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彤

　　一、引言

　　众所周知，明代宫廷制作金银器的重要机构是银作局，为明代宦官官署二十四衙门中八局之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庚戌……置银作局，掌造内府金银器用。”^①除此之外，同属二十四衙门中的内官监、御用监也承办内府金银器物的制作。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规定内官监“掌成造婚礼妆奁、冠舄、伞扇、被褥、帐幔、仪仗等项，并内官内使贴黄，一应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土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窖”^②。因此，在已出土的明代帝王后妃及贵胄墓随葬品中，有数量众多的金银用器上镌刻了这些监局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少量器物的刻款在监局名称前多了“随驾”二字。如首博馆藏的两件宣德款金器，在它们的铭文中出现“随驾银作局”和“随驾御用监”的名称（图一、图二）。

　　图一 宜德六年随驾御用监款金勺（首都博物馆）

　　从现有实物资料看，带有“随驾监局”款识的明代金银器物，主要集中在永、宣时期。这一时期正处于明廷迁都北京前后。随驾，指跟随帝王左右。据文献记载，明成祖在迁都前，出于巡狩北京的需要，曾设置了北京行部和行在六部等机构。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后废除，至仁宗即位又复置，历经宣宗朝到英宗朝前期，最终于正统六年（1441）革除。“随驾监局”与行在机构有着密切关系，并随后者的置废而存销。本文拟从实物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专家学者的论著，研究分析“随驾监局”机构的属性，追踪明初定都北京过程中，北京官署及行在机构的演变，探讨明初曲折迁都的缘由。

图二 宜德九年随驾银作局款錾云凤纹金尊

（首都博物馆）

　　二“随驾监局”款识器物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带有“随驾监局”款识的明代金银器物数量不是很多，分别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图三、图四、图五）。具体情况如表一：

　　表一 出土镌刻“随驾监局”款铭金银器统计表（按时间顺序排列）

　　从表中器物铭文看，这些器物的制作时间集中在永乐、宣德时期，主要制作机构是“随驾银作局”，只有金勺是由“随驾御用监”制作。

图三 永乐十四年随驾银作局款金锭拓片

（湖北省博物馆）

图四 永乐十八年随驾银作局款金锭拓片

（湖北省博物馆）

图五 宣德七年随驾银作局款凤纹金帔坠

（湖北省博物馆）

　　三、“随驾监局”机构的由来

　　（一）御用监与随驾御用监

　　御用监和银作局都是明宫宦官衙门机构，两者中，御用监的设置时间更早。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九月先设置了内使监，后又增设了御用监，品秩皆为正三品^③，御用监执掌皇家用度。明初洪武朝，御用监的名称不断发生改变，甚至一度不在官署名称中出现。如：洪武六年（1373）六月初一“御用监改为供奉司，秩从七品，设官五人”^④；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二十九日“罢供奉司”^⑤；而在洪武十七年（1384）四月、二十八年（1395）九月以及三十年（1397）七月，宦官机构屡次更定重设，二十四衙门初具雏形，却并无御用监之名^⑥。

　　在《明太祖实录》中，还曾出现过御用司、御用局的名称。它们与御用监是否为同一机构呢？按照这些机构的设立和罢撤时间线作一梳理：吴元年（1367）九月，设御用监，秩三品，各设令一人正三品；洪武二年（1369）八月，定“御马、御用二司，司设正一人、副二人”^⑦；洪武三年（1370）九月，“乙巳，命改内使监、御用监秩皆从三品”^⑧；洪武六年（1373）六月，改御用监为供奉司，秩从七品；洪武六年（1373）九月，“复置御用局，秩正七品，设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一人，从七品”^⑨；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罢供奉司。至此，有三点问题要解决：

　　第一，御用监与御用司的关系。从上述时间线索看，御用监初设在吴元年，当时官职为正三品，且同时设“御马司，秩正五品，司正正五品、副从五品”^⑩。洪武三年御用监品秩降为从三品，说明到此时御用监一直存在。那么洪武二年所定的御马司、御用司二司中，后者为新出现的官署。按洪武朝早期内官官职，各监长官为监令，各司长官为司正，且司的级别低于监。因此御用监与御用司为不同机构，二者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御用监”“御用司”应当是洪武时期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⑪。

