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西游日记》，记载了 1927 年5 月至 1929 年 1 月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的徐炳昶在考察途中的情况， 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本书是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 共三册，1930 年 9 月初版， 由钱玄同题写书名， 大北印书局印制。全书详细记述了徐炳昶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西北部考察的经过，书中收入了许多珍贵图片，对考查团沿途的工作、当地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状况都有详细记载。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 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早年留学法国， 曾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教务长、北师大校长、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等。1927 年，徐炳昶担任西北

　　学考查团中方团长。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意志坚定，在协调考查团各项工作和与地方当局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全团克服困难、团结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赢得了中外团员的钦佩与赞赏。

　　《徐旭生西游日记》由叙言、第一卷“由北平至额济纳河”、第二卷“由额济纳河至哈密”、第三卷“由哈密至回北平”及附录三则，共五部分组成。叙言主要介绍了西北科考团的由来、团员组成、工作分配及二十个月的工作成绩。说起西北科考团的由来，那还要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说起 ：1926 年底，斯文·赫定率队来华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考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与斯文·赫定签订了协议。中国学术界对协议中部分内容表示不满，出于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发起召开了北京各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1927 年 4 月26 日，经过反复协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支付，设中外团长各一名， 中外学者各半，采集发掘品归中国所有，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学者平等合作进行科考之先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设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监督并指挥该团一切事务。

　　据日记记载，考查团中我国团员有 ：袁复礼，字希渊，研究地质、考古及画图 ；黄文弼，字仲良，研究考古学 ；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质及古生物 ； 詹蕃勋，字省耕，研究地图学 ；崔鹤峰，字皋九 ；马叶谦，字益占 ；李宪之，字达三 ；刘衍淮，字春舫 ；以上四人均为气象学生 ；龚元忠，字狮醒，为照相员。徐旭生为中方团长。外方团员由瑞典四人、丹麦一人、德国十一人组成。斯文·赫定任外方团长。1927 年 5 月 9 日，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赴内蒙。全体人员在哈那郭罗集中，做西行前的准备工作。从 7 月1 日开始分南、北、中三路在内蒙考察。1928 年初， 考查团团员陆续抵达新疆，团员先后奔赴各地，足迹遍布新疆。考查团历时六年，在我国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科学考察， 在气象、地理、地质、古生物及考古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国团员以不畏艰苦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考察中做出了辉煌的业绩，如同丁道衡在包钢的塑像、袁氏三台龙等以袁复礼命名的恐龙化石难以被人遗忘一样，黄文弼之于西域考古、陈宗器与罗布泊考察、李宪之与东亚寒潮研究等都有类似的密切关联。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无穷的内在生命力。

　　在日记中，徐旭生不仅把一路行程与见闻记得要言不烦，而且对当年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蒋冯阎之战、张作霖遇害皇姑屯、苏联和日本势力对新疆渗透，以及主政新疆多年的杨增新之为人、政绩和遇刺经过，都有记载和分析。

　　徐炳昶与鲁迅早有文字之交，二人互有书信往来， 鲁迅的《华盖集》中《通讯》一文，即是鲁迅与徐炳昶之间的来往书信。徐炳昶主编《猛进》时，鲁迅给徐炳昶的信中指出 ：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他还在信中交流了对国民性的看法及对办报刊的一些想法。

　　徐炳昶担任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与斯文·赫定率团出征，以及此前中国学术界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这些频频见诸报端的消息，鲁迅是十分关注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叙言”中说 ：“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做日记的叙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这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热切地希望老朋友徐炳昶“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把考察中的见闻、科考的情况、取得的成果迅速地告诉国人，这无疑是一次最生动、最有效的科学传播。 （ 柴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