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息传递方式

　　一、源起

　　关于古代信息传递的起源，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界限，大约从文明起源开始，信息传递就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着。在中国最早的国家产生的同时，驿传系统就开始构建和发展，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生活中，从文报传递、官员接待、运输中介三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且日渐完善。驿传系统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家政治、军事需要，所以它与王权政治互为条件，既是权利拓展、军事扩张的结果，又是其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依靠人力、畜力来完成，所以它又与交通的发展相表里，既需要依赖于交通的发展、又经常成为国家修筑道路、开辟交通线路的主要动因。因此王权政治和交通是邮驿系统发展的两个基础条件。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黄帝“合符釜山”，相传黄帝曾召集诸侯在釜山（疑今河北徐水）这个地方朝会，通过查验“符契”来确认与会诸侯身份，这就是“符”作为传递信息凭证的开端。据《古今注》记载，尧设“诽谤之木”，立于交道路口，民众可以在上门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它被看做是最早的向上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期的一种通信方式。《书•胤征》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意思就是被称为“遒人”的宣令官手持木舌金玲，在各教导路口向民众宣布政府的号令与规定。这也是一种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

　　此外，有一些民族学调查资料也显示了原始社会的信息传递方式。例如，云南佤族直到解放前还使用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方式。例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给乙寨送去一个木条，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示三日内谈判解决，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通信方式也得到了考古学家的证明，在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记事骨刻与佤族木刻就十分类似。

　　随着奴隶制王朝的建立，生产力发展，交通工具进步，信息传递变得更加重要和复杂。

烽燧传递

　　二、邮驿系统

　　驿道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主通道，同时也是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传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中国历代政权都非常重视驿道的开通与修葺。商代就开始修建从商都通往各地的道路，其中主要干道宽广而平坦，十分利于马车行驶。秦统一六国，修建了“驰道”、“直道”、“新道”纵横交错，辅以栈道，灵渠，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横贯东西南北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蜀汉政权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干道，并在此基础上整治川陕驿道交通。而唐代国内驿路干线以东、西两京为轴线向外辐射，与长江、运河为主干的水驿线路，共同组成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北宋都城汴梁地处中原，政府疏通汴河、修建道路，以“四河”、“五道”为主干线，官道星罗棋布。

　　位于江西大余县与广东省南雄市交界处的梅关古道，是全国保存得最完整的古驿道。它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和珠江连接起来。古道开通后，南北交通大为改观，梅岭古道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

　　驿站

　　在我国古代政府兴办的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在主要水路交通路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处馆舍，在其中准备好食宿与车马船只，有如现在的招待所或兵站。政府官吏出行，就在馆舍之中食宿；政府公文，就由一个一个的驿站转达传递，可以由专人传送，只在驿站食宿及更换马匹等物资，也可以由每站的驿卒接力传送。如遇有紧急公文，则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以求最快的速度。

　　驿站传递是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物质载体，传递重要的军事、政治信息，保持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内部之间的有效联系，所以，驿站的设置一般都与该地区的军事战略布防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驿站还在地方经济开发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传递经济信息、农业资料、灾情，为工商贸贩提供便利，加强物质沟通。由于驿站还承担着使者往来、封贡传送的任务，在维护中央与少数民族的统辖关系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邮驿形象资料。画面中一名驿使手举木牍文书跨于马上，马匹四足腾空，做飞奔状，形象传神，再现了西北边疆驿使弛送文书的情景。

　　驿站是交通与通信发展的关键点，中国古代驿站的数量多如繁星，而这里我们只能选择一些最富盛名的古代名驿和现在遗址来介绍，以此来管窥繁荣的驿站胜景。

　　榆林驿

　　古驿站，位于延庆康庄，它位于县城西南与河北怀来县交界处。城堡为“凸”形，北为砖城，南为土城。砖城设东南二门，土城设东西二门。砖城为方形，每边长244米，土城东西长423米，南北宽245米。城墙高10米。大跃进期间康庄二十几个村子将砖拆分盖了猪圈。现在仅残存土城数段。

