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马，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至清代郎士宁的《十骏图》；从元朝赵梦頫的《秋郊饮马图》，至清代众多宫廷和民间画师的《洗画图》，宝马良驹、神骏轻骑，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然纵观图中之马，虽神态各异，或昂首长鸣、或垂缰饮水，但几乎尽为驻足歇脚之态。至郎士宁《十骏图》，图中骏马已似沦为宠物，或慵懒侧卧在芳草之中，或双双两两嬉戏玩耍于绿荫之下。其情景祥和、甜腻，绝无斗志与激情。清末八旗子弟之懒散萎靡与图中之马如出一辙。

《1942年徐悲鸿群马》

       然而，如同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必有勇士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一样。在近现代中国画坛上，一位以骏马为最主要题材的画家一骑绝尘横空出世，用洗练传神的水墨、排山蹈海的气势，展示了骏马志在千里、拼搏疆场的风骨。他笔下的骏马，大多鬃毛乍起、马尾飞扬、四蹄腾空、如风似电、奋勇狂奔，激励着观赏者驰骋疆场的斗志与雄心。他就是伟大的爱国画家徐悲鸿！他笔下之马绝无五彩之艳色，更无眼眸闪烁之媚态。画中所题“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天”、“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正是其笔下之马的最好写照。那画中之马不是供观者玩味赏析的密友，而催人扬鞭冲杀的号角。
画中之马如此，徐悲鸿先生本人在八年抗战期间也如同画中奔马一样，为了民族的解放，奋力奔行、拼尽全力。
抗战期间，前线的每一次战斗、前方的每一条消息无不牵动着徐悲鸿先生的心。无论身在何处，他都心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二十七年岁始，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这是1938徐悲鸿先生在他的巨作《负伤之狮》中的题字。图中之狮虽已羸弱消瘦尽现筋骨，然其并非低眉俯首绝望投降，而是仍怒视后方之仇敌，蓄势待发。“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之。企于望之。悲鸿时客槟城”这是1941年徐悲鸿先生在其《奔马图》中的图题字，图中之马昂奋蹄、迎面奔来，其昂扬的斗志与决心，不言自明。“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西马拉雅之大吉岭。鄂北大胜，豪兴勃发。廿九年五月。”此为1949年徐徐悲鸿先生在他的代表作《群马图》中的题字。国中之马英姿飒爽、俾睨天下，神态中尽显胜利后的喜悦。

《负伤之狮 1938年》

       在徐在徐悲鸿纪念馆中，收藏着两幅同一名称、同一内容的国宝级绘画，它们就是《愚公移山》。一幅为国画，一幅为油画。国画《愚公移山》几十年来一直摆放馆内展厅中最显著的位置。而这两幅《愚公移山》正是绘画于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1940年。徐悲鸿先生当时受诗人泰戈尔邀请赴印度举办展览和讲学。客居在异国他乡，面对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徐先生经过精心构思、寻找多个人体模特写生，历经数月最终创作这幅巨作。他正是要通过此画，将“愚公”那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与终将必胜之信念传达给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正在为正义与和平战斗的人们。

《愚公移山国画》

       悲鸿先生不仅心系祖国的命运，更是以实际行动为拯救民族危亡拼尽全力。“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我国为要尽到我个人对于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洋卖画，捐与国家。行未到半路（香港）便遭封锁，幸能安全出国。但因未曾领得护照，又多耽搁近两个月，非常心焦，亦无法可行。兹已定今夜（1月4日）乘荷兰van Heufze赴新加坡，在路上有四日。如能一切顺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庆。国难日亟，要晓得刻苦用功。汝等外祖父母亲想安好，我虽在外，工作不懈，身体不好亦不坏，可勿念。你二人用功学及体操，旧邮六张两人分之，外祖父前代我请安，母亲代我问安。”
这是1939年4月徐悲鸿乘荷兰轮去新加坡义展途中，写给家人的信函。为了给前线的战士筹款，他曾多次赴当时经济较发达、仍未染战火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销义卖书画，“将自己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的义务”。
2005年，高136厘米、宽98厘米的巨幅油画珍品《珍妮小姐》在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以2200万元成交。而这幅肖像画正是1939年徐悲鸿先生在新加坡筹款期间所画。当时，比利时驻新加坡副领事勃兰嘉邀请徐悲鸿先生，为其广东籍女友珍妮画一幅肖像画。为了能给前线多筹得一些善款，徐悲鸿先生自降身段爽快地答应此事，并本着艺术家的操守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当此画完稿后，画中的珍妮小姐可谓神形兼备，画面精美绝伦。勃兰嘉被徐悲鸿高超的功力所打动，特意为此画举办了一次拥有众多社会名流和新闻记者参加的盛大揭幕仪式，并慷慨支付酬金四万新币。这在当时的新加坡是单幅绘画的最高价格。此后不久，徐悲鸿先生又为在新加坡进行抗日募捐义演的戏剧艺术家王莹女士，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这一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中的精典之作。
在新加坡徐悲鸿先生绘画义展的开幕式，总督夫妇亲临参观，当地媒体广泛报导。在香满等地的展览上，《愚公移山》被陈列在最显著位置，许多报刊登载了照片，鼓舞了民众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据吴作人先生的《徐悲鸿先生生平》记载：“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徐先生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在战时中国，这是个天文数字！这期间，徐悲鸿先生还先后会见了甘地、泰戈尔及数不清的海外爱国侨胞、国际友人。徐悲鸿先生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活动、社会活动，团结了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一起支援中国的抗战。

