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亨银号发源于天津市，总号开设于民国初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盘停业，历经40年，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余大炉房、余大昌银号、余大亨银号、余大亨钱庄。

　　该号以银炉生意起家，始创于1912年，初为“余大炉房”，坐落在天津老城北门东侧，经理为王晓岩、门杰臣。其开业资金以小股东拼凑为主，王晓岩具名的股本内也含有麦加利银行买办邓仰周、鲍荫卿及商会职员王荫龄等人的股款，主以收购各色白银（元宝、银锭、十足），熔铸成九九二成色（纯度99.2%）的东海关五十两一锭元宝为营。在王晓岩、门杰臣通力合作下，余大炉房利润日隆，遂谋划扩大经营范围。

　　1918年，王晓岩、门杰臣二人仍出任经理，但不再专跑门市收购、操作银炉，转为名副其实的领导地位，并在北平、上海开设分号。北平分号选址于前门外繁华的商业闹市，坐落外二区施家胡同路南十八号（今施家胡同26号），房基为一套传统小型院落，规整分布着四合院式的硬山顶青砖合瓦平房，坐南朝北，格局为一进。

　　余大昌北平分号主营存放款、汇兑生意，第一任经理为直隶深县人孙斌卿，走街人员多为深县或冀县人。他们很快熟悉了相关业务，在当地金融业界具备一定号召能力，正常时期放款总额能达到五十万元之数，占各号放款总额的近四分之一。放款对象遵照总号指示，始以绸布纱业为主，逐渐扩大至粮油、五金、杂货、木行、洋行、盐务、工厂等，均挑选有根底的大字号、大实业。存款来源则多为军政界要人。利率情况一般为放款月息一分、存款月息六厘，由于动荡时期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利率随之一路飙升。在做申汇的年代里，余大昌北平分号也响应总号，采用了自己内部编制的专用密电本，到电话局拍发电报，由后者接查密码后才能准予发出。此外，该号还代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暗记券，即在领券制度下，发行纸币的银行在钞券上加印双方认可的暗记，代表向其领用钞券的银行、钱庄或其他金融机构共同负责发行和兑换的钞券。兑进的暗记券由发行银行按不同暗记，分别整理后通知有关领券行庄以现金调回，再对外发行。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当时两行钞票印有“余鸣”者，即为余大昌承担的代发券。

　　1933年，经过业内伙伴大成银行的经理王稚亭奥助，余大昌重组资本十五万元，改字号为“余大亨”。1935年，经营大权落入创立之初的元老王晓岩和其子王秉钧手中，两人分别出任总号总经理、副经理，基本属一家独掌之势，并借资新辟“振益银号”交于亲信经营。北平分号也随总号同时更名，终未迁址，但查考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1946年《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关于余大亨银号被抢钞洋等物的报告》，疑该胡同路北的十一号（今施家胡同19号）也为北平分号所扩充的另一处办公地（原建筑现拆改），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据。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市区沦陷，王晓岩被日伪势力逼迫出任金融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伪市府参赞等职，不愿出卖祖国经济利益的王晓岩因不堪精神负荷，变得秉性异常，时常抛家舍业。号中人员也因团队猜忌和运营问题而日渐离心、相继去职。北平分号经理孙斌卿便在当时退职，同时带走了部分要员，另立“义和银号”独立发展。余大亨的事业就此低落、日趋息奄。

　　1945年抗战胜利后，按国民政府颁布的银行法增加资本，余大亨通过调整业务、新纳股东，业务也曾短暂复转。据《平津金融业概览》截至1947年时统计，余大亨仍领有实业部商号设字第2784号执照，全号总资本法币一亿元，全号存款总额四亿元。北平分号经理为魏安甫、副经理为毛恩锡、生员总数14人。同年，全号随全国银钱业者遵循政府训令，将自身实业以一年期为过渡期限，一律改组为钱庄。此后，国家推行全新的金融管理政策，规范、限制私营银钱业的发展，其又依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银行法之规定，因受存款准备金制度影响、资本增资困难、缩限经营范围、业务接受监审等种种因素，未能改组为商业银行；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金融业改造阶段，走向了退出从业历史舞台的结局。北平分号于1949年清理关张，天津总号亦在两年后倒闭。

　　（徐子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