　　榆林驿始于西汉，兴于元明，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惟一仅存、规模最大的古驿站遗址，现存遗址距今已有748年历史。是京北交通线上的主要驿站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由蓟城(今北京)经关沟居庸关、八达岭、榆林堡通往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车马不断。到秦汉两朝，此路不断拓修，延伸至内蒙古。这条蓟城西北的干线成了帝王巡边和长城内外经济交流及民族来往的通道。到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为统一大业，把金代的中郡新建成新都，命名为“大都”(今北京)，原蒙古旧都和林改名为“上都”。在此路段设居庸、榆林、土木三个驿站，榆林驿是出居庸关后通往内蒙的主要驿站。

　　榆林驿地处半山地区，风光秀丽，驿路平坦宽阔，树木成林，驿站颇具规模。元代周伯琦在《榆林驿》中描写：“……但见柳清清，夹路忘炎昼。行旅苏汗歇，车骑藉阴覆；培植将百年，柯繁叶滋茂。驿亭当要冲，人烟纷辐辏；崇山峙南北，步障明锦绣。辇路中平平，形胜信天授；宛如道衡庐，中流望云岫。初夏别都城，攀条绝亲友；兹还秋将中，凉风满衣袖。”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仓惶西逃，曾夜宿榆林驿，食绿豆小米粥如甘饴。

　　榆林驿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驿站和古军站遗址，既是北京邮驿文化的历史见证和重要载体，又是研究北京邮驿史、北京军事史、北京交通史等方面的重要证据和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龙场九驿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加强边疆地区邮驿设施建设。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奢香夫人修建“龙场九驿”的故事。贵州彝族土司，明宣慰使霭翠的妻子奢香，在其夫去世后继续掌管彝族部落，并接受明政府管辖。明都督马烨专横跋扈，有意侮辱奢香，还肆意凌辱和压迫彝族百姓。奢香夫人忍辱负重，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亲赴京城，与朱元璋达成协议，在其管区开山劈岭，修建驿道以换取一方平安。奢香夫人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贵州高原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沿途修建龙场驿为首的九座驿站，被合称作“龙场九驿”。

　　奢香夫人主持开辟的驿道，成为纵横贵州以达云南、四川、湖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状况，沟通了边疆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增进了汉民族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交流。奢香大力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耕织、文化技术，接纳汉儒，兴办宣尉司学，奖励耕织，倡导各民族平等共存，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奢香卒，谥“大明顺德夫人”。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曾作诗称赞奢香的功绩：“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龙场九驿”成为奢香夫人为国为民建树辉煌的一座丰碑。阁鸦现尚存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4米的石板路古驿道，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离古驿道不远的大方县城北郊的云龙山下建有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奢香墓和奢香博物馆。

　　盂城驿

　　盂城驿位于江苏省高邮市，是目前全国规模较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盂城驿是在元代秦淮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洪武年（1376）间改称盂城驿，嘉靖（1557）三十六年毁于倭火，隆庆二年（1568）重建。据记载，盂城驿在鼎盛时期有厅房100多间，驿马65匹，驿船18条，驿夫200余人。除驿站本身的牌楼、照壁、鼓楼、厅房、库房、廊房、马房等外，临里运河堤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驿内有秦邮公馆，驿北有驿丞宅等房屋、东南有驿马饮水塘。

　　皇华厅又称正厅，为五开间明代建筑，其功能为传宣政令的场所，驿站管理中心。  皇华厅中三间屏门止方悬挂“皇华厅”匾额，下方为“明、高邮州城图”，两侧悬挂“消息通灵会心不远，置邮传令盛德留行”的联。

　　驻节堂又称后厅，整个建筑的梁柱为明代驿站遗存，是盂城驿的精华所在，雕刻图案精改剔透，寓意去。本堂为四方宾客接待的地方。屏门上方悬挂“驻节堂”匾额，东西房为古色古香的寝房。后院为驿卒舍和库房厨房等地。

　　鼓楼为十字脊重两层的古建筑，是驿站值更守夜，站岗望，传鼓报的制高点，亦是今天盂城驿的形象标志物。

　　盂城驿基本涵盖了传递公文、政府接待、漕运及押解犯人等驿站四大功能，堪称中国古代驿站之“标本”。

　　驿传交通方式

　　由于历史条件、经济发展、交通工具以及传递要求的不同，中国古代驿递系统曾采用各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步递，以步行传递邮书的方式。步递是早期驿递的主要方式，即使在先进交通方式普及之后，步递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驿递交通方式。步递从役者在不同朝代被称为“轻足”、“旱夫”、“急脚”、“急足”等。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步递的记载，商王祖庚时一位役使花了48天到达传驿目的地，行程共计1200里左右。

