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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骥——徐悲鸿两幅“相马”题材画作所涉民国教育史实钩沉

发布时间:2026年03月20日

杜永梅

  徐悲鸿一生,曾多次以“相马”类题材入画,如《伯乐相马图》《九方皋》等。徐悲鸿纪念馆藏有他作于1931年的一幅《九方皋》,该幅就题有“七次写此”字样。该类题材的系列画作,徐悲鸿自己颇为满意,1939年他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发表《历史画之困难——答陈振夏先生》一文中就曾讲道:“拙作较成功者,至今尚以《九方皋》为第一,惜知音不多。”而这一系列的作品,徐悲鸿多赠予他人。笔者在检索这批作品的保存情况过程中,发现其中两幅的创作与赠予,涉及了民国时期教育发展情况,现略作钩沉,就教于方家。

  一、“石曾先生雅教”大学院制下徐悲鸿的掌校生涯

  2020年初南京博物院策划了“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其中收入了原收藏于天津博物院的一幅《九方皋》(图一),该幅画作是徐悲鸿于1928年赠予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的。

  “九方皋”之说出自《列子•说符》,内容为伯乐向秦穆公推荐同样擅长相马的九方皋,而九方皋也不负伯乐看重,果然为秦穆公觅得千里驹。徐悲鸿因何对这一题材如此着意,我们有必要将这段故事全文引述如下: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图一 天津博物院藏《九方皋》(1928年)

  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可做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伯乐对九方皋的举荐,体现的是伯乐选人的眼光;二是九方皋果然不负伯乐的看重,确是相马的良才,体现的是九方皋相马的眼光;三是真正的千里驹又岂能以外表所见来判定,通过伯乐对秦穆公的答复,道出了为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其中的究竟。

  读过这段文字,再来看徐悲鸿此番赠画之举,当有以“画”作为“敲门砖”的自荐之意。从时间节点来看,该幅作品的创作恰逢徐悲鸿八年留法结束归国,此时他的“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已经有了坚实的西画学习根基而获得了落地的资本,找到这个“地”,应该是他创作“九方皋”作品最直接的原因。

  据王震先生《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此图高172厘米,宽184厘米,为两张相接。画面左边画一人一马,马前蹄腾起,昂首嘶鸣,以墨块凸显马匹肌肉隆凸的样貌。旁站一人为牵马者,左手持缰,右手执鞭。右边站立一老一少,老者应为九方皋。左上角题:“九方皋,乙卯岁阑,悲鸿写奉石曾先生雅教。”右下角题:“尊德行,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而此次展览中提供的画幅尺寸与王震先生所言略有出入,为纸本设色,纵175厘米,横190厘米,题款言及的创作时间也有不同,我们当以展览亲见为准。此次展出的作品,题款时间为“丁卯岁阑”,丁卯年岁末,已经是1928年年初了。这幅作品曾经发表在《艺风》杂志1934年卷2第6期上。此时徐悲鸿画马技艺已渐具特色,白额提亮这一特征已甚为明显。

  1.李石曾其人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县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

  李石曾生逢晚清政局风雨飘摇之际,目睹了清廷日益成为列强“刀下鱼肉”的过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李石曾随家人离京南下赴沪。1902年以公使随从身份赴法,190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巴黎分会,并在《新世纪》周刊上,用“真”或“真民”为署名发文,反对帝国主义,介绍各国革命浪潮。该刊由张静江出资创办,在留欧学生中影响很大。

  李石曾于1911年回国,之后尚有多次较长时间留驻法国的机会。正是这长达十几年的法国学习、生活经历,使得李石曾对西方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有了全面的认识。在此期间,他已留意于勤工俭学活动。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静江、蔡元培也当选为该委委员。1927年蒋介石集团“清党”,在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争夺政权过程中,李、张、吴、蔡支持蒋介石,成为后来的民国“四大元老”。但李石曾本人,却并不好政治操弄,终其一生,都过得极为简朴。尤其是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李石曾更是主要功臣。1924年10月,冯玉祥进军北京后,将溥仪驱逐出宫,李石曾出任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积极筹备清点事宜,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十八条,确保了皇家宫苑私藏向公共艺术博物馆的转变。抗战爆发后,李石曾通过自己国外留学生活积累的各种资源,向国际社会呼吁,从舆论上讨伐日本侵略者。

  李石曾一生,都和国家命运起伏相随,在现代史政治史上参与度不低。但他一生最着意者,莫过于社会教育。由他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了当时一代中国人改变家国命运的契机。而他与吴稚晖、蔡元培一道倡议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虽可说落地即遭坎坷之命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一制度,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其想法之先进、实行过程中之艰难,都值得认真总结。也正是在此制度实行期间,李石曾与徐悲鸿有了最重要的一次接触。

