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源为辽代。据大觉寺内现存《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石碑记载：辽咸雍四年（1068），阳台山下南安窠村（今南安河村）佛教信徒邓从贵为清水院（今大觉寺，后同）捐资三十万修缮僧舍，又募缘五十万助印大藏经一部共计五百七十九帙而藏之。

　　大觉寺创建年代是否为辽代？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迷。

　　近年有很多文章刊载或转载：大觉寺始建于辽咸雍四年，即公元1068年，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妥的。据《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石碑记载：“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然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那罗窟遂，韫性珠以无类；兜率泉清，濯惑尘而不染。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於近代。”由碑文可见，在辽咸雍四年（1068）时，这座寺院已经是“幽都之盛概”，即这一地区的风景名胜之地，已经赫赫有名了，怎么可能是创建之年呢？且碑文提到“咸雍四年三月四日，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宅……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由碑文中“修缮僧舍，印大藏经”这些信息不难推断，此时的清水院已经深具规模，且在丛林当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碑文落款“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撰”、“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大师赐紫沙门觉苑”这样的文字信息亦是佐证。“赐紫”者，始自唐、后代沿袭之官制，三品以上官员公服紫色，五品以上绯色（大红），有时官品不及而皇帝推恩特赐，准许服紫或服绯，称赐紫或赐绯，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以示尊宠。碑文所及“沙门志延”“沙门觉苑”皆为“赐紫”，可见该碑的规制等级之高。而“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大王千秋”的额题，更是进一步确凿了石碑的重要地位，即此碑的刊制与皇家有关。

　　据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2003年完成的北京辽金史迹调查成果显示，北京地区已知所存辽代碑刻仅8通，就碑石年代、形制、碑首雕刻、碑文内容、额题及碑文所涉历史人物及事件等信息而言，大觉寺之辽碑堪称北京地区现存辽碑之最。辽代碑石相关的比较，可参考2005年发表于《北京辽金文物研究》中的《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考述》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除大觉寺所存辽碑之外，关于大觉寺的创建年代，可考的古籍文献和金石碑刻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大觉寺存明宣德三年（1428）《御制大觉寺碑》：“北京旸台山故有灵泉佛寺，岁久敝甚……”寺存明成化十四年（1478）《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都城西北一舍许有山曰旸台，有寺曰灵泉……”从碑文中推知，在明宣德三年之前大觉寺曾称灵泉寺，甚至未见“清水院”记载。

　　明代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中曾载：“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寺故名灵泉佛寺，宣宗赐今名，数临幸焉，而今圮。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这是除辽碑外有史可查的最早关于“清水院”之名的记载，但对寺院历史的上限只确定为金代，此处亦可得知灵泉寺之名当是在金章宗之后、明宣德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曾经使用。

　　大觉寺存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载：“西山大觉寺者，金源别院……”寺存清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载：“大觉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灵泉寺更名……”寺存乾隆御制诗石刻：“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孙枝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另有《日下旧闻》与《钦定日下旧闻考》，几乎是原文照引了《帝京景物略》的记述：“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寺故名灵泉，宣宗易以今名，数临幸焉，今圮矣。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此后的许多方志、笔记如《春明梦余录》、光绪《顺天府志》等，均沿袭此说。其中，清代英和撰《恩福堂笔记》中，不仅记大觉寺为金之清水院，而且生动描绘了这座旧时离宫秀美的自然景观，赞誉该寺秀甲都下，名标诸寺。清代的这些题记，都只是关于“金清水院”说法的认同，大概为参考《帝京景物略》所致，明清时人一直认为大觉寺是金代清水院旧址。直到清乾隆戊戌年（1778）金石学家王昶从大觉寺龙王堂旁“寒芜落叶堆中”搜得辽碑，才真正开始有关于“辽代清水院”的记述。清水院之名，实为寺内有清泉流入而得名。

　　大觉寺内亦有金天德三年（1151）《大金国燕京宛平县阳台山清水院长老和尚塔记》石碑，仅记载“唯清水度僧，近二百数”，并未提及寺院的始建年代，只能印证金代清水院之名。

　　关于大觉寺所处山名，辽金时记作“陽台山”，明清时记作“暘台山”，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溥儒题《绮罗香·暮春暘台山大觉寺》词牌，“暘台山”之名依然使用。当代随着繁体字的摒弃，白话文的普及，时人便不再那么讲究了，不论是“暘”还是“陽”，统一以“阳台山”普行于世了。

　　至今，大觉寺确切的始建年代依然是一个迷，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考证。不过，不论是辽碑也好，寺内无量寿佛殿前千年古银杏也好，都能印证大觉寺千年以上的历史，千年古刹之名，真实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