　　驿马，专门用于驿递的马匹。据文献记载驿马自西汉以来普遍得到使用，大大提高了邮驿的效率，是驿传系统中使用最多的畜力。晚唐诗人杜牧有一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故事说的是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动用国家驿传系统为她运送新鲜荔枝，诗中的“骑”指的就是驿马。由于荔枝要从遥远的南方运送到京师，而它保鲜期限非常短，所以需要非常快的速度，由此可见当时驿马的传驿效率非常高。

　　除了驿马之外，驿传用畜还包括驿牛、驿驴、驿狗、驿驼等。

　　驿车，也称传车，以车辆用于邮驿，是一种效率较高的交通方式。特别是在装运货物、运送客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驿船，水驿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得到显著发展的邮驿形式。长期以来，水路驿传一直是陆路驿传的重要补充。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长江以南转移，驿船的作用就更加突显出来。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在他的诗中形容驿船是：“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

　　快递——急递铺

　　两宋时期驿馆职能分工更加细致，在原有邮驿系统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军邮形式的快递，称为“急递铺”或“急脚递”，据说能“日行四百里”。今安徽省安吉县有一个递铺镇，它就是因在宋代曾设急递铺而得名的。

　　急递铺这种快递形式被后世所继承，金元明各代均有设置和发展。在元朝是达到昌盛，其制度之完备、组织之严密、网络之发达，远超宋朝，它几乎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信使们身系铃铛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以铃声报知他们的位置，一站一站地接力传递，速度非常快，平常十天的行程他们只需要两天就能完成。

　　与中国古代邮驿系统的相关汉字

　　“堞”——商代驿站。

　　“次”——商代驿站。

　　“羁”——商代驿站。

　　“传”——西周以车传递，称为传。

　　“邮”——西周边境传书机构，秦代驿站，清代是负责传递信息公文的系统。

　　“徒”——西周急行步传谓之“徒”。

　　“庐”——西周时期驿站

　　“委”——西周储存邮驿物质的地方。

　　“市”——西周时期驿站。

　　“遽”——就是驿站，战国时有骑马通信的含义。

　　“驲”——驿车或驿马。

　　“亭”——秦代驿站。

　　“递”——宋代专门传递政府公文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

　　“铺”——宋代驿站。

　　“站”——元代驿站。

　　“驿”——清代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兼有旅社、招待所的功能。

　　三、声光通信

　　相传早在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中就使用了号角，即用动物的角吹奏出声音来进行通信联络。此后，逐渐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声光通讯手段，包括旗、鼓、金等。这些通信方式跨越了历史的长河，直到今天仍在一些特殊场合中被使用。

　　据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时候，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史学家郭沫若和陈梦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专著中，几次引到“[壴女]”这个词。郭老说此词“读若戚”，“其字形像于鼓”，好像旁边有人跪而戍守(《卜辞通纂考释》第431、512、513片)。陈梦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击鼓之人。通过响亮的鼓声，“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殷虚卜辞综述》239页)。这是一种古代的边报。此字的频繁出现，说明商代末年已出现了有组织的音传通信活动，最广泛的使用是在当时的边境地区。

　　金（锣）是另一种重要的声音传讯工具，它是一种铜制圆形打击乐器，主要在退兵时使用，所以有了“鸣金收兵”的说法。

　　春秋时期，声光通信活动越来越被军事家所广泛采用。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与旌旗喻为“一人之耳目”，孙膑在兵法中明确说明：在发现敌情时，“夜则举鼓，昼则举旗”。

　　有一个声光通信的小故事，楚厉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宫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纷纷拿起武器集结在王宫门前。结果楚厉王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说明情况。由此可见楚国在利用声光通信方面的效率非常高。