  2.李石曾与徐悲鸿的交往

  徐悲鸿与李石曾的初识,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最早的记录是1918年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任导师期间。正是在此期间,徐悲鸿与同在研究会任教的李石曾相熟。之后,李石曾致力于推动勤工俭学事业,为此,创立孔德学校,邀徐悲鸿做义务美术教师,蒋碧微曾去教授音乐

  1927年徐悲鸿第二次往新加坡筹措旅费期间,因蒋碧微怀孕,最终决定将所得费用以为回国安家之用。之后,便彻底结束了自己的留学历程,1927年8月末,直接从新加坡乘船回国。正是在回程的船上,徐悲鸿与李石曾重逢,并专门为其绘素描像(图二),题曰:“丁卯中秋写石曾先生于中国海舟次。”

图二 徐悲鸿纪念馆藏李石曾头像素描 (1927年)

  徐悲鸿回国后,最初定居在上海。据蒋碧微回忆,“这时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注:李石曾、吴稚晖),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为张静江所作素描像(图三),题云:“丁卯初冬写静江先生”

图三 徐悲鸿纪念馆藏张静江头像素描

  应该就在这时,徐悲鸿创作了第一张《九方皋相马图》,送给李石曾。

  3.筋疲力竭尚难满学生希望——北平大学区时代徐悲鸿的掌校生涯

  徐悲鸿与李石曾最值得提起的交往,就是1928年底徐悲鸿受李石曾邀请,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但徐悲鸿的这次任职,可以说是兴冲冲而来,败兴而归。这一结局,表面看来是徐悲鸿提出的将“艺术学院”改名为“美术学院”引起学生不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可视作当时国民党推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失败的先声。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李石曾与吴稚晖、蔡元培一起筹划以大学院制代替教育部。所谓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就是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统一领导全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区设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最初决定试行于江苏、浙江两省,广东缓行。事实上广东一直没有真正实行。1928年8月16日,大学委员会又设立“北平大学区”,由李石曾出任北平大学校长。但北平分会直到11月10日才正式通过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规程。将国立九校(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这九所学校都由教育部拨款,故有“国立”之称),连同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等改组为十个学院、一个专修馆及文理两预科。11月,经南京国民政府修订,北平大学改组为十一个学院。徐悲鸿接受李石曾邀请,出任其中的艺术学院院长一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推行的目的在于用“教育学术化”来改变“教育官僚化”。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成了国民党内各派别互相倾轧的工具,加之每一大学区内设一所大学来统领本学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就极易导致大学与中小学在经费上的争夺。而这所大学还要合并诸多学校形成巨无霸,如北平大学,不仅合并诸多学校,还涉及了当时的天津、河北、热河等地的学校,更是矛盾重重。可以说,这一制度从实行伊始,就学潮不断。从中央大学学生学潮,到北平大学学生为恢复“北京大学”称呼而不断爆发的学潮,几无一日安宁。1928年11月29日,北平大学学生500余人手持“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等旗帜,大举游行示威,并捣毁北平大学办事处,砸碎“北平大学办公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个牌子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取消大学院,改设教育部,大学区制随之名存实亡。1929年6月19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教育部关于更改北平大学院名称,恢复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案。北大学院独立,仍称国立北京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第二工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艺术学院独立,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旋将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划归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管辖,并令北平大学各学院院长转任副校长。自此,北平大学区不复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徐悲鸿当时接受李石曾的邀请,执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从这一决定伊始,他就已经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中。此时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因国民政府大学区制推行过程中的重重问题,引发了北大学生以恢复学校为名的大力抵制,而李石曾恰恰是大学区制的坚定推行者,同时也是北平大学的校长。徐悲鸿受到波及,几乎是不可避免。

  当时的报章对徐悲鸿任职一事有相关报道。我们也可以从他与友人的信件往来中寻觅徐悲鸿这次任职的具体情况。

  1928年10月,徐悲鸿接到李石曾的邀请,11月14日,徐悲鸿抵平向北平大学报到。15日,正式接任艺术学院院长之职。11月21日(十月初十日)致冯武越一函

  弟此次弄假成真,遂长艺院。自维浅陋,愧何待言!乃蒙奖饰,其阿好之过耶?拙作皆存沪寓,此次仅携小幅数纸,聊呈一二,以寄远思。明春将携眷来平,尊状在仲子兄处询悉,佳善,想著述宏富,文祺畅茂,优雅纳滞等论于尺幅,为社针砭也。

