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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成:人大“清史研究小组”成立前后与《颐和园》的写作

日期:2018年06月28日    来源: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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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王道成教授是我国研究皇家园林史的著名专家,所著《颐和园》为国内关于颐和园的权威性的著作,在圆明园研究领域是圆明园史研究的权威专家。王道成教授于197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本期“口述”栏目,请王道成教授讲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成立前后,以及《颐和园》(1978)一书写作的回忆。

  搞历史的人,过去是不搞园林(研究)的。特别是解放以后,为什么不搞园林呢?毛主席有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搞历史的人,都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阶级斗争的。所以说为什么在“文革”之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因为毛主席曾经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我们这个清史研究所,成立的时间比较晚。本来倡议成立清史研究所,是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事情。那个时候董必武董老提出来:一个新的朝代要为原来的朝代编写历史,我们也应该编写清史。当时(设想)的规模很大,光是搞翻译的就要有200多人,在建国初期要想成立这么大一个班子,是很困难的,所以建国初期(清史研究所)没有搞起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讲要搞清史,周总理也讲了,当时让吴晗来抓这个事,1964年的时候,中宣部还开了部长会议,决定在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清史研究所,郭影秋任所长,当时他是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为中央决定搞“四清”,郭影秋就说,清史研究所先不挂牌,回来以后再说。“四清”以后,“文革”就开始了,清史研究所就没有办起来。而且成为中宣部的一条“罪状”:为什么在“文革”前夕要在人民大学要搞清史研究所?旧市委垮了以后,郭影秋到新市委工作。之后康生又搞了个“二月兵变”,说人民大学是“二月兵变”要驻兵的地方,郭影秋就被打倒了。组建清史研究所的事情就没有人提了。

  后来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干部先后去江西余江“五七”干校,1972年,人民大学停办了。起初是准备把人民大学的人分到江西省。原来我们学校的专职书记,后来也是革委会副主任的崔耀先同志,到江西省去汇报情况,他曾讲人民大学的干部有几个特点:第一,从解放区来的多;第二,老同志多,级别高的多,当时人民大学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800多人;还有就是年老体弱的多。江西省的领导同志一听,我们的十七级以上干部,比他们全省的还多,落实干部政策,江西的老干部都安排不过来,怎么还能安排人民大学的呢?他们不敢要。当时吴德在北京当革委会主任,让我们陆陆续续地回来等候分配。

  回来以后做什么?历史教研室的同志就说,是不是还把清史研究所的事情提出来。那时候郭影秋已经在市委恢复工作,他们就和郭影秋谈,郭影秋说:现在我的身份不好讲这个事情,你们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我转给吴德,由他来处理。报告送上之后,吴德就批了,先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编制40个人——这个小组也不小了。以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来建立这个研究所。于是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是郭影秋,另外有胡华、罗髫渔、袁定中、尚钺。尚钺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是金日成的老师,是带领金日成走向革命道路的这样一个人。罗髫渔也是个老同志,是1942年的党员,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他是总理下面的四个党员教官之一,和肖楚女、恽代英是一起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就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和郭沫若一起,在第三厅工作。这两位都是老同志。袁定中是小组里面比较年轻的,胡华是党史专家,党史系原来也叫历史系。

  在那个时候,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只剩下20个人了,所以还剩下20个人要从有关系、所补充。比如我原来就是学中文的,另外还有搞档案、翻译的。罗髫渔同志原来是中文系的第二系主任,他为什么是“第二系主任”呢?排在他前面的何洛是延安鲁艺学院教授,因为中文系已经有一个主任了,所以他是并列的第二系主任。

  调过来以后,我们这个班子,尽管许多人在原来的单位,都是比较有成就的,像戴逸、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张晋藩,都在自己的专业上已有成就。但是作为研究清史来讲,都是从头学起。过去清史这一段,没有人研究。搞古代史的人认为清史是古代史的末期,搞近代史的认为清史属于古代史,所以这一段历史是“没有人管”。我们是一个新的单位,没有“老本”可吃,我们这些人在清史方面必须拿出成果。

  这时“文革”尚未结束,不能不搞,不搞就是走“白专道路”,而且当时提出来,要“开门办学,开门办研究”,当时人民大学停办了,清史研究小组属于北京师范大学管。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成果出来,但是外面的东西也必须要管,要跟上形势。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绝大部分人搞清史,而戴逸教授就接受了外交部的任务:研究《尼布楚条约》。因为当时苏联提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们吃亏了。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这些问题不能讲。现在既然人家把战争打起来了,我们就不能不应战。于是戴逸教授带着一些人研究《尼布楚条约》,要专门写一本书,其他人就搞清史。