古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四、烽燧

　　烽燧是我国古代主要用来从边境向内地传递战争警报的重要通信设施和手段。烽燧始于周代一直沿用至清。

　　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火台等，《后唐书·光武帝纪下》中这样解释：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置其中，命低之，有寇即燃之，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意思就是说，建土高台，在中间存柴薪，白天遇到敌人时燃烟警告，晚上则举火。

　　周代边疆一带设置了很多烽火台，烽火台用石头堆砌而成，高出地面约7米，每个烽火台相隔5里左右，台台相望。平时台上堆满柴薪与狼粪，由士兵昼夜看守。狼粪燃烧时产生的黑烟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见，因此燧有时也被称为狼烟。当一个烽火台报警，相邻的烽火台发现之后就会立即燃起烽燧，如此接力，将军情传向远方。

　　“烽火戏诸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周幽王昏庸暴烈，他非常宠爱一位叫做褒姒的妃子，但褒姒终日郁郁寡欢，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便命令士兵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遇险。各路诸侯慌忙前来救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后来当西戎进攻镐京的时候，周幽王再次点燃烽火，但是诸侯们都不愿相信，没有及时赶来救援，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完整的烽火传递军情的制度。

　　战国时期烽燧系统更加发达，使用普遍，各国边境都设有烽火台。到了汉代，烽燧组织规模庞大，由城、彰、部、燧等不同形式组成，这些机构按照行政区域由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太守管辖。太守以下设各级军官，并配有一定数量的兵卒来管理，其职责是瞭望、侦查敌情，发布和传递警报。目前在甘肃、新疆、内蒙、宁夏等地均存有汉代烽火台遗址。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木简，详细记录了烽火使用的规则，是研究汉代烽燧制度的重要史料。新疆克孜尔尕哈烽燧始建于汉代，是保存完好的夯土烽燧遗址。它是底宽上窄的方柱体，土夯木骨结构，顶层建有用于瞭望的望楼。《汉书·匈奴传》中写道：“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这说明，烽燧为汉朝巩固边防起到重要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烽火通信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利用烟火传递敌人入侵警报等军事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吴国在长江一侧设置烽燧，组织起高速的沿江通信。烽火不仅可以报警，还可以传递简单的战术信息，预先约定烽火信号，在战时可为己方部队交换情报，配合战术。但是如果烽火信号被敌方破译并加以利用，则会直接导致战斗的失败。这一点在《三国志》中有所记载。

　　唐诗是我国文化的一支瑰宝，唐诗中有许多描写烽燧传军情的诗句，例如“百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郊河”《古从军行》；“桔槔烽火昼不灭，客路遥遥信难越”《乐府杂曲》；“烽火照西京，心中不自平”《从军行》。这些诗句都反映了烽燧在军事信息通信中的重要作用。

　　五、符信

　　普遍使用符信作为通信凭证，是驿传制度的一个重要进步。符节在战国时期得到普遍使用。符由金、玉、铜、竹、木等多种材料制成，形状各异，以虎型最具代表性。大多数符都是一分为二，一半存于朝廷，一半存于外官。当使者手持半符与外官相对时，即可传递信息。

　　战国时期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前259年，秦军包围了赵都邯郸。魏王于是派出晋鄙率十万大军援赵。晋鄙进驻汤阴，因为害怕秦军而不敢向前。于是，魏公子无忌串通魏安釐王的妃子如姬，盗出虎符。信陵君以虎符假传王命，又以刺客朱亥锤杀晋鄙，夺取军权，与楚军联合，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虎符乃是调兵遣将的信物。

　　《周礼》载：“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郑玄注：“符节者，如今宫中诸官诏符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持有符节者享有相应的特权，因此对符节的管理也非常严厉，以防止滥用。

　　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了一枚秦代铜质“杜虎符”，该符上刻有铭文，说明右半符存于君王处，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左符要与右符会合后，方能行军令。

　　唐代驿使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出示特殊凭证，驿使发遣均要领取符券。唐代符券共分四种，分别为纸劵、角符、传符和银牌。

　　宋代，将银牌代替驿劵作为驿路凭证，后来又发展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宋史·舆服志六》记载：“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金字规定日行500里，常用于军情紧急时发送御前急件。青字牌黄底青字，日行350里，枢密院作为“军期急速文字牌”。红字牌黑底红字，日行300里，为枢密院所用。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抗金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在秦桧的挑唆下，一日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在前线作战的岳飞招回临安。岳飞见金牌，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同年十一月，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岳云父子绞死于风波亭上。这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而此处的金牌就是上文提到的“金字牌”。