　　御用监与御用局的关系。洪武六年六月，先改御用监为供奉司，降品秩从七品。同年九月，复置御用局，且秩为正七品，设司正一人，正七品。既然为复置，说明之前有撤销。然而无论《明史》还是《明实录》，均未找到“御用局”这一机构名称，更不知其何时设立，又何时罢撤。另一方面，复置的御用局，按旧制，“局”的长官应设大使一人，而此处，其长官却“设司正一人”，这应是“司”的职官称谓，故本文认为这里的“御用局”实为“御用司”的误写。同时说明，在洪武六年九月以前，“御用司”曾被罢撤过，惜史书中未明确其撤销的具体时间。

　　监改司后，供奉司存在的时间达16年之久，即自洪武六年六月，到洪武二十二年正月被罢撤。如以洪武三十年为限，24年间，朱元璋屡次更定重设宦官机构，都未再出现“御用监”和“御用司”的名称，说明御用监之名在洪武二十二年后，彻底不复存在了。

　　随驾御用监的由来，与永、宣时期北京作为行在有关。所谓“行在”，意思就是天子驻跸之地。在《嘉靖癸丑修造南库碑记略》中提到“御用监初立为行在作房，次改御用司，宣德朝更为监，置设公厅”^⑫。行在机构在明代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永乐六年（1408）。《明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甲申，命礼部铸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印凡十四颗，印文并加‘行在’二字；内府尚膳等监、惜薪等司、兵仗等局印凡十六颗，印文并加‘随驾’二字”^⑬。同样，在《明宣宗实录》也有记载，宣德元年（1426）六月“（壬午）改御用司为随驾御用监，命行在礼部铸银印给之”^⑭。

　　这样看来，为巡狩北京，明成祖于永乐六年，在北京成立六部官衙，时称“行在六部”。作为随驾而行的官署，同时还设置了“随驾”各监司局等内府机构，但此时没有随驾御用监（司）之名，只有名为“行在作坊”的机构。“行在作坊”改名为御用司，应在永乐六年之后，经洪熙朝至宣德元年才更名为随驾御用监。前表中首都博物馆藏金勺上铭文“随驾御用监大明宣德六年八月_日成造”等文字，佐证了这一史实，反映出直到宣德六年，还在沿用“随驾”监局机构。

　　御用监从设置到最终确立，可谓历经曲折，而它的职掌范围也较为庞杂。明晚期的《酌中志》一书对此记载最详细：“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皆取办焉。有佛作等事，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鸂鶒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栊、螺钿、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皆造办之”，同时“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⑮此外，御用监还负责一些盔甲刀剑等武器的制造，说明御用监是明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

　　（二）银作局与随驾银作局

　　银作局的设立没有御用监复杂，按《明实录》记载，此局设置于洪武三十年七月。不过，在《大明会典》卷二百一，有关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冠服制度的内容中，多次出现“银作局办”的记述^⑯。这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异，推测可能与明中后期编撰《大明会典》时，抄写早期典制发生疏漏有关，但具体情况与否，尚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银作局设置时间较晚，但其职能却最专，史料记载，银作局“专管造金银铎针、枝个、桃杖、金银钱、金银豆叶”^⑰。从考古发掘看，带监局刻铭的宫廷金银器物，以镌刻“银作局”铭最多。与御用监不同，银作局在永乐六年，明成祖在北京设置行在六部时，就以“随驾”监司局之一，伴君巡狩出行，并随着明廷迁都过程中，北京行在的立废而存销。

　　根据专家学者对明代内府金银器的梳理资料^⑱，可以看到，宣德十年（1435）之后，再没出现过“随驾监局”字样的款铭，“随驾监局”机构在宣德朝之后的消失，意味着明王朝最终定都北京。

　　四、明初北京官署及行在机构的置废

　　“随驾监局”机构是明初迁都北京过程中的产物，它与北京官署的演变、北京设立行在机构等密切相关。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行部和行在六部等机构的反复置废。

　　（一）北京行部的置废

　　永乐元年正月，明成祖朱棣采纳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建议，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同年二月“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行部置尚书二员、侍郎四员。所属六曹。……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门”^⑲。并着手筹划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的事宜。

　　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地方行政改由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负责。成祖改北平为北京，是为升崇自己的“肇迹之地”，其设立北京行部的目的，按台湾学者徐泓所言：如果北京所属府县仍由布政司、按察司统辖，地位与其他各省相同，无以升崇这个“承运兴王之地”。要提高地位，便得设立一个由中央主政机关分出来，直接代表中央统治北京顺天八府，隆庆、保安二州的行政单位。由于中央主政机关是六部，因此这个单位便称为“北京行部”，意即六部在北京的“行署”^⑳。