  当时郭影秋提出来,清史研究小组的三项任务:一是要写一本《简明清史》,把脉络先弄清楚;第二是大事记,第三是尚钺同志的《中国历史纲要》要修订。这些工作要做,但外面的工作怎么办?专门有几个人“应付外差”,如约稿、讲课。当时有一个经常的任务就是写“大字报”,每个礼拜要换一次大字报,我是属于“应付外差”的人,也就是在这期间就和园林局有了联系。当时让北师大的物理系、化学系帮助天坛搞一个批“天命论”的展览,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志说,我们根本不懂这个,师大的领导说,你们不懂的话,不能找老师?于是就找到我们,就让我去帮他们搞。那时正在“评法批儒”,北京市就让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小组和园林局合作搞宋代的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当时参加的有十三陵、天坛、颐和园的同志,我们这边参加的还有郑昌淦教授和我。定陵参加的是后来到园林局的孟亚男,颐和园的叶捷春。叶捷春年龄不算大,但是是老革命,她父亲是县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也抓她,她就跑到了解放区。后来建国初期,她是第七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的秘书,赵尔陆在八大的发言还是她起草的,后来她就到北大上历史系,毕业后到北京市委人事局,“文革”时就到了乡下去,落实政策后就让她到颐和园当文物组的组长。天坛有两个人,一个是管种花的工人师傅邢克金,还有一个李元龙,李元龙是现在斋宫、中和韶乐的负责人。

  这项工作搞了半年,结束时颐和园的叶捷春就提出来,我们继续合作。我说两个单位的事情,我个人不能做主,要通过领导。当时颐和园的负责人是俞英,俞英也是个老同志,延安来的,她的爱人是戴晋元,总参三部部长。俞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时,她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找一个离家近的一点的吧。于是就到了颐和园当专职党委书记。

  这时北京出版社约颐和园写一本书,叶捷春说“继续合作”,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写这本书,我这样和他讲,他回去和领导汇报,于是后来俞英就给师大的党委书记高沂写了封信,高沂后来去教育部当部长。俞英和高沂在延安抗大的时候就是同学,所以高沂就批了。批了以后就准备让我去,当时有同志就讲,搞历史的去搞园林就是不务正业,袁定中同志不敢让我去啊,怕群众有意见。俞英想了个办法,正是四月,春天颐和园西府海棠盛开的时候,派轿子车把我们清史研究小组的人全部邀请到颐和园去游园。先坐船在湖里转了一圈,又在岸上游览,把一些主要的地方看了看,之后到北殿开座谈会。当时俞英说:我到颐和园工作,对颐和园的历史和现状一点也不了解,我真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我们把这本书当做颐和园的基本建设来对待,希望清史研究小组给予支持。——这个会很起作用,此后同志们的看法就变了,不仅让我去,而且后来文物出版社还出了一本《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清史研究小组与避暑山庄合作编的。

  我到了颐和园以后,叶捷春就告诉我一个情况,他说在我去之前一年(1974),日本代表团来访问,周总理接见他们以后,他们有人就提出来,说中国的专家认为“慈禧修颐和园用了3000万两银子”。但根据他们的研究没有这么多,只有500万两。总理听了以后,很有感慨。总理说:“颐和园是我们的,为什么日本人比我们更清楚?”当时新华社发了个内参,江青当时住在颐和园介寿堂,她知道这件事以后,想来弄清楚颐和园的修建经费问题。于是她就让颐和园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外面去查资料,进行调查。但是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这笔账是很难算的,查了几个月没有结果,就放下了。叶捷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以后,我就有一个感觉,颐和园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的专家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在此以前,关于颐和园的书有好几本,但是对颐和园历史的叙述,大都是不真实、不准确的。比如讲到颐和园历史的时候,有的书说颐和园在金代是金山行宫,在明代是好山园,在清初是瓮山行宫,后来才是清漪园。不仅专家的文章这么讲,新版的《辞海》也这么讲。我们为了写这本书,第一步是把现有的出版物都看了,看后我们感觉到怀疑,金代是金山行宫,那么瓮山就应该曾经叫做金山,但是金山并不在颐和园里面,而在外面,而且明人笔记里面讲,西湖在瓮山前面,“金山拱其后”——金山在瓮山后面。既然瓮山不叫金山,为什么会有个“金山行宫”呢?明代的好山园,唯一能证明这里有个好山园,就是乾隆写的耶律楚材墓的诗。里面就讲,耶律楚材的墓,在“好山园之东,以其逼近园门,故培土为山其上以藏之。”也就是把他的墓埋起来了。这一句仅出在乾隆的诗里面,明代有好山园找不到根据,特别是说好山园原来是皇家园林,后来赐给了魏忠贤,魏忠贤还把南湖岛作为囚禁反对他的人的水牢。但是在乾隆疏浚昆明湖以前,根本就没有南湖岛,怎么会有个好山园呢?而且从明代一些人的诗来看,这是有个圆静寺,但是诗人和圆静寺的和尚晚上还可以在西湖边上走来走去,如果这里是皇家园林,能办得到吗?