　　辽代通信也已建立凭信制度，其凭信物主要有两种，金鱼符与银牌。据《辽史》记载金鱼符为黄金铸造，是一种兵符。辽代银牌上刻“宜速”和“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日夜加急，最快速度能达700里每日，银牌所至，如皇帝亲临。辽代所铸银牌品种、质量与数量都是中国符牌史之最，“敕宜速”符牌有纯金、银鎏金、铜鎏金、纯银四种，按照尺寸、重量等不同规格划分任务和持牌人享受的待遇。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枚“敕燃马牌”。圆形，套合式，由两个圆形铜牌组成，直径14.7cm，带銎长18.5 cm，盖上镌刻西夏文“敕燃马牌”4字，圆牌部分上下有符嵌，二者相扣时可相互咬合形成一个整体。“敕燃马牌”制作精湛，极富观赏价值，它是西夏王朝传达紧急军令时的信牌，也是官府传递文书、传达命令时使者身份的证明。

　　元代符牌种类也很丰富，有金银字圆牌、“海青牌”、“铺马圣旨”等。其中“铺马圣旨”是一种纸质的传送印信，即驿券。“海青牌”是一种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元代符牌，牌上刻海东青图样，此种牌符仅限于通报紧急军情。海青牌持有者往往有特别的权力，佩戴海青牌还可不经由正站(驿站)而由望云站(专为传递紧急军情而立的驿站),取捷径往返。

　　明代调动军队使用用宝金牌和调发走马符牌，奏报军情使用火牌，使用牌符有着严格的勘合、符验制度，保证了及时准确地调动部队、传递军情。

　　清代邮符分勘合、火牌两种，官员驿弛用勘合，兵役弛驿用火牌，加发兵部火票。

　　六、空中通信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是一种利用飞鸟传递信息的方式。

　　汉武帝时期，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并把它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0年后，汉朝与匈奴和亲，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把苏武的情况密告汉使，并设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皇帝打猎射得一雁，雁足上绑有书信，叙说苏武在某个沼泽地带牧羊。单于听后，只有让苏武回汉。后来，人们就用鸿雁比喻书信和传递书信的人。

　　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有关于“鸿雁传书”的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

　　飞鸽传书

　　相比鸿雁传书，用信鸽传递消息的方式则更加普遍。于鸿雁传说不同，文献上有许多关于使用信鸽传递消息的记载。

　　五代后周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辟有“传书鸽”章节，书中称：“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说。”张九龄被看做是使用信鸽的第一人。

　　除张九龄的传书鸽外，唐代还有一种由海外商人带来的舶鸽。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载：“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李肇撰《唐国史•卷下》也有舶鸽的记录：“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人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宋江少虞撰《事实类苑•鸽寄书》：“古诗云：袖中有短书，欲寄双飞燕。诗意以燕春去秋来，似可寄书，故偶然耳。今人则养鸽通信，皆非虚言也。虽至外数千里，纵之辄能还家。蜀人有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达。及贾人船浮海，亦以鸽通信。”可见在宋代信鸽通讯已成为一种民间通信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风筝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做纸鸢，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据宋朝高承《事物原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梁武帝萧衍曾被敌将侯景围困在台城，粮草断绝，形势危急。城外虽有援军，但城池受困，无法联系，手下将军羊侃献计，把救驾密诏，藏于风筝中，顺着风筝力放到城外，搬取救兵。当即由太子萧纲在太极殿前，把风筝放出。可惜风筝放出，就被侯景发觉，命部下乱箭射下。救驾密诏落于后手，羊侃和武帝远远望见，也束手无策。

　　七、衰败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重视驿递，是因为驿递事务大都与国家军机要务相联系，直接为统治政权服务，并且有明显的军事使命和保卫边疆的职能。古代邮驿系统是朝廷地方实施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近代西方邮政制度和电信技术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传统邮驿系统内部弊端越来越突出，管理不善，贪腐盛行，效率低下。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的起步和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开始启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诏命设立邮传部以掌管轮船、铁路、电讯、邮政事业，原有的驿递系统的使命终于走到历史的尽头。1912年5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古老的中国在邮驿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邮政的时代开始了。

