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松柏抱塔（拍摄于2003年之前）

　　除“大觉寺创始之谜”外，大觉寺内另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大觉寺中轴线上最高处的白塔。

　　这是一座佛教覆钵式白塔，矗立于寺庙中轴线的最高点，塔旁有一松一柏将其环抱，这一景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松柏抱塔”。“松柏抱塔”作为大觉寺内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多年来被观众广为关注，记载的文章也不胜枚举。然而，对于此塔的来历，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甚少，以讹传讹者甚多。此塔多被后人认定为清代雍正初年大觉寺著名禅师迦陵和尚的舍利塔而广为传颂。迦陵和尚，讳性音，号迦陵，别号吹馀，生于清康熙十年（1671），圆寂于雍正四年（1726），曾任杭州理安寺、北京柏林寺、江西归宗寺和北京大觉寺等多处寺庙住持。因大觉寺是迦陵禅师最后住持的一所寺院，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亦载“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住持丈室……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于此”，所以后人多认为大觉寺内白塔就是迦陵的舍利塔。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说法有不同意见。那么这座塔到底是不是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呢？如果不是，这座塔是一座什么样的塔？为何被后人所一再误传？而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又在哪里呢？关于这些问题，《北京文博》2008年第3期总第53期《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一文进行了详细论述，所得结论为：大觉寺内白塔并非迦陵禅师舍利塔。迦陵禅师塔应有两座：一座在江西庐山归宗寺，是为衣钵塔；另一座在京西大觉寺南塔院，是为真身舍利塔。遗憾的是，两座古塔均已无存，徒留遗址尚在。所以，通常所说的迦陵禅师舍利塔，实应为大觉寺南塔院内迦陵和尚塔。而大觉寺白塔为迦陵禅师舍利塔误传之说，乃为1980年前后报刊媒体旅游文章的相关报道，随后便广传开来。

大觉寺松柏抱塔（拍摄于2003年之前）

　　历史文献中关于大觉寺白塔的记载极少，我们只能依稀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

　　清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记载：“大觉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灵泉寺更名。运谢禅安，蔚为古刹。康熙庚子之岁，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住持丈室，御制碑文以宠之。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于此。”《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原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又寺内龙王堂辽碑一，僧志延撰，咸雍四年立。寺旁有僧性音塔。”《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大觉寺，即辽清水院故址也，在黑龙潭北十五里……乾隆间又修，寺旁有僧性音塔。”《鸿雪因缘图记》记载：“大觉寺在妙峰山麓……康熙五十九年，世宗在潜邸时，特加修葺，命僧性音住持。乾隆十二年，高宗重修……右置精舍曰憩云轩，前为七堂，左设香积厨，坛后有塔，塔后有塘，塘后有楼……”通观以上清代史料，我们都可以看到迦陵塔与大觉寺之间似乎存有某种关系，但是“复命其徒建塔于此”的“此”并非指大觉寺内。“寺旁有僧性音塔”这一个“旁”字则明确指出了禅师塔在大觉寺之外的旁边。另据国家图书馆藏《性音和尚塔记》拓本记载：“性音和尚塔记，清雍正六年（1728）十月刻。石在北京海淀区大觉寺塔院”，则最终确定了迦陵禅师舍利塔在大觉寺南塔院之内。

大觉寺南塔院旧照

　　民国时期《西郊游记》记载：“最后一层在半山中，有一座塔叫藏经塔。塔后有一个泉……”《旧都文物略》记载：“寺在西直门外西北六十里……最后山顶有舍利塔一座，为乾隆时造塔。”《燕都名山游记》记载：“再西北行八里，到妙峰山麓有大觉寺……大悲坛的后面，有座藏经塔，长松环绕，势甚挺秀。”《北京旅行指南》记载：“寺建于山腰，别院有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诸胜，寺后山顶建有舍利塔一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史料，大觉寺内白塔有“藏经塔”、“舍利塔”的说法。

