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阳台山麓的古刹大觉寺建于辽代，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寺内殿宇巍峨，古木参天，自然景色清幽秀丽。早在辽金时，这里就成为著名的风景区，曾是金章宗的八大水院之一，历代帝王多次巡幸驻跸，参禅礼佛，文人墨客更是留诗作赋，争相吟咏。大觉寺这座由皇家敕建的宝刹梵宫，曾经收藏过辽代“契丹藏”和明代“永乐北藏”大藏经，有着辉煌的历史，不仅如此，寺内还珍藏着鲜为人知、保存完整的清代至民国初年有关寺院庙产等方面契约文书的原始资料，它是研究清代大觉寺历史、寺庙经济史及北京社会经济历史的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觉寺藏清代、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约百余件，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上限起于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下限迄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迄今已历三百多个寒暑。这批契约文书所涉及的内容均与大觉寺有关，其种类可分为土地房产的租赁契、典当契、买卖契，以及借贷契、置产簿、收租簿、伙资合同、施舍赠与合同、托身供养合同、分家析产合同，还包括禀呈文书、诉讼文书、认同具结、官府告示等20余种，堪称是完整记录大觉寺两个半世纪的一份文书档案。由于大觉寺在京西寺庙中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清王朝皇室的特殊关系，这份文书档案，不仅对于研究当时寺院历史、寺院经济、佛教文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深入了解北京地区三百多年的土地制度、土地价格、田亩产量、租佃关系、宗教政策、风俗民情、宗法制度等多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清代北京地区寺庙林立,数量众多，由于各寺院规模大小不同,与皇室、贵族、官府关系远近不一,因此拥有的土地数量以及形成的经济实力也相差悬殊，但在土地来源、土地的经营、僧尼个人财产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共性。大觉寺所藏清代契约文书记载的情况,既有皇家寺院的特色,也有北京清代寺院经济活动的一般性，是研究北京清代寺院经济活动的可靠记录。大觉寺所藏契约文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清代宛平、大兴的契约文书相对照,两者在契约文书格式上,都是由立契约人姓名、原因、土地房屋等来源、名称位置、四至、数量、价格、钱银交付、立约保证、立契约年月、中保人姓名等构成，契约文书的用语也大都相同。不同在于大觉寺所藏契约文书全部是白契,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宛平、大兴的契约文书中有红契,有的还有完税的契尾。大觉寺清代属宛平县管辖,再加上寺院早已经世俗化,因此,大觉寺所藏契约文书也为研究北京清代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在进行土地交换、借用钱粮、典用土坡、出借水井、承建工程、供养茔地等经济活动中都要订立契约文书，以明确各方面的责任等事项。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可探讨租佃关系，土地关系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对土地价格，土地典卖，土地经营地租形式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可剖析当时的社会实态，并由此窥见诸多的清代北京社会经济现象，是研究清代北京社会经济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大觉寺在清代为皇帝所看重，多次出资维修，赐予书籍，并大驾光临，留下了敕建寺额、御书匾额、御撰碑记、御赐题诗等。高僧大德在此住持焚修，传经布道，雕版印刷经书，至今仍保留有多种经版。这些都显示着大觉寺的辉煌。随着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近代时期，大觉寺也失去了往日的兴盛景象，进入了日渐衰微状态，僧人云散，器具破损，经书亡佚，连山门都严重受损。然而关于这座皇家寺院的记载，除《宛署杂记》、《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书中的片段记录外，系统资料很少，很多事情语焉不详。而大觉寺所藏契约文书，为研究大觉寺的历史提供了当时的真实记载。

　　契约文书是研究契约学的重要史料，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它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社会各种各样的有关财产买卖、典押、租赁及诉讼纠纷，记载了签定和执行契约的习惯及宗法影响，在当时社会法律上具有凭证约束作用。中国自古就是契约关系发达的国家，契约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并探讨契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规律，对于认识规范今天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将大有裨益。大觉寺藏清代、民国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虽然数量不多，但内容极为丰富，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觉寺清代至民国初年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具体活动。在朝代更替的兵火、世事变迁的兴衰、岁月轮回的消磨中，能够有绪流传，完整保留至今，殊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