  此次徐悲鸿北上掌校,仅历经三个月,中间尚有农历春节。但就是在这三个月期间,徐悲鸿已向王个簃、黄宾虹、陈子奋等人发出邀请,同时“三请齐白石”到校任教。

  有关徐悲鸿1928年底到1929年初就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事,当时的《北平日报》多有报道。与徐悲鸿的短暂任期相伴随出现在报纸上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学生请愿活动:

  1928年12月23日第4版

  徐悲鸿请改设美术学院向大学委员分会提出议案并请拨瀛台全部做美术馆

  1928年12月25日第4版

  北平大学昨开校务会议校旗校徽由徐悲鸿设计本学期学费仍照章征收

  1929年1月19日第4版

  徐悲鸿辞艺术院长筋疲力竭尚难满学生希望

  1929年1月24日第4版

  徐悲鸿辞职原呈为办事棘手

  当时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设立有中西画系各两班,戏剧、音乐、图案三系各两班,全院共有学生200余人。徐悲鸿到任后,除积极筹设建筑、雕刻两系外,又认为艺术学院名称不妥,于同年12月23日,向北平大学委员会分会提出意见,请求改为美术学院。他从艺的本义出发,认为“艺”指致用之学,属于百工技巧一类。“艺字之义,在古训为致用之学,如六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游于艺者,亦别于道,于德于仁之蕴衍于中之天性而言,故训艺为业,亦无不可。”又举出国外诸多美术院校之名,皆以“美术”冠之,为自己的提议张目。“名不正,不特言不顺,即精神亦有背谬之虞。夫一国最高学术机关,且不能自正其名,得毋贻讥于世之大雅君子。用敢疏解本末,恳贵会付议纠正,俾资率从,实为学术前途之幸。”现在看来,徐悲鸿对于“艺”的理解不免偏狭,但他对于美术作品应有其“style”,意即“风格”,这一点却是一语中的。但当时的学生在请愿中认为徐悲鸿这一提议有将音乐、戏剧系分离出去的企图,遂于29日向徐悲鸿提出如下要求:“一、财务公开,十一月及十二月份之收支各费用,续于本月底公布之;二、反对改‘艺术学院’为‘美术学院’;三、续招新生,本会推举代表协同教职员组织招生委员会,以防流弊,须准以前落第学生覆试。”1929年1月18日,徐悲鸿在艺术学院学生召集的大会上,正式提出辞职,1月22日,学生提出由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代理艺术院院长,1929年1月24日,《北平日报》登载了徐悲鸿的辞呈原文:“呈为办事棘手,恳请卸职事,窃悲鸿自承长院之命,满提勉竭驽钝,于艺术教育有所发扬,无外汲深绳短,力不从心,诸各院址之扩充,经费之增加,均非仓卒间能谋其实现者,少数学生竟引为口实,鼓动风潮,而且造为捕风捉影之谈,恣意攻讦,悲鸿纵自有人格,不容污蔑,然而掣肘频仍,良虞莠越,以研究艺术之最高学府,竟有如此铸张为幼,自忘其使命之学生,劫持其间,悲鸿严迪无术,口击心,操之过急,则风潮鼓动,或至影响于全体生徒学业,曲予纵容,不加取缔,悲鸿又何以自对良心,思忖再四,唯有恳请准予卸职,籍避贤路,实为公使,谨呈北京大学校长李(石曾)、副校长李(书华),艺术院院长徐悲鸿。”《北平日报》1929年2月2日第4版即登载了“徐悲鸿辞职已照准”的消息。

  二、“赠钟品梅《伯乐相马图》”民国边疆教育举措管窥

  有关“相马”题材画作的创作情况,尚有其他记载值得勾勒,那就是1942年徐悲鸿在云南的艺术生活。在此期间,徐悲鸿再作《九方皋》,而此次的赠予,牵出了国民党建都南京后推行的边疆教育举措。

  1.徐悲鸿在云南

  1939—1942年,徐悲鸿旅居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举办画展以为抗战筹款。1941年11月,徐悲鸿受美国援华总会邀请,正欲赴美举办画展。但就在赴美前夕,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局骤变,赴美计划落空,徐悲鸿只得匆匆取道缅甸回国。1942年春到达保山,略作休息后,到达大理,并在大理停留月余。正是在大理期间,他又有“九方皋”相关题材的创作,“给国立师范校长钟品梅画《伯乐相马》,赠李世祥《九方皋》《马》二幅”。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找到画作的具体收藏情况,只能将当时创作的人事略作勾连,以确保文章内容的完整。