　　在初步推翻“大觉寺白塔即迦陵和尚舍利塔”这一论断后，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仔细欣赏一下这座白塔。塔为典型的藏传覆钵式白塔，砖石结构，分为地宫、塔基、塔身、塔刹四部分。塔高约15米，下有八角须弥座，中部是圆形塔肚，上方是细长的相轮，顶上饰有宝盖。塔基高50厘米，呈四方形。塔座为八角形，正面朝东，上枋和下枋雕刻仰俯莲花，四周由祥龙、葵花、牡丹、莲花、西番莲等图案砖雕构成。其中龙纹砖雕分布于塔身东西南北四面，均为五爪龙纹饰，中间一条，四角各一条，全塔身合计为20条五爪龙雕。塔身呈覆钵式，上宽下窄，正面有焰光式塔门。塔身上面的相轮共有十三层。最上面是华盖，金属华盖上雕刻有一圈“佛”字，共16个，华盖下还悬有风铃8个。整座白塔，造型优美，比例匀称。塔旁有松树柏树各一株，据古树专家估测，树木已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树龄（原古松已于2003年因病虫害而死，现有松树为此后移植而来）。古树的树龄、白塔的形制、塔身的纹饰以及大觉寺殿堂内供奉的多尊具有明代早期藏传佛教特色的佛造像，似乎都在印证着这座白塔的身世。它会不会是一座建于元代末年或明代早期的“佛塔”呢？所谓佛塔，是为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之用，而非某个僧人的真身舍利塔。另据大觉寺现藏清代道光八年（1828）文札记载，当时寺院住持真觉和尚向宛平县衙禀报大觉寺内各处建筑等渗漏、坍塌、损坏的情况，其中提到“佛塔一座，不齐。龙潭栏杆鼓闪，龙王堂瓦片脱截……”那时，大觉寺的住持把大觉寺白塔称之为“佛塔”。

　　另也有文物专家持有不同意见。凤凰网刊载《揭开大觉寺内喇嘛式僧塔之迷》一文，记述了文史专家包世轩先生在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北京大觉寺内明代具生吉祥大师萨曷拶室里僧塔考》的论文，并予以摘述。关于塔的建造情况与年代，此前从未有过确定的研究成果，包世轩先生通过塔的样式，结合历史文献予以考证，从白塔建筑的形制特征、西天印度佛教法脉传承、智光传记、司礼监右少监孔公寿塔铭等相关信息综合推论，判断此塔建于1435年，是智光国师为他死去的老师印度僧人萨曷拶室里建造的。文章进行了大篇幅旁征博引，可谓信息量极大，其推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认真学习和进一步深度考证。

大觉寺白塔塔刹局部

　　不过笔者依然有质疑之处。第一，关于该塔为智光国师师父之塔，目前依旧是推论，推理而得，不足以确断无疑，尚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搜集和科研勘测。第二，笔者观察涉及佛教建筑上的“佛”字，较为熟悉的有四座，除大觉寺白塔以外，其一为北京白塔寺白塔，元代建筑，其二为五台山白塔，建塔时间为元代亦或明代，尚有争议。这两座覆钵式塔均为佛塔，据说其塔刹上铸有“佛”字的天盘华鬘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奉皇太后李娘娘慈旨在修缮时添补而成。其三为北京灵岳寺大雄宝殿，元代建筑，檐下由额垫板处有“佛”字装饰。这些佛字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值得思考。四组建筑中，两组为佛塔，一组为佛殿，那么另一组的大觉寺塔，是高僧塔还是佛塔呢？第三，中国古代等级森严，虽有崇佛佞佛之举，但在皇权面前，尚有仪轨忌惮。大觉寺白塔所处位置为寺院中轴线最高点，远高过佛殿，且塔身有20条五爪龙，16个“佛”字，在“塔院”“塔林”专事安葬高僧遗骨祖制盛行的汉地、京师，会将一个高僧塔建于寺内，甚至无视诸多僭越之举吗？第四，现存塔身的外形，体现的只是修建时的风格特征，而在此之前，原位置处会不会有更早时期的塔？或因建筑塌毁，在原塔基处重新建塔；或因建筑残损，在塔外又修一塔？这两种情况在存世的古塔中还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塔外建塔也不是孤例，比如著名的辽宁朝阳北塔，塔心为隋唐砖塔，外层为辽代砖塔，形成了“塔包塔”的奇观；再比如北京西城区的元万松老人塔，在修缮时发现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时裹砌其内的元塔。因此，如果只研究大觉寺白塔现有的外形，恐怕不足以断定这座塔真实的起源。这些都是尚存疑惑、值得进一步细细推敲的地方。

　　至于该白塔确切的建塔年代以及功用，恐怕只能有待于求证到更明确的文字史料或者对该塔进行考古性勘测后而得出的结论了。

北京白塔寺白塔

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塔刹局部

北京门头沟区灵岳寺大雄宝殿

灵岳寺大雄宝殿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