　　北京行部是对中央六部官署的模仿——设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并置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清吏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及照磨、检校、司狱等。品秩同于六部，职掌略同于布政司^㉑。《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五月，北京行部奏请“依在京六部设司务二员及增拨典吏四名”^㉒。可证北京行部是“依在京（都城南京）六部”配制官员的。综上所述，北京的地位得到提升。不过，北京行部依旧是一个省级地方行政机关，与布政司基本相当。据史料记载：永乐七年（1409）正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官来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㉓。是将北京行部与各布政司归为同类机构。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北京的宫殿将要建成，成祖决定明年正式定北京为京师。这样，北京地区归中央六部直属，称北直隶，已无须再设省一级(布政司)的行政机构，于是，在十一月下令：“革北京行部并所属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清吏司、照磨所、司狱司，其属官俱调用。”^㉔这是北京行部初次被废除。

　　行部的复置，系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继位，仁宗“决意复都南京”，于洪熙元年（1425）三月下令“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复建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㉕。同年五月，仁宗未及南还而崩。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沿袭旧制，保留了北京行部等地方行政机构。

　　至宣德三年（1428）行部最终被废。究其原因，一是宣宗时期，北京行部官吏作奸犯科，怠于政务现象严重，如《宣宗实录》所言：“科敛无度，假公营私，弊不胜纪”“惟行文书以应故事，民之休戚藐不在心。”^㉖故而触怒皇帝。二是，宣宗即位，虽未革除北京各部院的“行在”字样，实则仍以北京为京师。行部、行后军都督府与行在机构长期并存，使得“凡五府六部文移合行北京直隶卫所府县者，及直隶卫所府县申达五府六部者，必经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复，事或稽误”^㉗。总之，行部已成为一个多余的机构，它的存在不但不利于政务的推行，反而成为中央与直隶府州县之间的妨碍，因此应予革除。

　　（二）行在机构的置废

　　行在机构的设立晚于北京行部，设置的目的与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对北边防卫体系的调整，成祖需要自己亲领重兵北征蒙古沙漠，坐镇北疆。于是他筹划把北京提升为南北并重的两京式都城，开始营建宫殿，作为他迁驻北京，进而定北京为京师的过渡准备。

　　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成祖下诏遣工部尚书宋礼等“督军民采木”，又“命泰宁侯陈圭、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砖瓦造”，并“征天下诸色匠作……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㉘。

　　永乐七年（1409）二月，以巡狩为名，成祖迁驻北京，把南京的中央政府交给皇太子朱高炽主持，自己在北京另设一套中央政府机构──行在六部、行在都察院、行在五军都督府等。此前一年，即已命礼部铸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十四家机构的官印，印文加“行在”二字，同时铸内府十六家监司局印，印文加“随驾”二字。

　　成祖为巡狩北京，将北京作为行在所，成立上述行在机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行在六部。因为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使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直属于皇帝,主管行政,是对皇权的强化。所以行在六部就是随驾出行时的临时中央权力机构，而随驾监司局衙门则满足了帝王行在处所的生活需要。

　　从行在机构建立到永乐十九年（1421）定北京为京师的十一年间，朱棣数次巡狩北京。前文《出土镌刻“随驾监局”款铭金银器统计表》中，一枚“永乐十四年八月随驾银作局销镕”铸制的金锭，反映的就是朱棣在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到十四年（1416）九月期间，巡狩北京的事实。成祖这次出巡除监督北京建都工作，还亲征并打败北方蒙古瓦剌军。

　　行在六部初次废除，在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上命行在礼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为师,不称行在。”^㉙原行在六部去掉“行在”二字,变成了正式的中央六部；而原来的南京六部地位下降,成为留守南京的官署，“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㉚以示区别。与行在机构伴生的随驾监局衙门，也同时取消“随驾”之名，成为正式的内府机关。

　　待成祖驾崩，仁宗即位，于洪熙元年复置北京行在六部等机构，经宣宗朝，至英宗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行在六部等机构最终废除，“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先是，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宫殿成，始去之，而于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遂悉改其印”^㉛。

　　在《出土镌刻“随驾监局”款铭金银器统计表》中，有三件宣德年款器物，分别由“随驾御用监”和“随驾银作局”制造。这些内府监局衙门在宣德朝时，再次被冠以“随驾”名称，说明仁宗复置北京行在机构时，也相应恢复了北京内府监局的“随驾”身份，由此看来，“随驾监局”应该是随着行在机构的最终革除而消失。