  再有说清初瓮山行宫,实际上清初这里只有一个瓮山马厩,就是养马的地方,当时太监如果逃跑了,就要把他放到瓮山马厩中去,罚他铡草一年。所以说在清漪园以前这段历史,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看了现有的东西以后,就感觉到光靠这些不行,应该要找别人没有看过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想到了档案,在当时看档案的人很少,有些人知道档案,但不能查阅,有的人不知道档案。查档案的“门槛”比较高,主要是接待研究人员。还要有时间,看档案不是一去就能找到东西,那等于是大海捞针,档案馆的档案原来是号称一千万件,一千万件不是一千万份,有时候一件就是一大捆,就是几百件、上千件的东西,没有经过整理。但是我们想要把很多疑问弄清楚,非看档案不可。当时档案馆对我们很优待,要看什么就让我们看什么,我们看的都是原件。

  在着手档案以前,对书怎么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路子,要把颐和园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和那些游人一起游览颐和园,听听他们有什么议论,他们关注什么问题,搞了一个礼拜,我们把游人们关注的问题归纳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颐和园的前身是什么样子;颐和园是怎么修起来的;修起来以后,在这里皇帝皇太后在这里有什么活动;颐和园的园林和建筑有什么特色。我们认为群众关心的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当时组长是叶捷春,除了叶捷春以外,颐和园还有一个人,现在是研究颐和园的专家了,就是耿刘同,他当时也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我们就想,这个书的结构,第一就是颐和园的前身,第二个,因为颐和园是慈禧修的,所以就是慈禧和颐和园,第三就是颐和园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第四个,颐和园的景物介绍,把颐和园的景物一个一个的进行介绍,主要就是介绍开放的部分,没有开放的区域就没有介绍。

  但我们的想法和北京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想法不太一样,他是想让我们走《故宫简介》的路子,也就是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颐和园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见证,颐和园是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课堂等等,想让我们这么写。可我就想,他们按照这个规格已经出了《定陵》,是由孟亚男同志写的,《定陵》已经出版一两年了,我就感觉我们这本书不能这么写。这么写很容易,框架有了,材料一填就好,几个月就写完了。这个书出版以后,很快就成为历史了,当时我说“出版之日就是它寿终正寝之时”。我就想走个新的路子,责任编辑还很不满意,说“搞历史的就是有历史癖”,过去鲁迅批胡适的时候,就说胡适有“考据癖”和“历史癖”。当时正在批胡适,意思说我是“半个胡适”。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走这个路。第一步,根据我们的思路先拿出一个初稿,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写了以后,在颐和园开了专家座谈会,当时侯仁之先生、陈庆华先生,故宫的朱家溍先生、单士元先生,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清华大学的周维权先生,二十多个专家学者参会。会上我就拿出了两个方案,稿子拿出来的是我们的初稿,当我把方案提出来,大家一讨论,都赞成我的意见,说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因为责任编辑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再开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北京出版社文史组的组长匡继先也去了,也听了专家们的意见,也表示同意。所以后来就换了责任编辑,左步青,后来到社科院去了。

  我们把当时的有关颐和园的出版物都看过了,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别人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个时候的档案馆还不在西华门这边,在东华门,还是平房,我们三个人每天到那里去看。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当时基本上就是我们几个在那看,光看档案就看了一年多。这些档案都没有经过整理,我们就一份一份的翻,有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抄,把档案馆的资料看完以后,我们又到国家图书馆,我们知道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一批“样式雷”家里的档案,除了图,还有文字资料。当时我们到北图去看,他们这些东西的保存在善本室的,装了200多口纸箱。据工作人员讲,我们是第一个利用这些材料的人。

  查阅档案时间花的比较多,颐和园的有的领导也坐不住了,有一天一位军代表问耿刘同,说你们写书一天写几个字啊?党委书记俞英因为长期在中央工作,对知识分子的甘苦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不是在抄书,而是写书,是像蚕子一样吃桑叶,吃了以后变成丝吐出来,这个短时间拿不出东西来。