  2009年云南省博物馆联合广西省博物馆举办了“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展,集中展出了两馆收藏的徐悲鸿画作。通过这些画作及相关研究文章,我们可以大略看出徐悲鸿当时在云南的生活、创作及画展举办等情况。在大理期间,徐悲鸿受到老朋友赵诚伯的热情款待。赵诚伯住处院内花木葱茏,时有松鼠出没。赵诚伯就捉了松鼠为徐悲鸿的《松鼠图》做“模特”,作品题记中记载了此中乐趣:“大理军署为杜文秀帅府,岁壬午诚伯长兄驻节于此庭后,此物特多,生擒其一充我画材,既竟放之,亦快事也,悲鸿并记。”分别后,徐悲鸿还赠赵诚伯诗一首,怀念在大理的情景:“风流儒雅赵使君,文章屈宋与争衡。苍山之下杜王府,剪烛倾谈罢不能。”

  2.从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到大理国立师范学校

  这里我们有必要追述大理国立师范学校的具体情况,便于我们了解徐悲鸿因何再作《九方皋》。

  大理国立师范学校的前身为国民党创立的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这所学校的设立是国民党建都南京后积极推行边疆教育的结果。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经过第二次北伐,实现了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加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极为重要的任务。为此,首先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等特别区改建行省。随之确立了“以实行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的边疆开发政策。时任中央政校蒙藏学校主任的何玉书就认为:“将来无论为推行政治、开发西北、军固国防,均非从边省教育着手不可。益以边疆幅员广阔……非谋统一民族意志及树立中心思想不可。而统一民族意志、树立中心思想,仍非赖教育之力不为功。”通过设立边疆学校,推进边疆教育,来制衡地方势力、应对列强对边疆地区的觊觎,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近期目标是委托中央政治学校设立蒙藏特别班、蒙藏学校;远期目标则是利用国家财政划拨的党务费、教育费等,在张家口、兰州、宁夏、迪化、伊犁、丽江等边疆各省要地设立中央政治学校分校。而最终随着时局的发展,尤其是抗战局势的变化,历经1934—1939年,最终设立的是中央政治学校包头、肃州、西宁、康定、大理五分校,形成一总校五分校格局。

  大理分校筹建最晚。1937年冬,中央政校请教育系主任汪懋祖赴滇筹备,经过考察与接洽,最终选定大理城北东岳庙为校址,1938年夏校舍改建基本完成,1939年春招录简师一班、初中两班、初级实用职业一班,学生160余人,3月下旬开学

  从这五处地点的选择,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政府筹建的中央政校五分校,均设于边疆要塞,就是要加强边疆地区向心力,巩固与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培植中央势力以制衡地方势力,应对列强对边疆地区的觊觎。从中央政治学校的设立到各分校的建设,都贯穿了国民党训政时期思想,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1927年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当年 8月开办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该校用以专门培养基层党务干部。1929年6月,该校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简称“中央政校”),校长为蒋介石,丁惟芬、余井塘、吴挹峰分任教育、教务、总务主任,并与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邵力子、罗家伦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据戴季陶讲,国民党中央委托开办西康班“大概有两个意义”,那就是“建设国家与建设地方”,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各位的思想意志统一,所信仰的主义必须统一”,其次要求得实际知识的补充,“把书本上的知识求社会实际事务有互相贯通”,以便回籍“做思想上知识上开荒的工作”。但也不能否认,这一政策的推行对于边疆地区教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大理分校向国立大理师范学校的转变是在1940年前后。鉴于党务与教育事务重叠导致各校官僚做派蔓延,经费来源时有不继的弊端,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的蒋介石批示“党不能办职业学校,学校应交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经费由教育部会计处拨发”。中央组织部及中央政校所办各校均于1940年后移交教育部接办。据记载,教育部1939年12月奉令接办康定分校,更名国立康定师范,1940年2月接办西宁分校,更名国立西宁师范,1941年8月接办边疆学校、肃州分校,更名国立边疆学校、国立肃州师范,10月接办大理分校,更名国立大理师范

  3.钟品梅其人

  关于大理国立师范学校校长钟品梅,笔者查阅了当时《政治学校校刊》《益世报》《云南日报》等报纸杂志,认为就是当时的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校长钟志鹏(1941—1945年间在任)。