　　旗语

　　中国是世界上出现旗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后期起即以旗帜作为聚集族人的标志。旗语是利用旗帜传递信号的沟通方式，在古代通常用于表明身份或指明方向，指挥军队作战。

　　随着旗帜传递信息日趋复杂，旗帜的种类非常多样，据《周礼》载周代旗就分为有“常、旆、旜、物、旗、旌”等九类；《墨子》旗帜篇中记载关于守城的指挥旗就有十种；而《武备志》中所绘军阵用旗达到有88种之多。不同的形制和图案决定了旗帜不同的功能。

　　旗帜常常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标志，也可以是等级标志。例如清代八旗，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表明军队的身份。

　　在军事活动中，旗帜有号令的作用。兵书《六韬•虎韬》中记载：“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这说明了旗语在军队作战中的运用。而三国时期，旗语通信运用扩展到战船上，《太平御览•诸葛亮军令》记载：“闻擂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战，不进者斩。闻金音，举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斩。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中记载：“有所征伐，作五彩牙幢。青牙旗引往东，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黄牙旗引往中。”表明旗帜可以在战争中指引进攻的方向。此外，旗帜还可以指挥军阵队形变化，这一点在许多兵书中都有所记载。

　　孔明灯又叫天灯，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始形态的热气球。它先用很轻的竹篾扎成框架，再用纸糊严，并在下面留口。然后在灯笼的下面固定一个小碟，碟内放入燃料．点燃后，当灯笼内的空气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灯笼就能腾空而起。

　　相传孔明灯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发明的。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在平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他就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后来果然脱险，于是后人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

　　清代台湾十分地区土匪为患，由于地处山区，所以村民都躲进山中避难,待土匪走后，留守在村中的人，就在夜间施放孔明灯灯作为信号，告知山上避难的村民，可以下山回家了。此后放孔明灯就成为当地一种风俗，每年元宵节，村民们都会放孔明灯来祈求平安。

　　家书传递

　　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是战国末期的木简，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给家里的信。从汉代开始，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纸张的出现，家书应用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明代以前多托人捎带家书 ；明代永乐年间，才开始出现专门办理民间信件邮寄的民信局。 第一家民信局就出现于当时商业最发达的浙江宁波，后来逐渐出现在沿海各通商口岸和内地各商业城市。至清代同治、咸丰、光绪年间，全国大小民信局达数千家，机构遍布国内及海外华侨聚居区，形成内地信局、轮船信局和专门为南洋侨民服务的侨批局交织的民间通信网。清末，新式邮局出现，家书开始通过邮政寄递。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出自明代诗人袁凯的《京师得家书》。

　　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小故事

　　“烽火戏诸侯”：周幽王昏庸暴烈，他非常宠爱一位叫做褒姒的妃子，但褒姒终日郁郁寡欢，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便命令士兵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遇险。各路诸侯慌忙前来救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后来当西戎进攻镐京的时候，周幽王再次点燃烽火，但是诸侯们都不愿相信，没有及时赶来救援，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完整的烽火传递军情的制度。

　　岳飞与十二道金牌：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取得了抗金节节胜利。这个时候，宋高宗却在秦桧的挑唆下，一日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在前线作战的岳飞招回临安。岳飞见金牌，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同年十一月，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岳云父子绞死于风波亭上。这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而此处的金牌就是上文提到的“金字牌”。

　　“一骑红尘妃子笑”：据传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听说海南的荔枝要比四川产的荔枝好吃，便向唐玄宗撒娇，想吃海南的荔枝。可是，当时交通不便，海南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运得慢了，荔枝就会腐烂。于是，唐玄宗为了博得杨贵妃一笑，传令快马日夜兼程将海南的荔枝送往长安，路途中累死了多少匹战马，士兵们流了多少汗水，为的却是令妃子一笑。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唐代驿传系统极高的传递效率。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清代邮差号坎清代驿路时期，是靠步班邮路传递邮件的，除了传递官方文书外，民间信件、包裹，还有汇兑及现金传递等，多由民信局的邮差肩挑步行传递，当时的邮差也有了自己的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