  后来我们感觉到看档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有些东西我们看到的还是当时的原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乾隆派大学士傅恒去查万寿山清漪园的账的时候,查完以后写的奏折,这个奏折还是原件,连他外面包的封皮,都是原来的东西。傅恒的奏折是怎么回事呢?清朝有个制度,一项工程完工,必须“奏销”,也就是工程领了多少银子,用了多少,现在还存了多少,剩了多少材料,这些材料折成银子是多少,也就等于是现在的“结项”。清漪园修好以后十年他们没有奏销,所以说后来乾隆就让大学士傅恒,还有工部尚书海望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查账的组,专门来查清漪园的账。查完以后他们写了报告,报告说清漪园的账目是清楚的,就把清漪园什么时候开始修,什么时候结束,领了多少银子,用了多少,剩了多少,讲的清清楚楚。在清代皇家园林工程里面,这是唯一完整的资料。

  这些过去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有个清漪园,而清漪园和颐和园比起来谁大谁小?有的专家在书里面讲,清漪园比起来是比较小的,慈禧的颐和园是比较大的,但根据我们看档案和实地考察,实际上后来的颐和园修复的只是清漪园的一半,,而且有的地方还划出去了。乾隆修清漪园的时候,没有围墙的,后来才修了围墙,是因为慈禧住在那里。清漪园的时候,乾隆不住在那里,他只是有的时候去玩玩,时间不很长。用乾隆的话讲,“过辰而往,逮午而返”——过了辰时去,过了午时回来,就呆几个小时,没有过夜。因此保卫工作相对不那么重要,因为里面主要是庙宇。但是慈禧要住在那里,情况就不一样,需要修围墙,加强保卫工作。

  看了档案以后,对颐和园整个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起初我们从现有的资料里面,看到一些专家讲的金山行宫、好山园、瓮山行宫,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从档案里就看出来了,内务府有一个奏折里面讲,过去清漪园这个地方河道狭窄,管水闸、河道的人都没有,也没有官员,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宫殿,现在河的周围都有宫殿了。这个档案的一句话,就证明清漪园之前根本就没有皇家园林。

  像明朝的皇帝,他有和西湖有关系的建筑,譬如说,有一个皇帝在玉泉山修了望湖楼,他望湖,望西湖。有一个皇帝在西湖边上修了个钓台,在那里钓鱼。明神宗朱翊钧从十三陵回来的时候,在西湖举行了水猎——在水上打猎,开头在水上船闸关起来,提高水位,鱼呢放在水里,皇帝和后宫妃嫔来了以后,信炮一放,这些人把渔网一举,这些鱼就在网里蹦。这个事情在明代的笔记里面讲到过。但是以上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这条材料就证明,在这里没有皇家建筑,也没有所谓的好山园。

  关于清漪园,我们刚才讲了,原来我们知道这是乾隆十六年,乾隆为了给母亲六十岁祝寿修建的。明代助圣夫人罗氏,出钱修庙,叫圆静寺,到清朝的时候圆静寺已经破败不堪了,乾隆就在此处修了。因为乾隆给他的母亲祝寿,把瓮山改成了万寿山。西湖在明朝的时候是个风景区,特别是在夏天,这里的十里荷花,盛开的时候这里游览的人很多,所以袁宏道有一篇游记里面讲:“每至盛夏之月,芙容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妙极了。但是当时的西湖有个弱点,到了雨季,洪水泛滥,西湖的堤要决口。从明史里面看,西湖是多次决堤,康熙修畅春园的时候,就在昆明湖的东堤的下面,当时康熙没有力量根治西湖,他在畅春园西墙外面又修了一道堤。现在的东堤是康熙的时候,修了用来保卫畅春园的。因为在畅春园的西墙外,所以又叫西堤,在西堤的外面才是西湖堤。

  乾隆时国力强盛了,有力量根治西湖水患了,所以把西湖的面积扩大,把原来的西湖堤挖掉了,中间有龙王庙的一部分留下来,就是现在的南湖岛。在修清漪园之前,乾隆就已经想到了要在这里修一个很好的园林。中国园林有两大要素,一个是山,另一个是水,原来清朝的皇家园林,不管是畅春园还是圆明园,都是平地造园,山水都是人工的。玉泉山和香山,有山少水,乾隆就想要造一个有山有水、真山真水的园林,第一步就是根治西湖,根治西湖的时候,仿照杭州的西湖来疏浚的,把西湖疏浚了,疏浚西湖的土堆在了瓮山上面,原来的瓮山是个是石山,明朝人的记载里面讲,瓮山是无草木,光秃秃的。乾隆这样就把土堆在了万寿山上面,万寿山也就被改造了。土堆上去了还要进行绿化,松柏种上去,然后修建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清漪园的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除了汉传佛教以外,还有藏传佛教的,前山是汉传佛教,后山是藏传佛教,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等。另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佛像,因为都是宗教建筑,乾隆他是不在那里住。

