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提到大觉寺在明代重建的背景为仁宣之治。其实，在仁宣之治外，还有更大的文化背景，那便是永宣时期的文化发展高峰。

　　在史学界，有学者将永乐与洪熙、宣德两朝合并，前后共33年，称之为永宣盛世。永宣盛世在文化领域有着不朽的成就，且不说《永乐大典》与永乐《大藏经》这些浩繁的巨型文化工程，单是“永乐甜白”“宣德炉”等文物便已让人如雷贯耳，至今仿制者仍不计其数。其实永宣时期的文化成就不止于此，其影响也深邃广阔。

（自左至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

　　永乐皇帝虽是一位马上皇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但他对明初佛教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一改洪武时期招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对此，《明史》有专门记载：“初，太祖招徕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对来京的西藏僧侣，永乐皇帝皆赐予封号、官职，并赏赐大量珍贵礼物。至宣德时期，与永乐时期佛教政策一脉相承，分封和赏赐仍继续不断。在永乐和宣德赏赐的礼物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佛像，因政治、文化和宗教需要，工艺精美，汉藏交融，具有极强的永宣时代风格，是中国古代文物精品。

　　今天，我们在大觉寺中可以看到三大菩萨像、十地菩萨像、二十诸天像、西方三圣像和海岛观音像等，均有密教或藏传佛教风格特色。根据专家判断，这些造像多具有永宣佛像特色，皆为佛造像文物中的珍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于宣德三年（1428）重建的大觉寺自然而然地烙上了永乐宣德之际的时代印记。

大觉寺西方三圣造像

大觉寺三大菩萨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