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初次游历大觉寺时看到这座京西名刹已显破旧，便下谕旨对大觉寺进行了修缮。关于修缮的具体内容，尚不能查到相关史料，因而无从得知。从存于大觉寺南碑亭内的乾隆十二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和乾隆皇帝御制诗看，这次修缮应规模宏大，且修缮之资出于内府而非国库。

　　乾隆十二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拓片（局部）

　　《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出自乾隆四年状元时任兵部侍郎庄有恭之手，碑文中提到了御驾巡幸大觉寺并下旨修缮的原因，因属奉敕而作，风格略显文书化。乾隆皇帝酷爱写诗，在其浩瀚的诗作中，有数十首与大觉寺有关，其中关于大觉寺修缮的御制诗作于乾隆十三年（1748），属即兴而作，且毫无拘束，因此显得更加直白而自然。在诗中乾隆点明了修缮的原因，经费来源，以及对于寺院僧人的谆谆劝诫：

　　兰若西山西，皇考曾鼎新。去岁偶一来，栋宇惜頺陈。稍事梵宗檀，未费地官缗。落成乃不日，于焉礼法身。香土本圆成，照园增奂轮。闍黎尔勿喜，我非求果因。抚州有赵碑，试为参主宾。

　　乾隆御题“动静等观”匾

　　乾隆皇帝还为大觉寺留下诸多墨宝。据清代《日下旧闻考》所载，大觉寺天王殿曾悬有“圆证妙果”匾，大雄宝殿悬有“无去来处”匾，无量寿佛殿悬有“动静等观”匾，大悲坛悬有“最上法门”匾，均为乾隆皇帝御笔。经历岁月的打磨，以及战乱的损毁，有些匾额已然不存。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无去来处、动静等观和憩云轩这三块穿越了近三百年时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匾额，它们都是珍藏于大觉寺内的珍贵文物，向世人展示着乾隆皇帝个人的旨趣修养和大觉寺在清代那段辉煌的历史。

　　乾隆御题“憩云轩”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