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果介绍

　　北京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不仅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更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在这座城市中不仅有恢弘壮丽的紫禁城、王府等建筑，还有为数众多的胡同、四合院，更有许多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点缀其间，“梵宇琳宫，光辉朗耀”，盛极一时。从宗教史的角度看，北京的佛寺道观是随着北京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有着一个不断发展繁盛的过程，这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佛道寺观的规模等级上看，都是可以印证的。

　　课题“1949年以来北京城区寺观变迁研究”以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藏的四批文物普查档案，即1951年的《北京市古代建筑调查档案》、1958年的《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档案》、1984年的《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档案》，以及1997年《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档案》为基础资料，对1949年以来的北京城区寺观在建筑格局、附属文物、存废迁移、使用功能等四个主要方面的变化进行研究，梳理北京旧城内寺观的变迁沿革，以档案资料揭示北京旧城寺观发展变化的历史，接续1949年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城四区内寺观发展变迁中的资料空白。

　　通过对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4批寺观档案进行梳理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可以归纳出北京城区寺观具有以下历史文化特征及分布特点：

　　一是寺观历史悠久，现存寺观建筑虽多经明清重修或重建，但始建年代久远。总览北京城区的寺观，早至北魏、下迄明清，均有寺观遗存。宣武区的寺观有始建于北魏的天宁寺、唐代的法源寺、辽金的牛街礼拜寺、金代的大圣安寺、元代的龙泉寺等。东城和西城是元明清三代都城的主城区，修建有大量寺观建筑。这些寺观的建造历史悠久，经历代传承至今，浓缩了城市发展演进的历史。

　　二是城区寺观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我中心藏1951年的古寺观档案，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区寺观仍有846所，经过整理，四次普查档案汇合在一起，共计存有城区寺观853处。如果按照1958年普查档案中普查全市古寺观2497座计，城区寺观853处约占全市总数的34％。

　　三是寺观的主尊类型多样。寺观类型不仅有佛寺，还有道观和清真寺。其中佛寺数量较大，其次是道教宫观也占有较大比例，同时还有少量的清真寺。与皇家敕建的宏大庙宇相对应，民间信仰的庙宇数量众多，还有很多民间庙宇是佛道共祀的。

　　四是寺观的规模和等级与创办人的身份地位相关，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信仰和价值取向。敕建寺观规模较大，反映皇家对寺观的态度和祈望；宦官的特殊身份使其与寺观有着特殊的情感联系，甚至是寄托了他们对人生归宿的祈愿，依着与皇家的特殊关系，其捐建的寺庙有些规模也是可观的；而关帝庙、娘娘庙、观音庵等小型民间寺观多为下层民众自发修建，寄托着百姓的生活理想；而都城隍庙、土地庙、灶君庙、药王庙则与民间风俗信仰有关。这些寺庙往往规模较小，多为独门小院，甚至仅有一间殿堂。

　　五是寺观具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北京城区的寺观与城市区域文化特色密切相连。例如宣武区的寺观就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士人文化紧密联系，清代以后宣武区的寺观多与文人的活动有关，因此报国寺、崇效寺、长椿寺等留下了很多文人墨客的游览遗迹和文化遗存。东、西城区则因地近皇城，又是元明清北京的核心城区，有很多皇家的重要寺庙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和皇亲国戚的信仰祈福需要。如宣仁庙、昭显庙、凝和庙、福佑寺。西城的什刹海地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环湖寺庙众多，人文荟萃。而崇文区则是靠近京杭大运河上岸陆路运输线，经崇文门进城，在崇文门外聚居了商贾、船夫、手艺人等各色人等，所以民间信仰的寺观建立，满足了城市平民百姓的信仰需要。

　　六是寺观与民众经济生活的联系。寺观作为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公共信仰空间，始终在社会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政治教化方面，而且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寺院经济在魏晋南北朝就已经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了。宗教寺庙举办的较大型宗教活动，如法会、宗教节日庆典等，往往成为经济活动的舞台。

　　这些北京寺观的地理文化特征反映了北京悠久的历史传承、区域地理环境，以及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所积淀形成的独特文化生态的面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收藏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城区寺观档案，其中1951年涉及寺观846所，1958年有678所，1984年有94所，1997年是216所（限于调查范围的局限性，以上统计数字并不是当时所存寺观的全部）。通过对这4批档案的考察，仍然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城区寺观变迁具有以下共性特点：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寺观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不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并且逐渐被居民、工厂、学校、机关、军队等占用，成为生活、生产和办公用房。如今存留的寺观，只有不多的仍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如法源寺、雍和宫、广济寺、广化寺等；有些开辟为博物馆，如白塔寺、长椿寺、东岳庙、智化寺等；有些设为公园或风景名胜区，如宣武区的万寿西宫现为万寿公园；很多寺观处于居民杂居状态，或作为私人承包经营场所；多数为单位占用，或者为学校占据或改建为青少活动场所。以上种种情况，在4批文物普查档案中都有反映并带有普遍性。