《愚公移山油画》

       1942年徐悲鸿先生回到国内，同样马不停蹄地举办义展、义卖、募捐等活动，仍如同一匹驰骋在战场的永不知疲倦的战马。1942年他在云南保山举办义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1943年在重庆举办展览，《田横五百壮士》、《愚公移山》、《巴人汲水》、《奔马图》……,一幅幅绘画成为一声声号角，唤醒起民众保家卫国的决心；成为一支支利箭，射向日本侵略者的头颅……。徐悲鸿先生既是艺术家，更是一名“战士”，他用艺术家的特殊方式在与日寇战斗。在此期间，徐悲鸿先生的长子徐伯阳先生，在父亲的感召下，也投笔从戎。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深知，中华民族若要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不断地有优秀的人才涌现。越是艰难时期，越要发展教育。在八年抗战期间，徐悲鸿先生坚守教育家的本色，一直不断地尽己所能培养人才、扶持新人。“父亲是个‘月光族’，父亲所有的钱都用做支持抗战、帮助穷学生、购买字画，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现钱”。这是徐庆平先生为抗战时期的父亲“画”的“素描”。抗战时期，作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培养出戴泽、康寿山、卢开祥……一批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大师。教学中，他为了鼓励学生，凡在课堂上写出、画出好的作品，他就以自己的作品换取作为奖励。当家境贫困的学生无钱没颜料等学习用具，他就自己掏钱来买送给学生。1943年暑假时，为了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学艺的增长，他特意带着学生们去山高林密的青城山写生。出发时他得知有的学生没有钱出路费时，当场就掏出自己兜中的微薄积蓄塞到学生手中。

《唐 吴道子 八十七神仙卷》

       当然，在教学中徐悲鸿先生传授给学生最宝贵的东西，还是爱国主义情操和铮铮铁骨。《国殇》、《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壮士》，既是他教学的教具，也是燃起学生们誓死保卫家园爱国烈焰的火种。他最得意的学生冯法祀，在徐先生的鼓励下还加入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的一天，日寇敌机轰炸重庆，仍在课堂上教学的徐悲鸿先生急忙组织、催促学生们一个个快速转移到防空洞，而他自己毅然地陪同一名行动稍迟缓的学生留在课堂。他对那名学生说，“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拿出笔来教你画竹子。”伴着窗外的“轰轰”的炮弹爆炸声，一幅顶立地、铁骨铮铮的双竿墨竹呈现在学生的画桌上。写成后徐悲鸿先生豪迈地说：“喜气写兰，怒写竹，古人说的不错。”徐悲鸿先生视死如归的豪情，每时每刻都感染激励着身边的莘莘学子们。1943年起，他还开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组成集体抗战的“马群”，一批伟大爱国艺术家团结在了徐悲鸿先生周围：张大千、吴作人、李瑞年、王临乙、沈逸千、艾中信、董希文……
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和过度的劳累，1944年徐悲鸿先生病倒住院。而其所任教的中央大学在其病倒后第二个月便停发了工资。半年后贫困的徐悲鸿先生，只好离开医院回到简陋的租住屋中继续养病。冬天时“手指和脚趾冻得发痛”。
对于徐悲鸿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艺术家、一个曾冲锋陷阵的战士，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他的生病没有新的创作而将他遗忘。1945年初春的二月，郭沫若先生来看望他，带来延安产的小米和红枣，他对徐悲鸿先生说：“这是周恩来先生从延安带回的，他托我送给你，并嘱我转致他的问候。他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看你，十分抱歉。”

《徐悲鸿先生像》

       当时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已激起了徐悲鸿先生的不满和失望，而郭沫若先生讲述的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和民主、正义的主张，使徐悲鸿先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他撑着病体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郑正签字。郭沫若先生当场挥毫赞叹：“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筑为古代乐器，易水为荆轲刺秦时离别燕国之地。李白曾有“击筑钦美酒，剑歌易水湄”之诗句。郭沫若先生的诗句表达了二人为国赴难的勇气和决心。
《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书就的统一抗战、爱国民主宣言。“进言”中提出：“1．临时紧急会议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2．组织统一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3．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停止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政策。5．严惩贪污狡猾官吏。6．取缔友邦歧视之言论。”1945年2月22日这篇有老舍、马寅初、剪伯赞、沈雁冰等二百多位各界名人亲笔签名的“进言”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这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不断有特务、国民党高官，来威逼利诱徐悲鸿先生，让他声明他是受了欺骗而签字。徐悲鸿先生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早已将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他不但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坚守自己的信念，还派夫人廖静文女士赶赴郭沫若家中，向他和新华日报社通报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让大家小心提防。疾病和恐吓完全没有阻止徐悲鸿先生继续抗战，减缓其如奔马的抗战步伐，摧垮其如战马般拼死杀场的信念。
八年抗战，徐悲鸿先生不待扬鞭自奋蹄， 始终如战马般勇赴疆场、冲锋在前。中国古代画家那种不问国是归隐纵情于山水间的作派与闲情，在他身上绝无半点踪影，爱国主义已融入其血脉，成为其人生最高追求。我国的国歌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也是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徐悲鸿先生提议，周恩来总理、梁思成先生等附和赞同才确定的。
徐悲鸿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对伟大的爱国主义艺术家这一称谓，做了最好的诠释！

（高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