　　五、迁都前后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地位的变化

　　永宣时期，北京行部和行在六部都经过反复置废，它们的地位也在这些过程中发生着改变。前者逐渐削弱，后者则愈加强势。这些变化的发生反映了明政府对迁都北京的态度。

　　（一）北京行部地位的变化

　　成祖朱棣建立北京的初衷，是“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㉜。“中都”即今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为升崇北京的政治地位，设立了北京行部，以统辖原属北平布政司、按察司所属的府县。尽管行部实质依然是一个省级地方行政机关，但在官员的设置上却效仿中央六部，置尚书、侍郎品秩，明显高于一般布政司。以尚书、侍郎来领导，有提高地位、增重事权、方便政务推行的用意。

　　从北京行部的一般职掌看，与布政司差不多，例如：布政使掌僚属的考察，每“三年，率其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㉝。行部亦然，其建置满三年之后，即在永乐四年正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职”^㉞于京师南京；布政司掌地方“祀典神祇，谨其时祀”^㉟。北京行部在永乐元年，“于顺天府别建府社、府稷，令北京行部官以时祭祀”^㊱；布政司掌社会救济与天灾蠲赈之事。行部亦然。如永乐元年四月，“北京行部奏广平、顺德等郡饥民万九千三百五十户，凡给米麦万九千九百二十石有奇赈之”^㊲等等。因此，宣宗敕谕中就说“尔北京行部，实总畿内之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国用”^㊳。

　　因成祖决议迁都及北征蒙古，则行部又担负了营建北京和运输军需两项特殊职掌。从史料上看，建造北京宫殿都城项目的具体事务，主要由行部官员操办。《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初，刘叔毖任行部工曹员外郎时，“庶务丛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㊴。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与泰宁侯陈圭一起“督军民匠砖瓦造”。此外，行部还主持与北京城营建有关的城市给水工程修建。永乐四年，“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东牛栏庄及清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命发军民修治”^㊵。

　　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成祖“五出三犁”，亲征漠北。北京行部在运输军需方面贡献甚大。如永乐八年正月，“命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率所属民丁万人随军馈运”^㊶。同年八月“命北京行部运盐三万斤储怀来以给开平守御将士”^㊷。若运输涉及军夫的使用，则由行部与行后军都督府共同办理。如永乐十年（1412）六月，“命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量拨军夫于宣府万全卫仓，运粟二万石，往开平备军饷”^㊸。

　　总之，在成祖迁都前，北京行部品阶与六部相等，地位相当于中央六部在北京的“行署”。加上战后重建、营建北京与馈运成祖北征军需等特殊职掌，更使北京行部地位超乎一般布政司之上。永乐时期，北京行部有事直接向皇帝上奏，而不向六部报告，六部有事也上奏皇帝，由皇帝命令行部执行。如永乐五年（1407）四月“北京行部言顺天、河间、保定三府属县民饥，命户部速给粮赈之”。^㊹又如，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北京军民食盐不足，行在户部上奏皇帝建议“宜令北京行部于长芦盐运司支运”^㊺。但是，在永乐十八年废行部后，六部与北京州府县可直接交流，并成常态。洪熙时，行部复置后，其地位不再重要，逐渐演变为公文上呈下达的传令机构，甚至造成“文移重复，事或稽误”的弊端。故复置不过四年即被革除。

　　（二）行在六部地位的变化

　　行在六部是为成祖巡狩北京而设立的，其实质就是随驾出行时的临时中央权力机构。行在六部虽然较北京行部晚置，但逐渐夺行部之权，甚至直接向北京行部所属府州县下达命令。如，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河间府沧州、顺天通州固安县淫雨，宝坻县雨雹伤稼”，成祖闻之，让行在户部“令有司发粟赈之”^㊻。当然，行在六部随驾出巡时，留在南京的六部机构照常处理国事。例如，行在六部和北京行部官员的除授,仍然要通过南京吏部进行。永乐八年二月，夏原吉等人提交留守北京事宜的讨论稿“其文选，行在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及北京行部所属衙门如有缺员应除补者，五品以上，行在吏部移咨南京吏部,启皇太子选补六品以下及考满、起复例应升降、复职及对品改用常选官”^㊼。说明在成祖迁都前，行在六部的地位要低于南京的六部，总揽国事的还是南京的六部。

