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近2000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佛寺庙宇，数不胜数。北京城西，群山连绵，林木茂盛，溪泉淙淙，寺庙掩映，历代统治者在此建造了数以百计的寺庙行宫，园林陵寝，处处金碧辉煌，香烟缭绕，位于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就是一座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代巨刹。

　　辽时幽都之胜概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因文献无征，其具体的创立时间，尚难确定，今仅从现存寺内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记文可知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四年（1068年），寺院已有“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之称誉。《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记碑》是北京地区著名的碑刻之一，此碑是咸雍四年（1068年）由名僧觉苑主持刊立的，碑文则由辽代中晚期著名的“文僧”志延所撰写，虽仅三百余字，但却记叙了辽代朝野崇佛盛况和清水院筹资印制《契丹藏》的经过始末，并且描述了阳台山清水院的山川形胜，不仅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间接透露出与刊印《契丹藏》相关的许多重要信息。“清水院”当时募得信士捐资修葺经舍和印刷大藏经，足见燕京崇佛风气之盛，清水院规模之大，香火之旺，在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众多佛寺中居于前列。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是目前京城遗存不多的辽代古刹之一，寺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建筑格局保持了辽代契丹人尊日东向的习俗。

　　大觉寺辽代古碑

　　大觉寺千年银杏

　　金章宗之清水院

　　金章宗时，国内政局稳定，国库充实，经济力量也有很大发展。广修离宫别苑，名胜景点，在山势雄伟、林木葱郁、流泉丰沛的西山各地建造了集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园林之秀美的“八大水院”。据明末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述，大觉寺即“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有金一代，不仅沿袭了清水院之名，法脉相续，而且被金朝的第六代皇帝完颜璟辟为离宫别苑，列为西山名胜“八大水院”之一。可以想见在章宗明昌年间，由于帝王和后妃们的游幸、驻跸，清水院的殿阁及园林盛极一时。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繁，畿辅糜乱。当时，西山八大水院多成劫灰瓦砾，推测元代初期，清水院作为前朝旧寺兼离宫，一度荒圯凋敝，直到元代中期渐次修复。今仅从明宣德三年（1428年）御制大觉寺碑中“北京旸台山故有灵泉佛寺”的记述，推测元代和明初的百余年间，该寺曾名灵泉佛寺。

　　大觉寺龙潭

　　明代更名大觉寺

　　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保护，佛教寺庙在元末残破的基础上得以恢复和发展。北京的西北郊为传统风景游览胜地，明统治者在西山一代大量修建佛寺，对西北郊风景进行开发。据史料记载，有明一代，皇家对大觉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翻修扩建，奠定形成了现存寺院的规模。明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奉其母孝昭太后之命，出内帑翻修了凋敝已久的灵泉佛寺，并更其名为大觉寺，特命大国师智光为住持。除这次大规模的翻修外，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皇室对于大觉寺又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而后一次修建系由宪宗生母周太后出资，竣工后，则派周太后从弟周吉祥主持寺务。至此，大觉寺这座敕建禅院，也就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明代的中早期，是大觉寺历史上鼎盛阶段，由皇家内廷出钱并董工的寺院建筑，基本保留至今，也奠定了今天大觉寺殿堂门庑的格局和规模。

　　大觉寺大雄宝殿

　　清雍乾时期大觉寺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安，寺院也处于萧条之中。从成化十四年（1478年）至明末，大觉寺再未重修，寺内建筑残破不堪。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时在藩邸的皇四子胤禛，不仅出资修缮大觉寺，还力荐临济正宗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性音)禅师主大觉方丈。迦陵任大觉寺住持后，开堂演法，辑纂、刊印佛教典籍，一时丛林大振，遐迩闻名。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历出内帑重修大觉寺，乾隆帝多次驾临此寺，留下许多御制诗文和匾额。道光以后，清王朝由盛而衰，财源日渐枯竭，已无力顾及西山寺庙之修复。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清中期，为大觉寺历史上兴盛时期。自康熙五十九年至清末近二百年中，除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及道、咸年间有过几次低谷时期，大觉寺作为京郊一座敕建禅寺和雍、乾两代皇帝的行宫，不仅得到过皇家的格外重视和多次修缮，建筑面积与日俱增，而且以其园林的秀丽、环境的幽雅及当家僧侣法理修养的精湛，一直都是远近缁素求法拜佛、修心明性的伽蓝圣地。

　　大觉寺无量寿佛殿

　　大觉寺迦陵禅师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