  南湖岛上,有一座仿黄鹤楼的建筑,后来这个“黄鹤楼”体量比较大,南湖岛土质承载不了,修完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后来就拆掉了,乾隆的时候还有。乾隆在一首诗里面讲:这个楼叫望蟾阁,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里看过月亮。而且在注里面,他还说过了辰时来,到了午时我就走,“未尝度宵”——我没有在这里过夜。

  从档案里面,都可以看出来,颐和园很多地方都有宗教建筑,不仅有佛教,还有道教。现在的文昌阁,上去还可以看到文昌帝君的铜像。西边还有一个贝阙城关。贝阙城关上面是空的,就是个亭子,但是原来里面是有东西的。根据档案记载,以前里面放的是镀金的关羽像,而且还有周仓和关平在他的身边。当时它的布局“东文西武”,一边是文昌,一边是关帝。如果不看档案,很多地方弄不清楚布局。

  还有从档案里面,对建筑的变化也调查清楚了,比如说佛香阁,在过去是有争议的,乾隆修大报恩寺的时候,准备仿造杭州钱塘江边六和塔,在这里建一个大报恩延寿塔,在乾隆皇帝的诗里面讲到过,这个塔已经修到了第八层了,照理说一个九层的塔修到了第八层,那肯定是要修完的,但是没有最终竣工。过去有人就讲,佛香阁原来是九层,是英法联军把它打掉了一半,慈禧修颐和园的时候,修复了剩下一半;另外一种说法,佛香阁和大报恩延寿塔都是有的,后来又在它旁边修了一个。但是地方就这么大一点,把佛香阁和大报恩寺延寿塔建在同一地方是不行的。我们从档案里面弄清楚了,这个塔修到第八层的时候出故障了。有的书上说它“未成而倾”。塌了以后,因为乾隆修佛香阁的时候,不仅在这里,还在北海的大报恩延寿寺修了报恩延寿塔,但是这一座被火烧了,一座塌了,乾隆就认为这是上天的示警,于是他就下旨停修,改建佛楼。但是这个佛楼是个什么样子?没有记载。后来我们从档案里面发现,后来乾隆修的属于佛楼,就是现在佛香阁的样子。档案里面发现了一个图,是彩绘的,上面贴了两个黄签。一个是“恭呈慈览”,一个是“依旧式重建”,这个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图纸,是送给慈禧审定的,“慈览”嘛。“依旧式重建”,则说明这个楼,是按照被英法联军毁掉的那一个佛香阁重建的。这样一来,这个争论就解决了。另外,佛香阁里面的陈设,清朝档案里是有陈设档的,统治者对管理很重视,哪一层有什么佛像,摆了什么东西,讲得很清楚。不仅像报恩延寿寺这样大的建筑,就连石舫那样的建筑都是有的。后来佛像毁了,后来弄了个泥塑的放在那里,解放初期是个泥塑的。那个不是原来的样子,“文革”的时候佛像又被砸掉,之后弄了个毛主席像在那里。

  “文革”以后,从城内的弥陀寺里面,弄来一个千手千眼的佛像,根据就是档案里面讲的佛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仅是说了解原来是什么样子,而且为我们现在的恢复过去的东西,提供了很多参考。

  在这里(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万寿山的奏折,当时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照相或者复印,没有钱,所以就只能抄写。这里记录了万寿山工程,所用银两。拆毁的塔身是八层,花费几何,这些在奏折里面都讲了。还有铜亭、万寿山宝云阁,用了多少铜,规格怎么样,在这里奏折讲的是,避暑山庄内的珠源寺,要筑一座铜亭,是按照清漪园做的。所以说档案不仅帮我们了解清漪园,还帮我们了解了避暑山庄。

  最后,关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所需经费问题,也是利用颐和园档案解决的。九十年代初,我撰写了《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一文,发表在《清史研究》上。光绪年间,修建颐和园(就建筑本身而言,不包括室内陈设)所需经费大致在五六百万白银之间比较合理。因为我们通过解读档案发现,乾隆年间清漪园修建所需经费只有四百多万两,而清漪园要比颐和园修建工程要大,颐和园只是清漪园的一半。光绪十四年(1888)以前,颐和园五十六项工程预算用银合计三百一十多万两,占到整个颐和园修建工程的一半以上。所以,没有档案给我们提供一手的材料,这个问题始终是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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