没有悟出过什么禅机，倒是不时为山川融为一体的寺庙中之声色所动。读过不少古今人吟咏寺中景色的诗词，我最喜欢的是日本诗人兼汉学家袛园瑜（1677-1751）的一首《叶声》绝句：“山径秋寒识鹿行，夕阳僧院扫还轻。梢头未必学松韵，几度风檐作雨声。”诗写寺中秋叶，而全篇又不着一“叶”，已臻化境，如没有寺中生活的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注：文章发表于《毂外譚屑——近五十年闻见摭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83-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