　　二是寺观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从4批文物普查档案反映的情况看，以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划线，可以分成两个时段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宗教活动的寺观越来越少，损毁的寺观得不到及时修缮，为了适用新的建筑功能需要，许多寺观逐渐被占用、改建，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有的寺观甚至被彻底拆除。

　　三是部分寺观建筑格局被改变，除了一些较大寺观的建筑格局得以保留外，很多小规模寺观逐渐被改建，甚至被整体拆除。寺观的建筑格局逐渐被改造，失去原有的寺观面貌和格局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在4批普查档案中都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改造步伐的加快，许多小型寺观被整体拆除。

　　四是寺观的附属文物快速流失。建国初期，由于认识问题，有关部门对宗教文物的不合理处理方式，造成了寺观中的文物快速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除个别有宗教活动或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对社会开放的寺观，绝大多数寺观中的文物已流失殆尽。仅有少量文物被挪移到其他寺观集中保护。

　　五是寺观周边的环境随着城市改造发生巨大变迁，甚至胡同街巷的地名都彻底改变。在4批普查档案中，有相当寺观的地址发生了改变，有的寺观甚至由于周围居民区的拆迁改造使得街道的走向发生变化，寺观相对于街巷的位置也发生变化。一些遗存的寺观与周边的现代化楼宇景观不相协调。

　　二、应用情况及应用意向

　　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可以为北京城市发展史、北京宗教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影响，为协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借鉴。

　　1.充分认识古寺观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意义。古寺观是古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社会思想、文化、艺术、民俗等社会各阶层精神寄托的载体，对寺观文化的保护尤显重要。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的古寺观文化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为庙会、民俗节庆等活动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场所。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京城的文化氛围，同时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保护好古寺观，对重新认识自我、繁荣文化、发展北京经济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大高玄殿、火德真君庙、广福观等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仓神庙也与京杭大运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保护与利用好北京城区内古寺观对北京城“中轴线”申遗、大运河申遗，进而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人文北京”建设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都具有重大意义。

　　2.对北京城区古寺观进行全面普查，为保护利用打好基础。1997年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至今已将近20年，其间，北京又经历了奥运申办前后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古寺观的存留情况又会有很大的变化。为了对北京城区现存古寺观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首先需要对古寺观的存废及内存文物变迁情况、古寺观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这项工作可以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北京城区重点四合院的挂牌、北京师范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项目，或吸收其成果，或联合开展调查，从而事半功倍地完成对城区寺观的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视各自的具体情况，分类整理古寺观的现存资料，对古寺观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3.完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为保护利用古寺观提供法律保障。城四区内中小型寺观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变为民居，而只有使用权的居民，对房屋的维护一是没有能力，二是没有积极性，所以寺观建筑年久失修的情况普遍存在。相比较许多大型寺观被用作机关办公或由文物、宗教部门管理，保存状况除添建新建外，房屋维修较好，格局保持未变，尤其是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寺观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以在普查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把北京城区古寺观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体系中，使人们对其保护有法可依。对北京旧城区的古寺观进行宏观整体把握，适时通过合理渠道向政府管理部门及立法机构建议制定专门的《北京旧城区古寺观保护条例》，以对寺观进行针对性的保护。如果从这个视角考虑，则可以纳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使古寺观的保护，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得到多重交叉的覆盖。另外,古寺观不是孤立的文物建筑,对它的保护还要扩大到寺观所处的胡同街巷,要把它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联系起来，这样就从更高的视角和要求来对待它，也才能把古寺观的保护落到实处。其实，对古寺观的保护也充实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涵，应该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

　　4.进行合理利用，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对北京城区古寺观的保护也应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一方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将城区古寺观开辟为博物馆、旅游景点、办公场所等，使其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得以合理利用，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古寺观重现生机与活力。

　　5.对地面建筑消失的古寺观信息的保存。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城区的大批古寺观已经永远离开了今人的视野。但是古寺观存有的那份人文内涵、历史人物的活动印记以及保留在史籍和文学作品中的鲜活场景，都是北京的历史积淀和城市记忆。建议一些著名的古寺观可以作为地名永久保留（如东城区隆福寺、大佛寺，西城区护国寺等），可以为后人提供历史记忆和追思的线索，接续北京的历史文脉。其次，收集整理已经出版的北京古寺观的历史文献、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档案资料以及音像资料等，建立北京古寺观信息数据库，向城市管理者、研究学者、专业老师学生以及广大市民开放，利用它进行各种资讯、研究、宣传、教育、普及等功用，使这些历史建筑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

　　三、课题组成人员

　　课题负责人：陈晓苏，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毕业，先后供职于白塔寺文管所等单位；1985年到北京燕山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历任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二编室主任；1995年调入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负责《北京文博》的编辑出版工作。

　　课题顾问：吴梦麟，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一直从事北京市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工作，对北京市18个区县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对北京地区文物非常熟悉，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

　　课题组成员：韩建识，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北京历史地理；陈倩，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北京历史地理；高智伟，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北京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