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大觉寺，历辽、金、元、明、清五代至今，在世事沧桑的变幻和岁月风雨的消磨中，虽几经兴圮，仍完整地保留了殿堂、禅房、佛塔等古代建筑，并藏有各类文物千余件。在这些文物中，应重点提到的是寺存的一批佛教木刻书板，其文献价值很高，其中部分木刻书板，还曾经与清代“龙藏”，即乾隆版大藏经结下因缘，被雍正帝御批“辑入经藏”；却又因种种原因而被查抄，以致它最终与“龙藏”擦身而过。这批书板本该是被毁弃的，却被大觉寺清代高僧不顾风险代代相传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我们研究清代雍正皇帝与迦陵禅师、雍正皇帝与大觉寺、大觉寺清代临济正宗祖师迦陵、佛泉、月天三代传承的重要史料。

　　书板概况

　　大觉寺所藏佛教书板计有519块，梨木质，片状。内容均为佛教典籍，共八种，大体可分为内典、外集两类。其中内典为清代高僧语录，五种，分别为《宗鉴语要》、《宗鉴指要》、《集云百问》、《佛泉安禅师语录》、《月天宽禅师语录》；外集为当时增削编纂的佛教旧籍，三种，分别为《是名正句》、《宗鉴法林》、《杂毒海》，包括了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而下，以南岳系临济宗为主线的禅宗师徒上堂、小参、普说、垂示、垂代、勘辨、对机、偈颂、颂古、拈古，以及行状、遗诫、遗表、奏对、请疏、塔铭、赞语、序跋、祭文等，约二十五万言，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禅宗思想、研究清代佛教历史的重要典籍。

　　《是名正句》

　　国家图书馆藏《是名正句》一书，除钤有“北京图书馆藏”印章外，在《序》的落款“京西大觉山佛泉寺性音撰”之后，还钤有“性音之印”、“迦陵”二枚印章，这是目前我们已知古籍善本中留下的关于迦陵性音的难得印记，说明此部著作在雕版之后即已印刷，流传于世。

　　国家图书馆藏《是名正句》书影，书中钤有“性音之印”、“迦陵”印章

　　《宗鉴法林》

　　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经山藏本《宗鉴法林》记载：“宗鉴法林贰版，一存京都敕建柏林禅寺，一存浙江杭州敕建理安禅寺。”迦陵禅师曾先后主持柏林寺、理安寺、大觉寺，故大觉寺所存之书板属以上哪一个版本都有可能，尚待进一步考证。

　　《大日本续藏经》收录的《宗鉴法林》书影

　　《杂毒海》

　　《杂毒海》曾收在《万续藏》第一一四册、《禅宗全书》第九十三册。《杂毒海》之名，系自禅宗大慧禅师所述“参禅不得，多是杂毒入心”之句而来。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迦陵性音将十卷本重编为八卷本。

　　大觉寺藏《杂毒海》木刻书板及书影

　　《宗鉴语要》和《宗鉴指要》

　　《宗鉴语要》和《宗鉴指要》内容为迦陵禅师语录，其中记禅师来京缘起、大觉寺开堂演法及同雍亲王胤禛辩谈的部分，价值尤高。书板刊于康熙末年，是研究迦陵佛学思想及同雍正皇帝关系的重要文字。

　　大觉寺藏《宗鉴语要》木刻书板及书影

　　大觉寺藏《宗鉴指要序》书影

　　《集云百问》

　　此书用问答体阐发禅宗义理，多机锋之句。正文前有《集云堂百问叙》，述编纂缘起：

　　“余于问寝视膳之余，尝栖心内典，崚嶒巨岳虽不克尽其峰峦，汪洋渤海，亦稍得窥其涯际，予生太平无象之秋，恰遇佛日增辉之候，因将宗门语句叠成百问，集作一编，每怀道旷无涯，非敢一言金石之意，实为逢人，不尽庶几百城烟水之思。惟冀大方宗匠耆德宿学，少随时宜，不吝珠玉，拈颂机言，惠而教我，非惟光生梨枣，亦开将来人天正眼，慧炬千古矣！癸巳万寿日。”

　　据文中叙述语气，作者应为尚在藩邸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编写《集云百问》的胤禛，便是后来做了清朝第四任皇帝的雍正帝。大觉寺藏的《集云百问》，是雍正帝早期的一部佛教著作。该书后来未编入1738年刊行的《乾隆版大藏经》内，所以，现在大觉寺的书板，也许是存世的孤品，极应珍视。

　　大觉寺藏《集云百问》木刻书板及书影

　　《佛泉安禅师语录》和《月天宽禅师语录》

　　《佛泉安禅师语录》和《月天宽禅师语录》内容为迦陵音禅师之衣钵传承佛泉安和月天宽师徒二人的语录，是研究临济正宗迦陵禅师一系在大觉寺传承的重要史料。目前尚未发现有印本传世，所以，今大觉寺所存书板，亦应视为仅存的孤本。

　　大觉寺藏《佛泉安禅师语录》木刻书板及书影

　　大觉寺藏《月天宽禅师语录》木刻书板及书影

　　这些书板刊刻于清代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因多种原因，既未收入当时官刻的《乾隆版大藏经》（即《龙藏》），又印行很少，多未流布于世。今距始刻之时，已去二百余年，代移世徙，流传愈稀，而这些文字所载，又多为当时其它诸籍所未备。为使这批禅宗典籍不至淹没，大觉寺管理处特加整理、考证，拓出影印，辑成一帙印行，即2008年初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大觉寺藏清刻禅宗典籍八种》，供研究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