  钟志鹏(1909—1997),广东梅州兴宁城镇人。在兴宁县兴民中学读书期间,就与罗志渊等组织“读书会”。1924年冬钟志鹏毕业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党校。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沪、宁各大学相继停课,钟志鹏与罗晋淮等回乡创办兴宁《时事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次年夏钟志鹏毕业后,历任安徽涡阳县教育局局长、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四川三台高级中学校长、国立云南大理师范学校校长(1941—1945)、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总编辑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广州市党部委员,创办《革新评论》。1949年夏,携全家赴香港,随后应邀前往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1952年,出任该地华侨学校校长。1956年,调往美里中学任校长。他深感当地华侨、华裔及其子女对祖国历史文化多茫然无知,于是提倡宣传祖国历史文化,提高文化观念认同的办学方针,深受广大华侨所爱戴。从以上经历来看,钟志鹏正是在1941—1945年间就任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校长一职,应即是前面提到的徐悲鸿为其画《伯乐相马》的“国立师范校长钟品梅”。

  徐悲鸿1942年赠与钟品梅的《伯乐相马图》,与前述《九方皋》创作意图已有不同。此时的徐悲鸿,“一意孤行”实践中国画的改良,可以说已是名重一时,并已培养出众多画坛“千里马”,再作《九方皋》,应该是对这一钟爱题材的继承,并以此作为人际沟通的工具。以《九方皋》题材作品赠予致力边疆教育的钟品梅,意义也在于褒扬钟氏对边疆人才培养的奉献之举。

  徐悲鸿一生创作题材极为广泛,人物、山水、草虫皆擅,大幅历史画更是列入画史。相较而言,“相马”题材因何成为反复选择的对象?这一情形,除要关注画作本身的艺术成就外,作为画史研究,画作的创作动机与流转也同样值得关注,从时间、空间等涉及时代背景的方面着手,将作品研究作为一个立体完整的过程。上述两幅作品,因赠予对象与民国教育的密切关系引起了笔者注意,也粗略做了勾勒。徐悲鸿虽以美术创作留名近现代画学,但近现代中国社会努力革除社会积弊,谋求崭新之发展路径,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正是在这一梦想指引下,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突破各自专业圈层,为家国命运奔走呼号,徐悲鸿反复以“相马”题材入画,并多作赠予,根源也在于此。以此作为近现代美术研究的历史根基,以史学研究的方法重读画作,或可成为近现代美术研究的一个视角。


  ①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②该幅画作曾于2019年底于南京博物院“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展出,同时收入该院编:《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图册,译林出版社,2019年。

  ③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57页。

  ④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2页。

  ⑤《蒋碧微回忆录(上)——我与徐悲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⑥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53页。

  ⑦《蒋碧微回忆录(上)——我与徐悲鸿》,第82-83页。

  ⑧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56页。

  ⑨见《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8号,1927年6月21日,第25-26页。

  ⑩见《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会议记录(第一次)》,《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第1期,1929年4月1日,第69页。

  ⑪⑫耿申、邓清兰、沈言、喻秀芳:《北京近代教育记事》,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⑬耿申、邓清兰、沈言、喻秀芳:《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223页。

  ⑭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72页。

  ⑮《徐悲鸿请改设美术学院》,《北平日报》1928年12月23日第4版。另见王震编:《给北平大学委员会分会意见书》,《徐悲鸿艺术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⑯《艺术院学生要求参加招生事宜》,《北平日报》1928年12月29日第4版。

  ⑰《徐悲鸿辞艺术院长》,《北平日报》1929年1月19日第4版。

  ⑱《学生要求李书华代理院长》,《北平日报》1929年1月22日。

  ⑲《徐悲鸿辞职原呈为办事棘手》,《北平日报》1929年1月24日第4版。

  ⑳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43页。

  ㉑云南省博物馆:《徐悲鸿——留在云贵高原的艺术足迹》,2009年,未公开出版。马诚:《徐悲鸿在滇西的那些日子》,《云南档案》2014年第8期;曾天华:《抗战时期的云南美术——从云南省博物馆所藏作品谈起》,《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沙平:《徐悲鸿大师在云南》,《云南档案》2012年第5期;赵星垣:《云南的抗战美术创作》,《中国美术》2019年第5期;张明学、李汶倍:《云南抗战美术代表画家及其作品》,《抗战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㉒《何玉书呈蒋中正请拨二万元经费补助蒙藏学校之扩建及预定兴建之教学建筑采购图书仪器设备之计划(1933年8月25日)》,“国史馆”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16-005。

  ㉓《关于蒙藏之决议案》,《蒙藏委员会公报》1929年第7期。

  ㉔孟文庄:《三年来中央政治学校办理边疆教育之计划与实施情形》,《教育杂志》1937年第4期。

  ㉕《诞生中的本校云南分校》,《中央政治学校校刊》1939年第145期。

  ㉖戴季陶:《西康建设之开创》,《新亚细亚》1931年第5期。

  ㉗安本钦、马其祥:《记国立松潘实用职业学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1982年。

  ㉘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23-1236页。

  (作者单位:徐悲鸿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