　　永乐十八年后，明政府正式定北京为京师，取消行在六部的“行在”二字，转为正式的六部，而将南京降为陪都，其衙门皆加“南京”二字”。洪熙时，仁宗欲“复都”南京，即原样恢复了行在六部和北京行部等机构。与宣德三年再次废除的北京行部相比，行在六部存在的时间更长久，直到正统六年正式定都北京，才最终被革除。不过，宣、英两朝，因皇帝一直在北京临朝听政，复置的行在六部，虽加“行在”二字，但实际还是真正的中央政府，与成祖迁都后的权用地位完全一样。而南京的中央六部反倒成为陪衬，正如嘉靖朝官员雷礼所言，“若洪熙元年至正统五年,虽有行在之称,而大政实出于北”^㊽。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明代“随驾监局”款金银器物的研究，可知“随驾监局”机构的出现和消失与明初迁都北京有着密切关系。先是明成祖为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仿效中央六部品秩设立北京行部；其后，为迁都需要又将北京作为“行在”，置行在六部等临时中央机构，伴驾出巡，由此并生出内府“随驾监局”等衙门。1420年，成祖革除北京行部和行在六部等机构，定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随驾监局”也相应废除。仁宗即位后，决意还都南京，复置行部和行在六部，经宣宗朝至英宗正统六年再次革除，并正式定都北京。从实物资料看，器物制作年代集中在永宣时期，说明“随驾监局”是行在机构的共生机构，加“行在”二字，就会同时加“随驾”二字，反之亦然，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洪武三十年七月庚戌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661页。

　　② 《皇明祖训·内官》，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古籍。国家图书馆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11118.0.

　　③⑩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吴元年九月丁亥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66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482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己亥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928页。

　　⑥ 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条；卷二四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辛酉条；卷二五四，洪武三十年七月庚戌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500—2501页；第3506页、3661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己巳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62页。

　　⑧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乙巳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093页。

　　⑨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壬寅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508页。

　　⑪ 张燕芬：《明代金银器制作机构研究》，《文博学刊》2019年第3期。

　　⑫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一《皇城》，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43页。

　　⑬ 《明太宗实录》卷八六，永乐六年十二月甲申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138页。

　　⑭ 《明宣宗实录》卷一八，宣德元年六月壬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87页。

　　⑮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⑯ 《大明会典》卷二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2册，第404页、第405页。

　　⑰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⑱ 张燕芬：《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中［附表一］明内府带铭金银器一览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

　　⑲ 《明太宗实录》卷十七，永乐元年二月庚戌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版，第301—302页。按：因“行”与“刑”同音，在明代官私记载中经常把“北京行部”写作“北京刑部”。这些书多是成于众人之手，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行部”为何物，而径自改为“刑部”。台湾学者徐泓在《明北京行部考》一文中，就前人对北京行部的误解有专门的论述，其观点得学界肯定。故本文在引用史籍时，凡遇“北京刑部”字样，均写作“北京行部”。

　　⑳ 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汉学研究》第2卷第2期，民国七十三年（1984）十二月，第575页。

　　㉑ 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9页。

　　㉒㊱ 《明太宗实录》卷二〇，永乐元年五月壬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59页。

　　㉓ 《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正月丙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151页。

　　㉔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壬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第2237页。

　　㉕ 《明仁宗实录》卷八下，洪熙元年三月戊戌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72页。

　　㉖ 《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壬辰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970页。

　　㉗ 《明宣宗实录》卷四六，宣德三年八月辛卯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124页。

　　㉘ 《明太宗实录》卷五七，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35--836页。

　　㉙㉚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九，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227页。

　　㉛ 《明英宗实录》卷八五，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696页。

　　㉜ 《明成祖实录》卷十六，永乐元年正月辛卯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94页。

　　㉝㉟ 《明史·职官四》卷七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839页。

　　㉞ 《明太宗实录》卷五〇，永乐四年正月甲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45页。

　　㊲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永乐元年四月甲子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44页。

　　㊳ 《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壬辰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969页。

　　㊴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〇，永乐十八年十月乙卯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230页。

　　㊵ 《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癸卯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49页。

　　㊶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〇，永乐八年正月壬辰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305页。

　　㊷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七，永乐八年八月戊午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389--1390页。

　　㊸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九，永乐十年六月戊寅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604--1605页。

　　㊹ 《明太宗实录》卷六六，永乐五年四月己酉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932页。

　　㊺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永乐十四年七月甲寅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945页。

　　㊻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四，永乐十二年八月壬子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776页。

　　㊼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一，永乐八年二月庚子条，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312页。

　　㊽ 雷礼:《国朝列卿年表》卷八,载《元明史料丛刊》(明刊本),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120—121页。

　　（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